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空洞的形式走向有內容的記憶,以公民愛國主義記住榮光、淡忘傷痛。我手頭有一個小小的證據,指向哥倫比亞在共享記憶上的一個大問題。在遠離波哥大的多個省份城鎮學校里,我常走進八年級教室,面對大約13歲的學生,做一個口頭測試小游戲,獎品是3000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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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歷史課——以及地理課——在課程設置和教學上的缺陷,我們還面臨著作為口述記憶傳遞者的家庭功能衰退,以及曾經引導社會討論的媒體影響力下降。青少年因高強度使用智能手機、過度依賴屏幕,持續注意力和面對面社會化能力也在被削弱。如今,教育幾乎是僅剩的手段,用來緩解這些不利趨勢,避免我們變成一個對自身所知甚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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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們還應當反思一種相對較新的激進傾向:它與勒南當年的觀察恰好相反,即不斷播撒一種只記住傷痛、助長怨恨,卻忽視共同歷史榮光的敘事。勒南在1882年說過:“一個民族的本質,在于所有個體都擁有許多共同之處,也在于所有人都遺忘了許多事情。”
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學校的名字。很多學校的命名,原本正是為了讓某些記憶不被遺忘,但我們如今卻正在把它們忘掉。沒有學校會叫“九月之夜”,但卻有好幾所學校叫“曼努埃麗塔·薩恩斯”。這些有意設置的記憶“場所”——借用皮埃爾·諾拉的概念——必須被有意識地維持其功能,而我們并沒有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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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大約有10000所公立教育機構,如果把校區算進去,數量還要超過這個數字的4倍。也就是說,我們曾作出過成千上萬次決定,要保存共享記憶中的某些片段,而這些決定理應被認真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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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其實簡單而且成本不高:由總統以法令形式設立每年一次的“學校日”,圍繞學校所冠名的人物,紀念并延續相關記憶,包括其所處時代、生平、價值觀、知識,甚至技能。日期可以選在其誕辰、忌日或相關事跡紀念日。這種做法,與波蘭學校的主保圣人紀念日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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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外來者,只要走進鄉鎮學校的教室,試圖贏得一群年輕學生的注意力,而這些孩子正面臨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的風險,就會明白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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