“這里不能進!”
2026年4月18日,北京張自忠路3號,幾名游客被門衛硬生生攔在閘機外。他們想看的,是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老北京口中的“段府”,一座2006年即列入全國重點文保單位的近代史地標。大門緊閉的背后,是長達數十年的文物占用史,也是一場剛剛啟動卻仍未完結的騰退拉鋸戰。
時隔一年,騰退簽約已過大半,院內仍有22戶居民拒絕搬離。灰4樓一樓,湯建春家門口貼著“禁止變相逼簽”的字條。左鄰右舍大多騰空上鎖,樓道里只剩下昔日火情通報和“重大火災隱患單位”的紅色牌子,提醒著這里的特殊身份。
五歲搬進王府,一住便是半個世紀
1969年,5歲的湯建春隨父母住進段府。父親曾是警衛員,一家四口分得三間房,每間不過十幾平方米,有些屋子數十年照不進陽光。但這片棲身之所租金極低,早年每月幾塊錢,如今也不過二十多元——而在二環外,附近一套兩居室月租已高達一萬四五。
成家后,湯建春從父親手里分得一間小屋。女兒出生,三口人擠在沒有廚房、衛生間的斗室里,他只能搭個閣樓睡覺。像他這樣的改造在段府比比皆是:陽臺外擴成儲物間,公共走廊被各家切割為廚房,煤氣罐、熱水器擠在木質結構的樓道上。
從文物保護的角度看,這樣的居住狀態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原北京市文物局局長孔繁峙曾坦言,他任內最大的壓力就是擔心段府這類文物失火。高峰時期,段府住著四百余戶教職工及家屬,家家明火做飯,消防車卻開不進低矮的院門。2019年,這里被國務院掛牌為重大火災隱患單位。
遲到的騰退:從資金缺口到數億成本
文保部門并非沒有警覺。早在2000年代,文物部門就多次與產權使用方中國人民大學協商搬遷。人大曾向中央財政申請資金,但彼時國家財力有限,僅能覆蓋部分搶險修繕。據公開報道,2006年騰退資金缺口已達千萬元;到2018年東城區再次推動時,仍因資金無著而不了了之。
隨著北京房價飆升,二十年后段府的騰退成本已漲至數億元。2023年11月,段府終于被列入北京市首批文物騰退計劃。政府給出貨幣補償和房屋置換兩種方案,大部分居民選擇了每平方米超10萬元的貨幣補償,少數搬進東五環外豆各莊的安置房。2025年6月,第一批居民完成簽約。
但湯建春們留了下來。他不認為自己是在反對文物保護——“樓梯上掉塊磚,我們都撿起來放好。”他只是對補償價格不滿意。過去一年,部分居民多次起訴政府,均以敗訴告終,有人已提起上訴。
王府悲歡,并非孤例
段府的困局,是北京老城文物被不當占用的縮影。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張樹華2020年披露的數據曾令人心驚:北京市890多處國、市、區級文保單位中,被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居民不合理占用的高達80%,真正對外開放的不足20%。
許多知名文物的騰退,都走過一條比段府更漫長的路。恭王府的騰退歷時27年,先后在三代國務院領導推動下,才于2008年奧運會前開放。大高玄殿這座明清皇家道觀,從2001年國務院領導批示,到2005年季羨林、侯仁之等十位學者聯名呼吁,再到財政部、北京市介入協調,直至2010年才正式交還故宮,耗時近十年。拈花寺被人大印刷廠占用60年,佛教界通過政協連續十年提交提案,直到2014年才完成騰退。
這些案例背后,是同一個死結:中央單位、軍事單位、高校等占用者背景深厚,北京市一級往往協調不動。東城區一位負責歷史建筑保護的干部回憶,他們去溝通時,曾有單位直接把通知扔出來說:“讓你們區委書記來。”
段府的22戶滯留戶,只是這道巨大歷史欠賬中的一個逗號。更大的命題在于:當個體生計與公共文化遺產狹路相逢,如何在情理法之間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這恐怕比單純的建筑騰空更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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