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陳潭秋與其珍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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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潭秋

老正按：今天所發文章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來自《黨史博覽》2010年第7期丁曉平撰寫的《陳潭秋與其珍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此文是對陳潭秋于1936年所撰寫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的考證。

第二部分就是陳潭秋于1937年所寫《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原文。這是一篇珍貴的文獻。

特別提示：本文作者陳潭秋是黨的“一大”代表；其文章來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屬于個人回憶類歷史資料性質。敬請閱讀時注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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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陳潭秋

陳潭秋（1896年1月4日-1943年9月27日），名澄，字云先，號潭秋，湖北黃岡縣（今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陳策樓人。

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0年陳潭秋和董必武、劉伯垂等7人創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組織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1921年7月，陳潭秋與董必武參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他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執行委員。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時，留任中央蘇區中央分局委員，領導開展游擊戰爭。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留駐共產國際工作。1939年回國，他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

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于迪化（今烏魯木齊）。

2009年9月10日，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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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15位出席者（黨史權威排列）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和浙江嘉興召開。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廣州的陳公博，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會議，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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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潭秋與其珍貴的

《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

來源：《黨史博覽》2010年第7期

作者：丁曉平

眾所周知，最早回憶和記敘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歷史文獻，是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于1936年上半年在莫斯科撰寫的《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該文同年發表于《共產國際》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筆者不久前從一位民間收藏家手中發現了該文的翻譯手稿。 經與有關史料對照，發現該文獻目前在各類黨史書籍中有較大出入。

為此，筆者就陳潭秋《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一文及相關歷史進行了研究，請諸位方家和學者批評指正。

《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 憶》

寫作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1日（注：應為7月31日）在上海（后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秘密召開的，由于特務的破壞和歷史條件的限制，這次大會沒有留下詳細的會議記錄和歷史材料。陳潭秋的這篇《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是目前黨史界公認的最早回憶中共一大的珍貴文獻。

陳潭秋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家。原名陳澄，字云先，1896年出生于湖北黃岡的一個書香門第。少年時進入武昌省立一中讀書，1914年進入武昌中華大學補習班，1916年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武漢大學前身）英語部。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他是武漢學生游行的帶頭人，并被推選為代表之一到上海聯絡各地學聯。通過閱讀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并經董必武介紹，陳潭秋在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同年秋，他大學畢業到湖北人民通訊社當記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漢中學兼任英語教員。中共湖北黨的早期組織成立于1920年秋天，董必武、陳潭秋是主要領導人。黨小組主要成員有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趙子健、張梅先、包惠僧、劉子通、鄭凱卿、趙子俊等。第一次小組會是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的寓所召開的。會議決定在武昌多公祠5號設立機關，出版《武漢星期評論》作為小組的公開宣傳刊物。作為湖北黨組織的代表，陳潭秋和董必武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時年25歲。

出席中共一大之后，陳潭秋自1921年9月開始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負責人，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委員，中共武漢區執委委員長、組織委員。1923年參與領導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后到安源從事工人運動和建黨工作。1927年4月，他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28年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中共順直省委常委。1929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他到青島組建中共山東臨時省委并改組市委，之后巡視滿洲省委的工作，組建哈爾濱新市委。1930年12月，陳潭秋在哈爾濱被捕，1932年7月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后，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3年初，他和謝覺哉化裝成商人，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隨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2月，陳潭秋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人民委員會糧食人民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糧食部部長。1934年，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他奉命留在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在一次戰斗中，他頭部負重傷，被秘密送到上海醫治。1935年，陳潭秋和陳云等一起前往蘇聯，入列寧學院學習，并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此后，他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之一，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6年，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已經正式成立 15年了。作為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陳潭秋在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回首革命歲月，客居異國他鄉的陳潭秋心生無限感慨，于是提筆寫下了這篇《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也為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獻上了一份禮物，可謂是第一篇紀念中共誕辰的紀念文章。此前，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從來沒有舉行過黨的生日的紀念活動或發表紀念文章。第一次把7月1日作為中共黨的誕辰紀念日，是兩年后的1938年5月，由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明確提出的；而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明確黨的生日更是在5年后的1941年6月中共成立20周年的時候。此后，中共才在全黨開始大規模舉行紀念生日的活動。

