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7月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坎德布(Adam Candeub)出任美國司法部反壟斷局新局長。坎德布現任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總法律顧問,長期以來一直是科技巨頭的批評者,也是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2025計劃”反壟斷章節的執筆人。
不過,這一人事調整并不預示著美國反壟斷監管的全面收緊。據富而德律師事務所,放松管制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原則。事實上,在前任反壟斷局局長斯萊特(Gail Slater)離職后,美國司法部與演出票務巨頭Live Nation達成和解,徹底放棄了“強行拆分公司”這一核心訴求,轉而接受了以“行為緩解和局部資產剝離”為主的妥協方案。
就本屆美國政府對科技監管的態度,全球經濟分析公司BCA Research策略師馬語書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至少在特朗普本屆任期的未來兩年內,無論是出于提升美國國家競爭力的現實考量,還是順應戰略性投資的政策訴求,當前的放寬監管的趨勢都將持續下去。
“即使到2028年大選換屆、民主黨重新執政,其政策取向可能有所不同,但預計監管也不會出現劇烈收緊。雖然商界與科技界人士在政治體制內的話語權確有提升,但最終的決策權依然掌握在國會及既定政策框架手中。這些力量政治影響力的增加,本質上是整體政治經濟環境演變的結果,而非推動政策轉向的根本原因。”馬語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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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頭批評者接手反壟斷監管
目前,坎德布接手的是一個動蕩的位置。前任局長斯萊特于2026年2月離任,代理局長阿塞菲(Omeed Assefi)今年6月也已離任。這是反壟斷局18個月內第三次面臨領導層空缺。近期,該部門由美國司法部副部長伍德沃德(Stanley Woodward)負責監督。
坎德布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反壟斷專才,履歷更多集中在電信監管領域。特朗普首個任期內,他曾在美國商務部國家電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任職,協助執行總統打擊科技巨頭“壓制保守派言論”的行政令。
從他撰寫的“2025計劃”反壟斷章節來看,他認為大型互聯網平臺盡管規模巨大,卻避開了重大反壟斷責任或起訴。他長期主張收緊《通信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條,該條款使科技公司免于為平臺用戶生成內容承擔法律責任。2019年,他撰文批評Meta前身臉書(Facebook)、谷歌、推特(現為X)等公司利用第230條一邊倡導開放互聯網,一邊為自身審查制度辯護。
值得注意的是,坎德布曾在文章中質疑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是否應當繼續保有執行反壟斷法的獨立地位,甚至質疑其存在的必要性。根據美國機構設置,FTC是一個獨立于總統行政系統的“獨立監管機構”,總統不能無正當理由隨意解雇FTC專員。目前,美國的反壟斷執法由美國司法部和FTC“兩家分治”。
據報道,坎德布將接手美國司法部目前涉及科技巨頭的多起案件,包括谷歌針對其在線搜索壟斷裁決提起的上訴,以及2024年對蘋果涉嫌壟斷智能手機市場提起的訴訟。此外,美國司法部此前批準的派拉蒙-天空之舞(Paramount Skydance)對華納兄弟探索公司(Warner Bros Discovery)1100億美元的收購案已被法官暫時叫停,這也將屬于其管轄范圍。
坎德布的提名仍需參議院確認,但由于共和黨在參議院席位優勢微弱,預計這一確認程序可能耗時數月,甚至拖至2026年底以后。
本屆美國政府的反壟斷執法路徑
根據富而德律師事務所,2025年早些時候,特朗普發布了兩項旨在放松管制的行政命令。第14192號行政命令宣布“行政部門的政策”是聯邦機構應“減輕美國人民承受的不必要監管負擔”,而第14219號行政命令指示聯邦機構“啟動審查所有法規的程序”,并找出聯邦政府內部削弱競爭、創業和創新的法規。
同年5月,美國司法部與FTC聯合致信各聯邦機構負責人,要求列出“反競爭監管壁壘”清單,并點名醫療保健、能源、科技等六大適宜放松監管的行業。在科技領域,信函認為,包括拜登政府網絡中立規則在內的“過度監管”,可能實際上服務于大型科技公司的利益,同時阻礙新興企業的投資與創新;當大型科技公司免于充分競爭時,可能以多種方式降低產品質量,包括提供劣質的隱私保護、審查用戶言論。
上述行政令和措施的發布都指向本屆政府“放松監管”的政策傾向。但從反壟斷局的人事任命更換來看,分析認為,特朗普政府內部對于反壟斷監管實則存在不同派系的長期拉鋸,一派主張采取強硬的競爭政策,另一派則是對企業游說持開放態度的親商派。作為一名反壟斷鷹派,前任反壟斷局局長斯萊特上任不足一年,因與司法部高層在人事決定、公開表態和案件策略上爆發沖突,雙方的關系不斷惡化,最終選擇離職。
其中一大重要事件是休利特普卡德企業(HPE)收購瞻博網絡(Juniper Networks)案。美國司法部曾于2025年1月起訴阻止這筆價值140億美元的交易,但在五個月后卻又達成和解放行。報道援引知情人士稱,斯萊特對該和解協議持反對意見。隨后不久,美國司法部解雇了反壟斷局兩名高層官員,其中包括斯萊特的副手阿爾福德(Roger Alford)。阿爾福德指控,司法部部長邦迪的助手在談判該和解協議時受到了游說者的影響。但對此,美國司法部發布聲明回應稱,該并購案的解決“完全是基于交易本身的優劣”。
前FTC主席科瓦契奇(William Kovacic)評價稱:“對政治干預的歡迎以及游說者角色的介入,意味著在決定起訴與否時,傳統的技術分析方法所占的權重變小了……一旦作出政治決定,就不允許有任何對后果的反駁。”另一位高級反壟斷律師也認為,本屆政府“并非普遍支持強力執法”,而更傾向于“基于交易性質的反壟斷審查”。
此外,據德克利法律事務所(Dechert)統計的數據,由美國聯邦并購監管機構發起的調查數量在2025年也出現了急劇下降。與拜登政府時期由前FTC主席里納·汗(Lina Khan)主導的“主張訴訟拆分、全面強化合并審查”的路線不同,特朗普政府表現出更傾向于接受帶附加條件的“行為緩解措施”的和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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