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裁量權，其實不“自由”？

*本文為《半月談內部版》2026年第7期內容

近年來，一些案件因自由裁量權引發公眾關注。如武漢一法院對一對夫妻不判離婚，而發“感情修復通知書”，并要求判決生效起六個月內沒有新情況新理由不予受理，引發爭議，律師稱這屬于自由裁量舉措。

在司法實踐中案件千差萬別，而法律規定無法細致到每個情節，由此產生了法官根據法律原則、實際案情等分析判斷后，酌情作出裁判的自由裁量權。當前，社會對自由裁量權的理解尚存誤區。隨著法院系統不斷推進量刑規范化，推出案例庫、類案檢索等舉措，自由裁量權將越來越規范。

公眾理解“自由裁量權”尚存在誤區

“有人覺得自由裁量權就是法官自由發揮?！蹦郴鶎优沙龇ㄍネラL王挺說，這是常見的認識誤區之一。法律不可能細致到現實的每個刻度，法條之間的空隙使自由裁量權有了存在的意義，法官根據自己對法條的理解、審判經驗和實際案情等作出裁判，依據的依然是法律和事實。一位基層法院副院長說，一些人誤認為自由裁量權是超越法律規定和案件事實、憑個人主觀意志隨意裁判，甚至認為自由裁量權是法官個人的權力。

第二個誤區是認為自由裁量權導致“同案不同判”。法官李力說，社會認知的“同案”和法律意義上的“同案”不是一個概念。在法官眼里，“同案”只是同類型案件，具體情節的不同決定了判決結果的不同。一位西南某省會城市中院刑庭副庭長說，以殺人案為例，群眾的樸素觀念認為“殺人償命”，但法官需要考慮具體情節，“一些人尤其是被告家屬很難理解，他們往往認為罪名或后果一樣，刑期也應一樣”。云南民族大學法學院教師、博士方東說，刑法規定“多次盜竊”構成盜竊罪，對“多次”就有不同理解，一晚盜竊幾戶人家，算一次還是多次？

三是判決結果與期望不一致，將自由裁量等同于枉法裁判。王挺說，一些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當事人因自身利益很難認同判決結果，但法官的釋法說理如果能得到社會多數人認同，就已發揮了其應有的法律價值。北京市天元(昆明)律師事務所律師唐順良分析，法律的證明標準較高，普通人缺乏專業知識很難提供符合標準的證據，導致部分人敗訴后覺得判決不公。一位基層法院副院長說，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往往體現為判決中的“酌定”事項，由于法律沒有明確規定，這種“酌定”一旦受到不當干擾就會引發對司法公正和權威的質疑。

自由裁量權不斷規范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隨著法律規定日益嚴密和類案檢索等各項措施的推行，自由裁量權的空間正逐步縮小，說明自由裁量權的運用趨于規范、透明。

合議庭、專業法官會議、審判委員會、責任追究等作為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制度已推行多年。強制類案檢索則是近年來推行的制度——主審法官將案件提交合議庭或專業法官會議、審判委員會討論前，必須進行類案檢索，這是為了避免自由裁量被異化為“任意裁判”。

2023年開始探索的案件閱核制也是統一裁判尺度、防控司法風險的一項重要舉措。法院院長、庭長對案件的審理裁判進行審核把關，并承擔相應監督管理責任，過程中不能直接改變裁判結論，但可提出不同意見，建議復議、提交專業法官會議討論或提請審判委員會研究。

類似舉措還有不少。如2023年7月上線的法答網，是一個提供法律政策運用、審判業務咨詢答疑和學習交流服務的內網信息共享平臺?！拔覀儗徖淼陌讣?，如果涉及法答網精選答問中的情形，就會參考這一審判思路。”王挺說。

要讓法官敢于使用自由裁量權

——追責顧慮下的“保守裁判”傾向，背離自由裁量權制度初衷。一位中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說，“辦案終身負責制”“錯案責任倒查”等追責機制讓部分法官產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守心態，制約自由裁量權的積極行使。一方面，對于法律規定模糊、存在裁量空間的案件，如民事糾紛中的精神損害撫慰金認定、行政案件中的行政處罰裁量幅度調整等，法官更傾向于選擇“中間值裁判”或“參照先例裁判”，避免因裁量結果差異引發當事人上訴、信訪，進而觸發追責程序。另一方面，在新型、疑難復雜案件中，本該通過自由裁量權實現個案正義的情形，部分法官因擔心“創新裁判”被認定為“錯案”，轉而采取保守處理方式，導致自由裁量權被異化為“裁量不作為”。

——一些工具應用還有待完善。多位法官反映，最高法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目前還沒有數據庫，只能上網搜索，很不方便。還有法官反映，案例庫體量有限，案例更新滯后，關鍵詞檢索精準度比較低；類案檢索具有技術局限性，對于法律關系復雜、事實細節差異大的案件，現有檢索工具難以實現“事實要點+法律要點”的雙重精準匹配，法官仍需依賴主觀判斷，導致類案不同判現象難以徹底避免。

——輿情壓力使法院對用好自由裁量權產生后顧之憂。一位中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說，輿論壓力成為干擾法官獨立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部分案件經媒體報道后，公眾基于樸素的道德情感形成“輿論共識”，如涉及困難群體、民生領域等案件，輿論往往傾向于“重判”或“嚴懲”，法官在裁量時可能因擔心輿論譴責、引發輿情危機，進而調整裁量結果。另一方面，輿論對案件事實的解讀往往碎片化、片面化，與法院查明的客觀事實存在偏差，但為了“平息輿論”，部分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有可能遷就甚至迎合公眾情緒。

方東認為，要給法官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權的法治環境，并建立自由裁量合理性的論證機制以減輕法官顧慮，如專家意見、征求建議等。更重要的是，通過加強對案件裁判的學理研究，不斷促進法律完善，進而規范自由裁量權。（文中法官均為化名）

半月談記者：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