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間德慶州南鄉(xiāng)各營堡窘境：餉銀被克扣大半，每人每月僅得三錢！

更置營堡議：嘉靖年間綏靖德慶南鄉(xiāng)“猺亂”的權宜之策

陸舜臣，字師皋，又號石泉，廣西橫州人，為正德十三年（1518 年）舉人，于嘉靖十一年（1532 年）出任德慶知州。在任期間，他主持輯修《德慶志》，留心地方利弊，尤其關切當時愈演愈烈的德慶東山西山猺亂問題。為綏靖地方、安定江防，他親歷訪查，按上、中、下三策先后撰成《征剿立縣議》《招狼辟地議》與《更置營堡議》，其謀劃多被朝廷采納，付諸地方軍事行動之中，其中《更置營堡議》即為針對江防營務，結合當時實際情況提出的權宜方案。

更置營堡議

設立營堡，固所以防守。然非其要害，雖守無益也。

昔者上江之亂，即今日之下江也。亂于昔而不亂于今者，非西山之猺不為惡也。蓋上江南岸一帶，語河口之最大者，莫過于羅傍、大力。其水可通舟楫，賊艇可藏數十艘。自未立營之先，則出艇攔江劫船，無日不殺人，無日不報急。守備指揮李松為之計，于羅傍、大力水口各立大營，分兵以守之。自是羅傍、大力之賊艇不復出，上江肅清。迄今數十年，皆指揮李松之賜也。

今日下江為亂，其所報急者，曰歐塘、曰大河、曰六都、曰逢遠、曰降水，下江南岸河口路口莫要于此，不惟能容桐槽船只，凡其搶奪客商小船或鹽船皆此藏伏，是以出沒無常，人莫能當。惟此營未立，則猺之要害未控。猺之要害未控，雖沿江守以千百哨亦徒也。

必須仿大力、羅傍之制，于此五處各立一大營，調實數目兵三百，分撥各營，又將江道各哨船營埠打手目兵擊其地方不險要者以充實之。每營設兵一百五十，大哨船三只，小送江艇三只，各督以能干千百戶一員，各分界以地方，限止廵邏，晝夜相接，如有某處失事，則系某處管營官抵罪。其各處小埇口哨船仍依舊分守，屬各地方官分班巡邏。

夫河口之大者既守之固，雖小埇口其所藏者亦不多也，況各營相去不遠，地方又有分界，易于巡邏，各官必勇于効能，恐于失職，賊之出劫能幾何哉。仍于北岸立二大埠，倫埇一埠，馬墟一埠，以為往來客商駐扎之保障，為江道計，斷不外此。

若夫因襲之弊，則又有言哨船設于南是矣。一船只一十八人，而當危險之地，猺不殺打手可也，打手其能殺猺乎？故見猺之過水，則曰：爾在別處過可也，無我累。或出劫船，全不救?，鳴鼓數聲而已。甚則與猺求成，與猺相通者有之，此打手之故態(tài)也。

雖然，打手固可罪矣，而工食則有半年不得支者，勢必揭借于州民，九去十歸。而江道提調廵哨官，又有火柴人情之克減，計其揭借之利，江道官之羅織，一月名雖六錢，而實則不能三錢也。給之以時練之以素，統之以廉能之將領，非今日之急務乎？

以南鄉(xiāng)言之，大石、山栢二營打手，即充鄉(xiāng)民在營者，不及半夜間，不過知更數人而已。余俱賣閑，一遇點視，則臨時雇請應名。凡工食，正、一、二、三月支銀三錢，別月四錢，余皆入于提調官、總甲之囊槖。其在內之營，又有犂頭銀者，在家種田之謂也。是以南鄉(xiāng)提調囊滿，則尋故而去，恐發(fā)覺也。延緩地方，欺瞞在上，亦非一朝一夕。又安望地方之寧乎？

