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7相：英國實力與野心之錯位

美加墨世界杯結束了。足球這項由英國人發明的運動，如今已經成為這個島國最成功的出口品。

只是，當英格蘭人為足球狂歡時，這個國家的另一面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就在球隊闖入八強前后，唐寧街10號的主人正在收拾行李。6月22日，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站在官邸門前，聲音發顫地宣布辭職。

他在2024年才帶領工黨以壓倒性優勢重返執政，不到兩年便在黨內失去信任，被自己人請下了臺。接替他的很可能是前大曼徹斯特市長伯納姆（Andy Burnham），屆時他將成為英國十年內的第七位首相。

一個能夠把足球和職業聯賽做到世界第一的國家，為什么連續十年留不住一位首相，也找不回一段像樣的經濟增長？把這兩幅畫面擺在一起，才能看清當代英國真正的處境：它在自己愿意持續投入，也確實擅長的領域，依舊能夠做到世界一流；但支撐一個大國架子的那副家底，卻正在被緩慢掏空。

雄心跑在前面，實力卻追不上來，這才是理解英國過去十年的鑰匙。

16年未見增長

先看看英國經濟究竟有多糟糕。

2025年，英國經濟只增長了1.3%，而且下半年按人均計算的實際GDP仍在下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2026年的增長預測只有0.9%，連1%都不到，將英國與西班牙、葡萄牙等體量小得多的經濟體放到了同一檔。

與此同時，通脹卻遲遲無法回到2%的目標，2026年預計仍將在3.4%至3.7%之間。經濟增長疲軟原本應當壓低物價，英國卻陷入了增長乏力、通脹黏滯的兩難，使英格蘭銀行即使希望降息，也難以放開手腳。

真正的病根在于生產率。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生產率增長幾乎停擺，這也是一系列經濟問題的共同源頭。生產率不上升，工資、公共服務和財政收入就都失去了長期改善的基礎。

把時間拉長來看，問題更加觸目驚心。2007年，英國人均GDP比歐元區低約3%，比美國低約20%；到2024年，英國與歐元區的差距擴大到7%，與美國的差距更是拉大至30%。

同樣經歷疫情后的經濟恢復，英國家庭支出只增長了1.4%，美國增長了近20%，歐元區也增長了5%。換句話說，其他國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即使改善緩慢，至少還在向前走；英國普通人的真實感受卻是原地踏步，甚至有所倒退。

經濟停滯之下，各種麻煩接踵而至。失業率一路攀升至5.2%以上，創下近十余年來的新高，年輕人尤其難以進入就業市場。一份官方評估曾測算，那些既不上學、不就業，也不接受職業培訓的年輕人，即所謂NEET群體，每年給英國經濟造成的損失高達1250億英鎊。

企業投資長期低于脫歐前水平，最新一個季度甚至仍在下滑。能源價格居高不下，鋼鐵、化工等高耗能產業接連關廠，去工業化不再只是抽象的統計概念，而是在工廠關閉和就業流失中真實發生。

英國國債規模已經逼近GDP的102%至105%，財政赤字連續多年超過4%。財政大臣里夫斯（Rachel Reeves）在財政紀律框架下可以騰挪的余地只剩兩百多億英鎊，任何經濟波動都可能令預算突破紅線。

于是，英國政府被鎖進了一個近乎無解的循環。想投資未來，沒有錢；想通過減稅刺激經濟，沒有錢；想改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還是沒有錢。經濟增長上不去，財政就會繼續收緊；財政一旦收緊，政府只能依靠凍結個稅起征點、隱性加稅和削減支出來騰挪，而這些措施又會進一步壓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拖累消費和增長。

英國工資在名義上已經跑贏通脹，但扣除房租、房貸和不斷加重的稅負，多數家庭真正能夠支配的錢并沒有明顯增加。面對這樣的財政狀況，誰來當家都很難有所作為。

10年7相

正是在這樣的經濟底色上，英國政治開始不斷翻船。

十年內六換首相，聽起來荒唐得近乎笑話。卡梅倫（2010-2016）、梅伊（2016-2019）、約翰遜（2019-2022）、特拉斯（2022，在任僅四十多天）、蘇納克（2022-2024）、斯塔默（2024-2026），如今馬上要輪到第7位。

｜當地時間，英國倫敦，2016年以來英國六位前首相在唐寧街10號外發表辭職演講的檔案照片組合。從上至下從左至右依次為基爾·斯塔默、里希·蘇納克、莉茲·特拉斯、鮑里斯·約翰遜、特蕾莎·梅和戴維·卡梅倫。

海外媒體經常以難以置信的口吻討論這一現象，英國國內也流行起一個詞——“ungovernable”，仿佛這個國家已經變得難以治理，無論誰上臺，都躲不過狼狽下場。

但將責任歸結為“英國選民太難伺候”，其實是在替這些首相尋找借口。六位首相的下臺，大多源于自身的戰略誤判，而非民意毫無規律地反復變化。

卡梅倫過于自信地認為自己能夠帶領留歐陣營取勝，于是押上政治前途發動脫歐公投，最終輸掉了整個政治生命。梅伊接手后又提前解散國會豪賭，在競選中主動提出不受歡迎的政策主張，將兩位數的民調優勢消耗殆盡。此后，她雖然勉強維持少數政府，卻再也無法壓制保守黨內部圍繞脫歐路線的分裂。

