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與汪精衛恩怨始末，汪始終視張為一枚棋子，張看汪令人感慨

1944年11月，汪精衛死在日本名古屋，消息傳到廣西百色時，張發奎正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據當時在他身邊的人員回憶，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講了一句話：“他本不必走這條路。”而在六年前，正是同一個張發奎，以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的名義，下令處決了汪精衛派來勸降的特使，并在通電中直斥其“認賊作父”。

這種極度分裂的姿態，幾乎貫穿了兩人長達二十余年的關系。張發奎晚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口述歷史訪問時，曾當著唐德剛等學者的面脫口說出：“我從來不愿說他是個漢奸?！边@句話后來被反復征引，也成為解讀二人真實關系的一把鑰匙。

張發奎對汪精衛的最初印象，是帶著濃重崇拜意味的。

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張發奎時任粵軍第四軍第十二師師長，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汪精衛便為其風度所傾倒。張發奎在口述自傳中這樣回憶：“他的演說、他的神態，真有一種魔力，我那時覺得，這才配做總理的信徒。”汪精衛儀表俊雅，長于言辭，在國民黨的政治舞臺上長期享有“政治明星”的光環，對于張發奎這類行伍出身、從基層一刀一槍打出來的職業軍人，其吸引力是致命的。

北伐誓師后，張發奎率部入湘，一路血戰，他所隸屬的第四軍成為廣州國民政府倚重的絕對主力，而汪精衛正是當時國民政府的最高負責人。張發奎在這個階段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歸屬：“我只知道汪先生是黨的領袖，其余的事情不愿多想?！?/p>

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后，汪精衛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負氣出走，避居法國。張發奎所部此時正在北伐前線拼命，汀泗橋、賀勝橋兩役打出“鐵軍”的威名，而他本人的政治傾向仍然牢牢系在汪精衛身上。

1927年寧漢分裂，武漢方面以汪精衛為旗幟，張發奎將自己統率的第二方面軍完整地置于武漢政權的號令之下，對外宣稱“只知有黨，不知有蔣”。

汪精衛此時亦視張發奎為最重要的軍事支柱，在武漢不止一次公開稱其為“鐵軍之魂”，對左右親信說：“我們的武力，就靠向華的部隊。”這是兩個人關系最親密的時期，也是汪對張評價最高的階段。

然而，裂痕就在這一時期幾乎同步出現了。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內部爆發，賀龍、葉挺帶走了他賴以成名的核心部隊，汪精衛為此極其難堪，當面責備張發奎治軍不嚴，居然讓共產黨滲透到如此地步。張發奎在口述中并無回避：“汪先生責備我，說我的部隊里藏了這么多共產黨，實在不應該，我無話可說。”由此可以看出，汪精衛當時已經意識到，張發奎在政治上并不老練，只是一件順手的武器，而不是可以托付心腹的伙伴。

真正令張發奎感到寒意的，是1927年秋冬的廣州事變。

寧漢合流之后成立的中央特別委員會把汪精衛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汪急切需要一塊屬于自己的地盤，于是密囑張發奎率部回粵，奪取廣東。

張發奎毫不猶豫，率第二方面軍殘部晝夜兼程南下，以“護黨救國”的名義發動兵變，驅逐李濟深、黃紹竑，通電擁汪。用陳公博后來在回憶錄中的話說：“張向華是個血性男子，汪先生叫他去跳火坑，他就真的跳下去了。”

但火坑跳下去之后，汪精衛卻沒能南下主持大局，反而在各方的口誅筆伐中極度被動。吳稚暉等南京元老罵汪精衛是“共產黨的尾巴”，張發奎回粵的行動被翻出“容共”的舊賬。汪精衛頂不住壓力，于1927年12月中旬再次出洋，留下張發奎一個人面對桂軍、陳濟棠部和南京方面的多路軍事圍剿，緊接著又發生廣州公社起義，張發奎內外交困，最終去職下野。

這是張發奎第一次公開表露對汪精衛的不滿。

他晚年在口述中對那段往事有一段很坦率的評價：“我是受了汪先生的指示才回廣東的，結果弄到聲名狼藉，汪先生有時候確是不大負責，讓我們這些做部下的很難做。”這個評價已經透露出他從一味崇拜，轉向帶著失望的審視。

與此同時，汪精衛對張發奎的觀感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汪精衛性情偏執而又敏感，對于軍事半懂不懂，卻始終放不下干預的欲望。張發奎在廣州的行動雖然是奉命而為，但手段剛猛，四面樹敵，被李濟深等人斥為“張逆”。

汪精衛在給陳公博的私信里曾經留下一句話：“向華忠勇有余，而智慮不足，我實在替他擔憂?！边@個評價很典型，完全是一個文人領袖對武將居高臨下的審視，既有惋惜之情，也帶著幾分推卸責任的意味。