1939年5月，陳潭秋奉命回國。 同年6月至1942年9月，陳潭秋擔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至1943年2月）。在軍閥盛世才公開走上反蘇反共道路后，中共中央決定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撤離。陳潭秋臨危不懼，決定自己最后一批撤退，說：“只要還有一個同志，我就不走。”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辦請談話”的名義，把陳潭秋騙去軟禁起來。當天，中共在新疆的工作人員和家屬100多人也被軟禁。9月27日夜，陳潭秋和毛澤東的弟弟毛洋民一起，被敵人秘密地用麻繩勒死。 這一年，他47歲。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時，代表們因不知其犧牲噩耗，仍選他為中央委員。

《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

三種版本譯稿比較

陳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以下簡稱“翻譯手稿”），不僅最早指出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名代表（包惠僧是正式代表），而且最早提出會議是在7月下旬召開的。因為歷史原因，在中共一大的文獻未能在國內保存下來的情況下，長期以來，陳潭秋的這篇文獻被黨史研究專家和廣大學者、作家作為重要的權威史料參考、引用、摘錄，影響非常廣泛。但筆者經過比較發現，不同版本的公開發行的黨史出版物中所收陳潭秋的這篇文章，其標題、內容卻有多處不同，一些黨史問題的說法也不盡一致，有的經過譯者或編輯的修改、刪節，情況非常嚴重，有的甚至出現了根本性的錯誤。筆者在一位民間收藏家手中新發現的這份“翻譯手稿”，不僅文字更接近1936年《共產國際》發表的原文，而且內容表述也真實可靠，十分珍貴。

下面，筆者將三種不同標題和譯文版本的史料與新發現的“翻譯手稿”進行比較。

第一種：標題為《回憶黨的一大》

此版本見《一大回憶錄》第7~11 頁，署名“本社編” ，知識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小32開。選摘自《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在同期《百科知識》上，發表了兩篇有關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文章和一篇建黨史料，分別是陳潭秋的《回憶黨的一大》、包惠僧的《黨的一大前后》和胡華、蕭效欽的《中國共產黨建黨史料》。這三篇文章在《百科知識》發表后，在讀者中引起較大反響。隨后該社又收集了中共一大出席者發表的回憶文章或談話共11篇，出版了《一大回憶錄》一書。其中包括：毛澤東的《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摘自《西行漫記》）、董必武的《與尼姆?威爾斯的談話》（摘自《續西行漫記》）、李達的《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根據1955年訪問李達的記錄整理）、劉仁靜的《一大瑣憶》（1979年12月21日）、張國燾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摘自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周佛海的《扶桑笈影溯當年》（摘自周佛海《往矣集》）、陳公博的《我與共產黨》（摘自陳公博《寒風集》）以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赴華回憶》和《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等。

經比較，該書收入的陳潭秋回憶中共一大的文獻版本，除標題與筆者新發現的“翻譯手稿”不同及翻譯語言中個別說法和用詞不同外，編輯內容基本相同，尤其是后面大部分的刪節內容與“翻譯手稿”中刪除的內容高度一致。從該版本發表于《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的時間來看，這是陳潭秋關于一大的回憶在國內最早公開發表的版本。

鑒于《共產國際》亦有中文版， 2010年1月5日，筆者專門請教了《一大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的作者、著名黨史專家邵維正。他告訴筆者，他本人亦沒有看到刊登陳潭秋《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的1936年《共產國際》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但記得當時陳潭秋的這篇文獻是由幾個懂俄文的青年人從俄文翻譯過來的。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這本《一大回憶錄》也正是他當年編輯的。對于筆者發現的這份“翻譯手稿”的情況及其他版本內容上的異同，他說，因為年代久遠，很難回憶清楚了。

第二種：標題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

此版本見《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第285~291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32開。該書收入的陳潭秋回憶中共一大的文獻版本，在翻譯語言、語氣和有關黨史問題的說法上，均與“翻譯手稿”有較大出入，可以完全斷定譯者不是同一人。如：該版本的第一句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而“翻譯手稿”中的記述為：“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學校，突然來到了九個客人。”關于“九個客人”到上海的目的，該版本譯為：“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翻譯手稿”中則是這樣表述的：“這到來的許多人，是中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各地的代表。他們到上海來的目的，是為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還有，“翻譯手稿”中說：“李漢俊在四次黨的大會上被開除黨籍，因他擁護右派機會主義的觀點，并與北洋軍閥有聯系往來，在武漢政府叛變后，即被安徽軍閥槍斃。”而該版本則說李漢俊是“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軍閥槍彈之下”。此外，包惠僧（鮑懷琛）的姓名、關于與會代表的介紹、會議經過以及對一些建黨問題的爭論，在翻譯上也有許多較大的出入和不同。該版本公開發表晚于第一種版本近一年時間，但收入圖書出版的時間卻十分接近，同在1980年，只是此種版本是在8月，上一種版本是在 6月。而此種版本中的文字翻譯和一些黨史問題的說法在政治上雖然成熟一些，但似乎有編輯修訂和加工成分。

