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彭玉麟贈匾后面的歷史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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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于2026年7月19日《九江日報·長江周刊》總第1073期，經作者授權轉發，經作者授權轉發。本篇為作者投稿原文。

在彭澤縣天紅鎮先鋒村樓臺，珍藏著一塊長208厘米、寬83厘米、厚5厘米的巨匾。匾中央“鴻案綿禧”四個大字橫排，紅底鑲金（現金粉已全部脫落），氣派非凡。匾右端豎排三行文字：“恭祝”“紫澥仁翁歐陽老大人 洎”“德配陳老夫人 七葉雙壽”；左端豎排三行則書：“欽加布政使銜廣東惠潮嘉兵備道”“詳勇巴圖魯彭玉麟拜題”“咸豐十年歲在庚申新正月谷旦立”。

匾額右端“恭祝”右側是不規則長方形題款；匾額左端“彭玉麟拜題”后，有兩個方形印章，推測應為彭玉麟親筆題匾所鈐印章。可惜收藏者不知印章為何物，只覺這三方印章有些礙眼，竟用銼刀將其鏨掉。整塊匾由數塊木板拼接而成，刻工精湛，文字筆畫渾然一體。在“鴻案綿禧”上下方，還刻有寶瓶、蓮花圖案。

送匾之意，是祝賀一個多代（七葉）同堂的家族中，夫妻二人共同長壽。寶瓶蓮花寓意“平安連喜”，與“鴻案綿禧”相呼應。這既是對一位德高望重地方耆宿的頌揚，也是對望族家聲、夫妻偕老的美好祝福。

鴻案綿禧木匾 張人褚攝

這塊匾額的受贈者歐陽紫澥，名培泉，字真泉，號紫澥，乃彭澤縣建安鄉二十五都樓臺村（今彭澤縣天紅鎮先鋒村樓臺組）的鄉紳，欽賜五品考察官。

而贈匾者彭玉麟，時為湘軍水師統領，正四品官階，并加從二品布政使銜，駐防江西湖口、安徽安慶沿江一線。一位身負長江防務重任的高級將領，為何在咸豐十年正月初一這樣一個特殊時刻，向一位鄉居士紳送匾祝壽？這或許并不僅僅是一次普通的禮節性往來。匾額背后，折射出晚清戰時狀態下官紳關系運行的一些特點。

一、太平軍與清軍在彭澤的拉鋸爭奪

咸豐年間，太平天國運動席卷半個中國，江西成為雙方爭奪的重要區域。彭澤地處贛北，襟江帶湖，為皖贛門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太平軍多次進出彭澤，與清軍展開反復爭奪，給地方社會帶來劇烈震蕩。

據《彭澤縣志》記載，咸豐十年十月十五日（1860年12月5日），太平軍黃文金部大敗湘軍普承堯部于安徽建德，乘勝進入江西，先后占據彭澤縣境及浮梁、都昌等地，進攻饒州、湖口，兵鋒直指景德鎮。十一月，清軍楊岳斌部進攻彭澤，與太平軍相持兩月余。咸豐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861年3月1日），清提督鮑超奉檄率軍會攻縣境太平軍，收復彭澤縣城。同年五月，太平軍數萬人由湖北回兵，進入瑞昌及彭澤縣境，攻打袁家嶺，遭清軍及團勇阻擊。此后，黃文金部進入皖南，渡江支援安慶。

在這一系列戰事中，彭澤地方士紳組織團練，配合清軍作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臘初（咸豐十年，筆者注），賊犯二十五都，歐陽靜在縣聞警，星夜歸，調鄉團進剿。賊已壓境，遂率數十人戰于谷子山，斬騎賊一，方乘勝逐北，時雪霽，馬陷泥濘，不得出，遂被殺，余勇皆從死。”

——清同治《彭澤縣志》卷之七《團練紀略》

歐陽靜，即歐陽錦唐，字春蘭，時任團總。隨他一起戰死的還有孫能安、歐陽顯昆、歐陽原昆、歐陽云梯、歐陽萬元、歐陽鳳展、陳云岫、陳為高等十八人。這一戰例，展現了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地方士紳子弟參與地方防衛的歷史情形。

太高長子銳公樓下屋派 圖源：《江州歐陽氏宗譜》卷八第二十七頁

關于歐陽靜，樓臺這個有著數百年歷史的歐陽氏村莊至今仍有相關傳說。據說他武藝高強，尤其輕功了得，能夠“破壟田里捉狗”（意指開春翻耕后的土壟田中，能夠如履平地飛奔，追上奔跑的狗）。同治九年（1870）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編纂的《彭澤縣志》，對歐陽靜有如下記載：

“歐陽靜，字春蘭，仁山其號。少聰敏，讀書知大義，嘗曰：大丈夫當志其大且遠者。因棄而就武。生平喜濟人急。道光間，應試歸，過湖口，旅次聞哭聲，問之，乃因貧鬻妻者。靜囊空，只一裘，售十金，贈之。夫感其義，謀乃寢。”