汪精衛此后數次更迭政治盟友，但始終想握住張發奎這條軍事上的線，需要時親切呼喚，不需要時便晾在一旁。

1930年北平擴大會議期間，張發奎與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出兵反蔣，結果在衡陽遭遇慘敗，第四軍幾乎全軍覆沒。

張發奎把這次失敗很大一部分責任歸于汪精衛在北平的遙控，他在口述中直言：“擴大會議根本就是一場鬧劇，汪先生書生之見，以為靠口舌就能把閻錫山、馮玉祥團結起來，他對軍事完全是外行，卻喜歡提出不切實際的命令?！边@與汪精衛前面那句“智慮不足”形成了一種近乎針鋒相對的互文，兩個人都從自己的認知框架出發，認定對方是一個不懂事的角色。

抗戰軍興，兩人的關系走到徹底攤牌的臨界點。

淞滬會戰時張發奎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汪精衛則是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兩人之間仍有往來。

1938年武漢會戰前夕，汪精衛約張發奎到他在武漢的寓所長談，極力兜售他的“和平”主張。據張發奎回憶，陳璧君也在座，一再強調“日本太強大了，我們打下去只有亡國”。張發奎當場頂了回去：“實力差也要打，不打才是亡國?！蓖艟l聽完臉色極不好看，但并未死心。

此事之后，汪精衛大概已經斷定張發奎是一塊融不化的鐵，他私下對周佛海說：“向華固執到了極點，受蔣氏的欺騙，很難回頭了?！倍鴱埌l奎這一邊，也認定汪精衛已經不可救藥：“他被一種失敗主義籠罩住了，我勸不了他?！?/p>

1938年12月，汪精衛出逃河內，隨后發表“艷電”，主張對日和議。張發奎此時主持第四戰區，駐節韶關，很快便發表措辭嚴正的通電，痛斥汪精衛的叛國行徑。

汪精衛方面仍不死心，派李謳一潛入第四戰區游說張發奎，許以軍權高位。張發奎當即下令將其扣押，隨后予以槍決。此事在周佛海日記中有明確記載：“汪先生聞張向華殺李謳一，黯然良久，謂向華如此決絕，亦可見其愚忠矣。”汪精衛口中的“愚忠”二字，恰好回應了他自己當年對張發奎“忠勇”的評價，只不過如今忠的對象已經不是他，而是他決意背叛的那個國家。

張發奎這一邊，則用更加直接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態度：“我要殺一儆百，讓汪先生知道我的決心?！笔Y介石在日記中對此曾留下罕見的一句正面評價，稱“張向華能大義滅親，殊為難得”。白崇禧私下也說過，向華這個人，大節上面，不含糊。

然而大節上的決絕，并不意味著內心的全盤否定。

抗戰勝利之后，張發奎在報端讀到汪精衛病死名古屋的消息，他對幕僚說了一句：“可惜了，他本來可以成為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人物?！?/p>

在隨后進行的口述訪問中，他對汪精衛的最終評價顯得更為復雜而具體，原話是：“汪精衛這個人，長處和短處都很明顯。他長于演說和文章，具有革命熱忱，但短于決斷，遇事優柔寡斷。他缺乏軍事常識，卻總要干預軍事。他待人以誠，但容易受人包圍。我不相信他存心要做漢奸，他只是一念之差，對國家前途過于悲觀，走上了歧途，但我絕不原諒他的行為。”

這段話沒有任何外交辭令，幾乎就是在給汪精衛做一份冷靜的鑒定。他甚至在口述中透露，自己一直保留著汪精衛早年贈予的墨寶，有人問起時他只是淡淡地說：“字是字，人是人?！?/p>

外界對這兩個人的看法，也從來不曾簡單。

當時的輿論圈里，胡政之、王蕓生等大公報系報人有一個大致相近的判斷：張發奎是“武人而有政治選擇”，汪精衛則是“文士而缺政治定力”。

郭廷以后來在近代史論著中概括得更加干脆：“張發奎對于汪精衛，始而追隨，繼而失望，終而決裂，其心路歷程，頗能反映國民黨左派軍人對汪氏態度的轉變軌跡?！?/p>

而在蔣介石那里，張發奎這種一度擁汪的老對頭，始終被貼著“反復無?！钡臉撕灒幢憧箲鹌陂g用他，也不給真正的腹心之任。

周恩來在1946年曾對人說過，張發奎這個人，“革命同路人，有過搖擺，但大事不糊涂”。

至于汪精衛，則早已被各派當作一個共同的負面資產，連他舊日的不少親信僚屬，晚年都急著在回憶錄里跟他劃清界限。只有張發奎，這個從不掩飾自己早年追隨汪精衛的人，在是非面前劃出了一道最不圓滑卻最清晰的線。

張汪二十多年的糾葛，汪精衛始終用的是評估一枚棋子的眼光來看張發奎，而張發奎最終用生命選擇的底線，回敬了那種居高臨下的俯視。

兩個人都沒能完全抹去對方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記，但歷史最終記住的，是一種誠實的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