第三種：標題為《回憶中國共產 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此版本見《從一大到十七大》第35~39頁，李穎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小16開。該版本標題與“翻譯手稿”的編輯刪節版一模一樣，除了文中有個別文字不同外，后面刪除的文字段落也全部恢復。

但該書編者在編選校注中出現兩處差錯：一是在文中“廣東的代表力 鮑懷琛”之后，編者在括號內錯誤地添加了“此處應為陳公博”的注釋，而且下文中竟然又出現了“廣東第二個代表力陳公博”。“翻譯手稿”的表述為：“廣東的代表為鮑懷琛，后變為叛徒，向國民黨投降了”，“廣東第二個代表為陳公博”，十分清楚，這是符 合黨史事實的。二是編者在該版本倒數第三段中出現了重大差錯，即： “共產黨內部思想上的斗爭助長了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還在第一次大會上即進行了黨內正確的斗爭，反對了布什維克及超左的傾向”，而“翻譯手稿”中的表述為： “共產黨內部思想上的斗爭助長了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還在第一次大會上即進行了黨內正確的斗爭，反對了孟什維克超左的傾向。” 該版本中的“反對了布什維克及超左的傾向”與“翻譯手稿”中的“反對了 孟什維克超左的傾向”，雖然僅兩字之差，但其所代表的意義則真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另外，此書在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還曾以《從一大到十六大》書名出版過。

此外，由張靜如主編，梁淑樣、劉道慧撰稿的《日出東方——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萬卷出版公司2008年5月第1版）一書，也收入了陳潭秋的這篇文章，標題則改為《陳潭秋對中共一大的回憶》，其所收錄部分與“翻譯手稿”基本相同，但因為內容大量刪節，無法看清全貌。

對《中共第一次

大會的 回憶》的考證

筆者新發現的這份陳潭秋《中《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編輯文本。 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的翻譯手稿， 16開，紙質發黃。譯者用黑色鋼筆手書，編者似用粗鋼筆修改（應為紅色鋼筆，但因時間久遠退色接近黑色），譯者和編輯修改者不詳，時間亦沒有注明。“翻譯手稿”首頁標題區有用綠色筆標注的印刷字體和字號（文章標題似標“111號仿宋”，陳潭秋三字標為“老五號”），其左上角還有綠色鋼筆標注的“第二篇”字樣。“翻譯手稿”首頁的流水碼為4，依次至第10頁，共計7頁。在第4、5兩頁上有用紅色毛筆書寫的“海”字； 在第6頁上部空白處有一手書簡寫 “孫”字，第7、8、9、10頁的頂部頁眉空白處有手書繁體字“孫”字，筆者認，這“孫”可能系譯者或編輯修改者的姓氏。

從“翻譯手稿”和手稿上編輯刪節的字跡、字體上看，“翻譯手稿”是經過了不同的人（肯定不是譯者本人）進行了大量修改，如：原標題為《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修改為《回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而且個別地方在修改時還出現了重大的、明顯的錯誤，如：開頭第一句“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的“七” 修改為“六”，“中共第一次大會是在七月底開的”修改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七月初開的”。還有，“翻譯手稿”上陳潭秋姓名右下方注明的撰寫時間和寫作地點“1936年于莫斯科”被刪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自流水頁碼第8頁最后一段的下半部分（共計6行）和第9頁、第10頁均被完全刪除。而從文稿的文字書寫上，手稿中有多處使用了現在已經不使用的簡化字，比如：“第”字寫成草字頭的簡化字、“國”字寫成了“”、“面”字下部寫成了“口”字，有的“黨”字還簡化速記為“T”字母，等等。這些簡化字都是“文革”時期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流行的，而且手稿文字還大量夾雜著繁體字。這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刪除，正好與那個時代的政治氛圍十分相似。

筆者雖未看到原載于1936年《共產國際》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的原文，暫時也無法考證到當年的譯者和編者，而且收藏者也透露該“翻譯手稿”系從高層流落民間，還有一些專家從字體、墨跡、紙張上分析認為“其抄寫時間不會晚于20世紀50年代”。但筆者認為，這份“翻譯手稿”翻譯或抄錄于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估計是1978年前后，距今已經30多年。如果讓筆者更大膽地推測，該手稿亦有可能是《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譯稿的手稿和編輯稿。但無論怎樣，作為一份重要的歷史文獻資料，《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翻譯手稿的發現，無疑是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新收獲。我們期待更多的專家學者對它進行更加細致的研究和發掘，找到最準確的答案，形成更接近原稿的準確統一的譯稿。