——清同治《彭澤縣志》卷之十一《忠烈》

二、彭澤團練體系的建立

面對太平軍的凌厲攻勢，清政府與湘軍集團意識到，僅依靠正規軍難以迅速平定戰事，必須借助地方士紳力量，推行“官督紳辦”的團練策略。

咸豐七年十一月，彭玉麟因“以我邑為江皖門戶，策善后事”，正式札委進士凌鶴鳴、歐陽燾、舉人劉法中、廩生陳炳南等人，督辦彭澤全縣團練。

其組織體系較為嚴密：全縣設立七大局——一、二坊為固安局；一、二、三、五都為保安局；六都、九都、十二都為靖安局；八都、十三都、十五都為定安局；七都、三十都為永安局；二十都為又安局；二十五都為建安局；四都、三十三都各立一團為外援。形成“以局轄都，都有總；以都統寨，寨有長”的管理體系。

這套體系的運作要求十分具體：“器械必精，旌幟必別，偵探必豫，巡邏必嚴，隊伍必齊，碉堡必設，奮勇必賞，阻撓必懲。”其中靖安、又安兩局地處東流、鄱陽、建德交界，“較各團尤為出力”。團練制度實際上將彭澤地方社會納入了戰時動員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團練領導層大多由地方士紳構成。從進士、舉人到廩生、貢生，這些具有科舉功名的地方精英，成為團練的倡辦者、組織者和指揮者。這種情況并非彭澤獨有，而是當時江西各地的普遍現象。如新余縣五大團、二十一小團，也多由舉人、廩生、貢生、監生、生員擔任團總；安義縣各鄉團練亦“以紳士為團佐領之”。

三、彭玉麟贈匾背后的邏輯

彭玉麟為何要向歐陽紫澥贈匾？

這需要從當時的地方社會背景中尋找答案。

在士紳辦團熱情尚未充分調動的咸豐五年，歐陽靜便棄文習武，組織團練，并屢立戰功，受到曾國藩、彭玉麟器重，被保舉為把總。歐陽紫澥獲贈匾額，或許與其家族成員參與團練、建功地方有關。

“咸豐五年，倡團練，謀襲賊城者再，曾爵相彭部堂皆器之，論功保把總。己未，充武孝廉。”

——清同治《彭澤縣志》卷之十一《忠烈·歐陽靜》

此外，歐陽紫澥家族在二十五都樓臺一帶根基深厚，具有較強的地方影響力，這也是其受到禮遇的重要因素之一。

還有一種可能，是歐陽紫澥本人參與團練或捐輸有關。就現有資料來看，尚未查到其五品考察官具體因何事、何時獲賜。但可以確定的是，歐陽紫澥并無舉人以上功名，其官身也并非因歐陽靜戰死后恩蔭所得。因此，合理推測其獲賜身份或與辦理團練、捐輸軍餉等有關。

當時清政府軍費緊張，各級地方官不得不依靠鄉紳捐資濟餉。對于捐輸有功者，朝廷往往通過授予功名、賜官等方式予以獎勵。曾國藩在家書中曾言：“吾在江西，各紳士為我勸捐八九十萬。”彭玉麟贈匾，或正體現了對地方士紳支持軍事行動的一種褒獎。

從這一角度看，彭玉麟贈匾至少包含幾個方面的意義。

首先，贈匾是對地方士紳領袖的一種公開禮遇。歐陽紫澥作為二十五都樓臺一帶具有影響力的鄉紳，又有欽賜五品考察官身份，彭玉麟以較高身份親筆題匾，并委托彭澤知縣胡鴻亮送達，規格頗高。這既體現了對歐陽紫澥個人地位的認可，也向地方士紳傳遞了積極參與團練將得到朝廷認可的信息。

其次，贈匾體現了曾國藩、彭玉麟等湘軍將領聯絡地方士紳的一種方式。曾國藩曾提出，對江西士紳“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稟給”。在湘軍看來，士紳階層是維系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旌表、贈匾等傳統禮儀，成本較低，卻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

“鴻案綿禧”四字，典出東漢梁鴻、孟光舉案齊眉的故事，寓意夫妻和睦、家庭吉慶。以這樣的傳統倫理話語贈予地方士紳之家，既符合禮俗，也表達了對其家族聲望的認可。

再次，贈匾時間選擇在正月初一，也具有一定象征意義。新年伊始，贈匾祝壽既是傳統禮儀，也是一種聯絡關系的方式。彭玉麟駐防湖口、安慶沿江一線，軍務繁忙，卻仍通過這樣的方式與地方士紳保持聯系，說明其重視地方社會力量。

最后，贈匾也可能與彭澤團練工作的推進有關。自咸豐七年彭玉麟札委凌鶴鳴等人督辦全縣團練以來，彭澤團練體系逐漸形成。歐陽紫澥作為二十五都鄉紳，很可能參與其中。彭玉麟選擇此時贈匾，客觀上也具有激勵地方士紳繼續支持團練的作用。

彭玉麟（中坐者）指揮水師圖

因此，咸豐十年正月初一彭玉麟向歐陽紫澥贈匾，并非單純的祝壽禮儀，而是在傳統禮俗背后，體現了晚清戰亂時期官府與地方士紳之間的一種互動關系。它以儒家倫理為表達方式，以旌表禮儀為載體，反映了湘軍集團借助地方力量維持戰時秩序的一種方式。

一方匾額，定格了1860年正月初一那個特殊時刻。當我們重新凝視“鴻案綿禧”四個大字時，看到的不僅是一位湘軍將領對地方鄉紳的祝福，也是一段晚清地方社會運行歷史的縮影。

【作者簡介】

張人褚，又名張仁初，彭澤縣政協干部，彭澤縣文化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