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博爾哈隨后繼續表達對這名候選人的支持，還加上一句動員式的話：“接下來會有大事發生。”“金童”巴爾德拉馬和福斯蒂諾·阿斯普里利亞還出現在一則廣告中，可能是有償拍攝。兩人身穿國家隊球衣，挺起胸膛，擺出為祖國肅立的姿態。
耶里·米納、胡安·吉列爾莫·夸德拉多、哈梅斯·羅德里格斯和胡安·費爾南多·金特羅也與這位當選總統進行了視頻通話。米納說：“我們很難過，因為沒能晉級，但我們同樣高興，因為您當選了……在我們的信念和想法里，兄弟，我們會像您一樣堅定。”夸德拉多則喊道：“可怕的黑夜結束了，感謝上帝。”這些足球明星偏向保守政治立場的原因，可以從英格麗德·玻利瓦爾教授的一項研究中得到解釋。
多年來，玻利瓦爾一直研究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哥倫比亞足球運動員的人生經歷，研究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職業，以及如何把體育生涯與各自地區的歷史交織在一起。今天的運動員為何會把上帝和德拉埃斯普列利亞放在同一片天空下，也許可以通過三位體育名將的故事來理解：諾曼“芭比”·奧爾蒂斯、比克托·坎帕斯和弗朗西斯科·馬圖拉納。
奧爾蒂斯1948年出生于卡利，成長于西洛埃。這個街區由來自馬爾馬托的移民建成。1966年，他在美洲隊完成首秀，這支球隊當時就在他所在街區的球場訓練。鄰居們會步行4公里到體育場看他比賽。
他的父親埃米利奧是一名雜貨店老板，也曾擔任社區行動委員會主席，并教導他：“服務社區是一回事，淪為政客的工具是另一回事。”這影響了他后來最為人所知的幾項選擇：他始終拒絕進入那些不允許西洛埃居民和卡利黑人進入的酒吧和酒店；1974年，卡利體育隊送給他一套位于中上階層社區的房子，他也拒絕搬離原來的街區。
盡管天賦出眾，他始終受到體育媒體批評。在他看來，他那個時代最好的球員“更像藝術家，而不是運動員”。小時候，他常在去球場的路上看流動馬戲團；到了球場上，他追求的是同樣的驚奇感——藏球、過人、“讓人們感到快樂”。退役后，他推動社區聯賽，至今仍是西洛埃的公眾人物。原因不是他借助足球“走出了”街區，而恰恰是因為他留了下來。
他的職業生涯十分出色。1971年，他隨圣菲奪冠，并成為聯賽中薪酬最高的球員。1972年，他與左翼力量結盟，競選波哥大市議會議員，口號是“給貧困來一記進球”。他沒有當選，但后來在隨國民競技奪冠后，借助自己作為公眾人物的地位，在媒體上公開譴責國內的不平等和種族主義。
媒體和俱樂部管理層的回應極為猛烈。他們稱他心懷怨恨、喜歡制造沖突。1975年，一名記者甚至發起針對他的輿論攻勢，稱他“無論膚色還是體育精神都很陰暗”。同年，他離開了哥倫比亞國家隊。
這三人都是擁有相近球場天賦的非裔哥倫比亞男性，也都是走上不同道路的領袖。奧爾蒂斯從街區內部抵抗歧視，坎帕斯則正面揭露種族主義和不平等，兩人都為此付出了媒體和職業層面的代價。馬圖拉納則把這些問題轉化為通過“體面”實現地位上升的路徑，并成為這個國家最有影響力的教練，率隊參加了1990年、1994年和1998年世界杯。今天的足球運動員，仍在沿著這三條道路中的某一條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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