■（據收藏者介紹，陳潭秋的這份《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翻譯手稿已于2009年北京某收藏拍賣會上被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以2萬多元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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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

（一九三六年）

陳潭秋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為暑期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只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門戶。不許閑人到房里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這九個人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代表毛澤東同志、何叔衡同志；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代表王盡美同志、鄧恩銘同志，王、鄧兩同志那時是兩個最活潑英俊的青年，后來王同志在努力工作中病死了，鄧同志被捕，在濟南被韓復榘槍斃了。還有一個北京的代表劉仁靜后來變成了托洛茨基的走卒，被黨開除，現在國民黨警察所特殊機關賣氣力，專門反對共產黨。一個廣東代表包惠僧，國共分家后投降了國民黨，依靠周佛海謀生活。再一個是留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在廣東時期，因行動違背共產黨黨綱，被黨開除了。

這次到會的一共有十三個人，除上面九個人以外，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同志，上海代表李漢俊與李達，李漢俊因為一貫保持其右傾觀點，并與北洋軍閥、政客相結納，放棄了黨的立場，在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黨籍，然而武漢國民黨叛變后，他仍不免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軍閥槍彈之下。李達在“五卅”運動后，被偉大的革命浪潮推落到黨的戰斗隊伍以外去了。還有一個廣東代表陳公博，在陳炯明背叛孫中山以后，他幫助陳炯明反對孫中山，經黨歷次警告不聽，最后被開除黨籍，然而不久他竟然一變而為國民黨的要人了。

取消派領袖陳獨秀，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后，曾長期擔任黨的領導工作，后來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緊急關頭，用機會主義的投降政策，斷送了大革命。然而他并沒有出席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那時他在廣東陳炯明部下任教育廳長。

七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正式會議是在李漢俊家中開的，大會進行了四天，討論的問題是：當時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章程，以及發展組織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間，對于黨的基本任務與組織原則曾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一方面是以李漢俊為首的“公開馬克思主義派”。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太幼稚，不懂馬克思主義，須要長期的宣傳教育工作，因此，不贊成組織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并且不主張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奮斗，而主張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再來公開的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所以他不主張立即進行職工會的組織，而要集中力量做學生運動與文化宣傳工作，首先把知識分子組織好，施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等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響，然后由這些知識分子去組織工人，教育工人。因此他不贊成組織嚴密的、戰斗的工人政黨，而主張團結先進知識分子，公開建立廣泛的和平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黨。基于同樣的觀點，他提出黨員的條件是不論成分，學生也好，大學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馬克思主義，了解馬克思主義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即可入黨，至于是否實際參加黨的一定組織擔負黨的一定工作，他認為是不關重要的。當時李達與陳公博擁護李漢俊的觀點。另方面是以劉仁靜為首的極“左”派。他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直接斗爭的目標，反對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反對任何合法運動，認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包惠僧是贊成劉仁靜的意見。大會大多數代表，嚴厲批評了兩方面的錯誤意見，最后在原則上通過一個基本立場，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黨的基本任務，但在過渡階段的斗爭策略上，不但不拒絕而且應當積極組織無產階級來參加和領導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運動。決定建立嚴密的戰斗的工人政黨，并以職工運動為中心工作，但在一定的有利于無產階級發展的條件下，應當利用公開合法運動。至于黨的組織與黨員入覺的條件，則決定采取經過歷史事變試驗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經驗，反對孟什維克主義式的原則。這一原則的通過，已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初步基礎。

大會決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過黨章，下午八點鐘晚飯后，并集李漢俊寓所的樓上廂房里，主席剛剛宣布繼續開會，樓上客堂發現了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當時李漢俊到客堂去詢問他，他說是找各界聯合會王會長，找錯了房子，對不起，說畢揚長下樓而去。離李漢俊寓所的第三家，確實是上海各界聯合會的會所。但是上海一般人都知道，各界聯合會沒有會長，也沒有姓王的人。于是我們馬上瞥覺到來人的可疑，立即收檢文件分途散去，只李漢俊與陳公博未走，果然，我們走后不到十分鐘，有法華捕探等共九人來李漢俊家查抄，但除了公開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以外，沒有抄出其他可疑的東西，所以并沒有逮捕人。

我們分散后，各人找旅館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為據我們的推測，偵探發現我們的會議，是由博文女校跟蹤而得的。