約翰遜則栽在政治操守上。“派對門”丑聞中，他一次次作出誤導性解釋，又一次次被證據拆穿，隨后還包庇受到性侵指控的政治盟友，最終迫使跨派系議員集體倒戈。

特拉斯上臺后立即推出大規模減稅預算，市場當場陷入恐慌，英鎊和英國國債價格劇烈波動，并最終導致她閃電辭職。蘇納克的下臺則更接近正常的政黨輪替：他接手時，保守黨早已被前幾任政府透支了信譽和民意，回天乏術。

這些錯誤本可以避免。說到底，撤換他們也是英國議會內閣制正常運轉的結果。盡早換掉一個不稱職的船長，恰恰是這套制度的優點，可以避免損失繼續擴大。從這個角度看，頻繁換相未必是問題本身，反而是制度糾錯的一種方式。

但故事還有另一層，而這一層恰恰與第一部分的經濟賬本緊密相連。

經濟長期停滯，抽走了任何一位英國首相手中最寶貴的政治資源，即通過做大蛋糕，讓不同群體同時獲益的財政空間。當經濟停止增長，政治便從“分享增量”變成“分割存量”，逐漸演變為一場零和的分配廝殺：給老年人多一點，年輕人就要少一點；軍費要增加，福利就必須削減；公共醫療要獲得更多資金，其他部門便要承擔緊縮壓力。

斯塔默的困境正在于此。他依靠一種近似“選區精算師”的策略贏得2024年大選，核心目標是在關鍵選區盡可能不被討厭。為此，他在競選中承諾不提高三大主要稅種，等于在執政前便主動捆住了自己的手腳。

上臺后，斯塔默拿得出手的第一個重大動作，竟然是取消部分老年人的冬季取暖補貼。政策本身或許具有一定財政合理性，但他始終無法向公眾解釋，節省下來的錢究竟要投入什么領域，又將把國家帶向何方。他反復強調填補前任政府留下的財政窟窿，卻將整個國家的未來描述得一片灰暗。

到2026年5月地方選舉慘敗、面對黨內逼宮時，斯塔默又喊出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卻依然說不清這把斧頭究竟要砍向哪里。工黨議員最終放棄他，與其說是一次背叛，不如說是沒有人知道，繼續跟隨他究竟要走向何方。

而真正令英國政治進一步失穩的新變量，是法拉奇（Nigel Farage）領導的改革黨（Reform UK）的崛起。5月地方選舉中，工黨丟掉一千多個議席，改革黨大舉斬獲，這才成為壓垮斯塔默的最后一根稻草。長期停滯的經濟滋養了選民的憤怒，而這種憤怒又流向主打反移民、反建制的民粹主義力量，使英國兩大傳統政黨同時腹背受敵。

伯納姆若真能入主唐寧街，接手的仍將是同一份困難的經濟賬本，以及同一個不斷碎裂的政治光譜。除非他能夠講出一個斯塔默始終沒有講清楚的國家方向，否則第七位首相未必能比前六位坐得更穩。

沖在最前的配角

經濟的長期停滯和政治的持續動蕩，最終都會在國際舞臺上顯露出來。英國最鮮明的實力錯位，就體現在它對烏克蘭的支持上。

在援烏上英國一直沖在第一線。它與法國共同牽頭組建“志愿者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2026年1月在巴黎與澤連斯基簽署意向宣言，承諾一旦實現停火，將向烏克蘭派駐多國部隊（MNF-U）。

英國還領銜約五十個國家參加的烏克蘭防務聯絡小組，2026年承諾的軍事援助高達45億英鎊，促成價值16億英鎊的防空導彈訂單，并利用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為基輔提供22.6億英鎊貸款。

斯塔默在任期間，幾乎將“歐洲安全領導者”塑造成自己最鮮明的國際政治標簽。他一次又一次召集峰會，協調歐洲國家立場，儼然成為后冷戰時代歐洲防務的召集人。

問題在于，喊出這些承諾的英國，手里究竟還剩多少可以使用的資源。

英國陸軍正規軍已經縮減至約7.3萬人，是克倫威爾時代以來最小的規模。國防預算約為570億英鎊，卻要同時維持陸海空三軍、核威懾體系以及全部人員開支。若將占整個國防預算約四分之一的三叉戟核武項目剝離，英國投入常規軍力的資金只相當于GDP的1.75%左右，與西班牙、葡萄牙大致處于同一水平。

按照常規軍費占GDP的比重計算，英國在北約內部的排名正一路滑向第21位，而它曾經長期穩居第二。皇家海軍能夠隨時出動的驅逐艦和護衛艦只剩六艘。英國國防投資計劃還被曝存在高達280億英鎊的資金缺口。2026年6月底，政府終于公布一項號稱追加150億英鎊的方案，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賬目騰挪和所謂“效率節約”，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新增資金。國防大臣希利（John Healey）甚至一度因經費爭議提出辭職。

英國評論界為這種狀態起了不少刻薄的綽號，稱之為“說得多、做得少的差距”、被日本方面在聯合戰機項目中私下稱為“幽靈盟友”，以及“紙面強權”或者“波將金式強國”等。這些說法雖然尖銳，卻都指向同一個事實：英國試圖在國際舞臺上扮演的角色，與它真正實力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一個愿意為盟友挺身而出的國家值得尊敬。但當一國的戰略雄心持續透支其軍力和財力時，沖在最前面，也可能只是更快地暴露自身的能力短板。援助烏克蘭可以是道義和戰略上的正確選擇，但如何援助、承擔多大責任，以及如何避免超過自身承受能力，才是英國真正需要回答、卻一直試圖回避的問題。

三獅如何破局

把經濟賬本、政治動蕩和軍力困境放在一起，結論并不是英國已經衰敗到無可救藥。恰恰相反，世界杯四強和英超的全球統治力提醒人們：凡是英國真正愿意長期投入，并且能夠保持戰略專注的領域，它依舊有能力做到世界頂尖。

英國真正的出路，是將彌散在各個方向的雄心，收回到自身資源和能力能夠支撐的范圍之內，然后集中投入，重新建立優勢。

英國的長板其實十分清楚。倫敦金融城仍是全球屈指可數的金融樞紐；英語、普通法體系和格林尼治時區，共同構成了其他國家難以復制的制度性便利。牛津、劍橋和羅素集團大學，使英國高等教育和基礎科研長期位居世界前列，生命科學、人工智能等領域也擁有真正扎實的技術積累，DeepMind便誕生于倫敦。

BBC、創意產業以及英超這樣的文化產品，則共同支撐起一套罕見的全球軟實力體系。這些優勢的共同特點在于，它們更多依賴人才、制度、知識和品牌，而不是依靠海量資本、龐大人口和完整重工業體系進行堆砌。

順著這條邏輯，英國需要作出的選擇也就逐漸清晰。

第一，把恢復經濟增長作為壓倒性的國家目標，并從提高生產率入手。僵化的規劃審批制度、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和長期低迷的企業投資，才是真正束縛英國經濟的鎖鏈。松開這些結構性約束，比任何短期財政刺激都更加治本。

第二，明確自身的比較優勢，不再按照傳統大工業國家或者單獨軍事強國的邏輯配置資源。金融、科研、高等教育、創意產業和法律服務，才是英國最具全球競爭力的領域，國家戰略資源應當進一步向這些部門傾斜。

第三，在安全領域轉向更加清晰的精兵路線。與其勉強維持一支規模不足、裝備缺口不斷擴大的傳統軍隊，不如集中投入人工智能、無人系統、網絡安全、情報和遠程打擊等真正決定未來戰爭形態的能力。這也正是英國自身《戰略防務評估》中“20/40/40”構想所指向的方向。成為聯盟的召集人、技術專家和協調者，遠比勉強維持一支永遠填不滿的龐大陸軍更加現實。

第四，務實修復與歐盟的經貿關系。脫歐對英國企業投資和貿易成本的長期拖累已經十分明顯。伯納姆據信有意加快對歐關系“重啟”，如果英國能夠在不重新引爆脫歐政治爭議的前提下，減少監管分歧和貿易摩擦，就等于為長期停滯的經濟松開一道繩索。

這四件事背后，還隱藏著一個更加根本的前提：英國政治必須先穩定下來。

但政治穩定并不意味著首相只要多熬幾年任期便算成功，而是要為國家提供一個清晰、可信并且能夠持續執行的方向。斯塔默的失敗，就在于他將含混不清視為一種政治美德，滿口“好好做事”，卻始終說不清究竟要做什么事。

英國下一位領導人若希望坐得比前幾任更穩，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敢于作出困難的決斷，明確解釋政策的代價，并且為最終結果承擔責任，把一個可信的國家愿景講給選民聽。

結語

世界杯賽場上，三獅依舊在咆哮；英超的賬面上，英國依舊富甲天下。可在球場邊線之外，這個國家卻在悄然退場。他們的經濟16年沒有取得像樣的進展，10年更換了7位當家人，軍力被一點點掏空，卻仍然希望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昔日的主角。

雄獅并沒有失去牙齒。世界杯四強之路已經證明，只要愿意持續投入、保持足夠專注，英國仍然能夠站上世界之巔。它真正需要想清楚的，只是自己究竟希望成為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是繼續讓野心跑在家底前面，將有限的力量攤薄在一個個難以支撐的角色上；還是把雄心收回到能力之內，在自己真正擅長的領域，重新做到世界一流。

唐寧街10號的主人來來去去，那只守在內閣辦公室、任憑首相不斷更替的捕鼠官貓咪賴瑞，卻依舊巋然不動。或許對今天的英國而言，比換人更困難，也更加重要的，是想明白這只雄獅究竟要往哪里走。

No.6999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朱兆一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歡迎點看【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