我們原定會議期間是七天，被偵探發現后，決定縮短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們再沒有適宜開會的地方，于是決定乘火車到杭州西湖繼續開會，到了上火車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變計，到離上海約三百里之嘉興城下車，嘉興有一個南湖，也時常有人雇船游覽。我們借游湖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預備酒食，在船上開會。

這是會議的最后一天，李漢俊與陳公博兩人未出席，因為他們自昨夜事件發生后，即被偵探監視，不便行動，所以他們沒有來嘉興。

這一天早晨天色陰暗，但到了八時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來湖上，對于我們的會議進行，殊感不便。到九時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為敗興，然而對于我們倒很便利了。我們很放心的進行了一天的討論，直到夜晚十一時閉會。 這一天的會議，除通過黨章外，并討論了對孫中山的態度與關系問題，最后討論成立臨時中央局與選舉中央局委員。在討論對孫中山的態度與關系問題時，曾發生過小的爭論，包惠僧認為我們與孫中山是代表兩個敵對的階級，沒有妥協的可能，他說我們對孫中山，應當與對北洋軍閥一樣，甚至還要更嚴厲些，因為他在群眾中有欺騙作用。他的意見，被大會打擊以后，當時通過下面原則：對孫中山主義，采取批評態度，而對于某些進步的運動，則采取黨外合作的形式來援助他。這一原則的決定，可以說對于以后國共兩黨的合作，發展廣大的反帝反北洋軍閥的運動，種下了一種根基。

當時正式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的除留日學生與留法勤工學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長沙、濟南幾個地方。其他如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則僅有個別通信關系的同志。但總計全國可以符合當時條件的黨員，不過七十余人。因此，決定暫時不組織正式中央機關，只成立臨時中央局，與各小組發生聯系。確定黨名為中國共產黨，并選舉張國燾、陳獨秀、李達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委員。

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此告終，而領導中國革命，為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奮斗的偉大政黨一—中國共產黨一—乃正式生產而呱呱墮地了。

中國黨的年齡，雖然還很幼稚（現在只十五歲），然而，它經過了許多的風浪，艱苦的鍛煉，巨大的犧牲。它在降世不久，即領導了全世界聞名的香港海員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開灤五礦同盟罷工，在這些罷工斗爭中，它壯大了自己。于是它有力量組織了“五冊”運動，爭取了大革命的領導權，組織了堅持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組織了上海工入的三次起義，組織了有世界革命意義的，開薜中國蘇維埃革命道路的廣州起義。在國民黨背叛革命以后，它的數萬黨員和干部以及無數萬的工農勞苦群眾，曾犧牲在國民黨的屠刀之下，然而這些黨員，干部以及工農勞苦群眾的鮮血，已經凝成了數十萬的英勇紅軍與數百萬方里的蘇維埃區域。這些鮮血所凝成的赤色的果實，在今天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的緊迫情況下，有充分的力量與堅定的信心，它能夠團結和統一一切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力量，來勝利的完成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在它十五周年紀念的時候，它所提出的反日人民統一戰線，已經得到全國人民廣大的反映，正在開展著廣大的抗日斗爭，它將在這一斗爭中，要表現更偉大的作用。 黨內思想斗爭，是中國黨的發展、健全、布爾什維克化的主要關鍵。黨在第一次大會就開始了正確的黨內斗爭的傳統，第一次大會反對孟什維克主義與極“左”派的斗爭，“八七”會議反對陳獨秀機會主義的斗爭，六次大會反對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斗爭，四中全會反立三主義、反羅章龍右派以及反對［對］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的斗爭，都逐步地推動了黨走上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 最近十五年來因為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因為中國黨的艱苦奮斗，一般老的黨員，有的在斗爭中犧牲了，有的被革命風浪打落了。計算出席第一次大會及那一時期的黨員，現在存留在黨內的，真是寥寥無幾，然而黨在第一次大會后新生的力量，在黨內外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黨的、蘇維埃的、紅軍的優秀領袖，如我們最敬愛的毛澤東、朱德，以及其他同志，正在領導著中國人民作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斗爭。

中國黨在第一次大會時，雖然與共產國際還未正式發生組織上的關系，然而它的總路線與組織原則的決定，是直接以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黨與共產國際為模范的。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即決定正式加入共產國際。自此以后中國黨的全部生活，一切的斗爭，黨的全部政策，紅軍蘇維埃的發展與鞏固，無一不得力于共產國際之指導與幫助。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尊重，信賴與忠實，也是與本身的進步與發展程度同時加強的。

（原載《共產國際》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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