至于步云營，乃富祿之喉舌也。勢官復設，即用富祿、陳頂二圍之民為打手以守之，尚可為緩急之用。然此皆權宜補弊，不過為目前之計耳。

▲嘉靖十四年，德慶州西江南岸輿圖

在《更置營堡議》開篇，陸舜臣便點明營堡設置的要義：營堡之設，本為防守疆界、控遏賊寇，但若選址不得要害之地，縱使屯兵駐守，也難收實效。他以過往的西山之亂與當下的東山情勢作比，指出昔日西山匪患猖獗，而今日西山一帶西江江道肅清，并非西山猺眾本性收斂，全賴營堡扼守了水路要沖。西山水網密布，河口眾多，其中尤以羅傍、大力兩處最為緊要，水道深闊可通舟楫，能藏匿賊艇數十艘。未立營之時，賊寇常駕船出江攔劫商旅，沿江終日不得安寧，殺人越貨之事無日不有。后德慶守備指揮李松審度地勢，在羅傍、大力兩處水口各設大營，分兵駐守，自此賊艇不敢輕易出江，西山一帶西江江道得以安寧。

對照西山的治理成效，陸舜臣直指當下東山之亂的關鍵因素。此時東山告警頻頻，歐塘、大河、六都、逢遠、降水五處，是最為關鍵的河口，不僅可容大型槽船停泊，猺眾搶奪的客商小船、鹽船也多在此處藏匿，故而賊寇出沒無常，沿江守兵難以抵擋。正因這幾處要地尚未設立營堡，猺亂的要害始終未能掌控，縱使沿西江兩岸布置成百上千處巡哨，也不過是徒勞無功。因此他建議，效仿大力、羅傍的營堡規(guī)制，在此五處各建一座大營，調撥足額兵丁三百名分駐各營，同時裁撤江道中非險要地段的哨船、埠頭打手與目兵，將兵力充實到這五處營壘中。每營配置兵卒一百五十人，大型哨船三只、小型巡江艇三只，每營委派干練的千百戶一員統領，劃定各自管轄的江段地界，責令晝夜輪番巡邏，一旦西江某段江防失事，便由該管營官員擔責。各處小型埇口的哨船仍保留舊制分守，由地方官員統籌分班巡邏。陸舜臣認為，大的河口既已嚴密把守，小埇口能藏匿的船只與賊寇本就有限，加之各營相距不遠，地界分明，巡邏便利，各級官員恐于失職，必然勤于任事，賊寇再想外出劫掠便難有可乘之機。除此之外，他還提議在北岸設立兩處大型埠頭，一處在倫埇，另一處在馬墟河口，作為往來客商停靠休整的屏障，如此兼顧江防與民生，是治理西江江道的萬全之策。

在規(guī)劃營堡建制之外，陸舜臣也指出了當時江防體系中積重難返的弊端。那時西江南岸哨船每船配十八名打手，身處險地卻戰(zhàn)力薄弱，非但不能制服猺人，反倒只求自保，見猺人渡江便放任而去，只求不連累自身；遇到猺人劫掠商旅，也只擊鼓數聲，全無救援護持之意，更有甚者與猺人暗通款曲、私下求和，早已是軍中積習。但陸舜臣同時也提到，打手怯懦固然可責，其背后也有糧餉之困：當時打手的工食銀常有半年拖欠，兵卒不得已向德慶州中百姓借貸，盤剝之下所剩無幾；江道的巡哨提調官又常以火柴雜費等名目克扣糧餉，算上借貸的利息與官吏的盤剝，名義上每月六錢的餉銀，實際到手不足三錢。兵卒既不能按時領餉，又缺乏日常訓練，再加上沒有廉潔干練的將領統御，江防廢弛便成了必然。

以晉康鄉(xiāng)十二都南鄉(xiāng)為例，大石、山柏二營的打手，多由本地鄉(xiāng)民充任，實際在營值守者不足半數，夜間也只剩數人負責打更報時，其余兵丁皆花錢雇人代役，每逢點驗便臨時找人應名湊數。糧餉發(fā)放更是亂象叢生，每年正、一、二、三月僅支銀三錢，其余月份支四錢，差額盡入提調官與總甲私囊；駐在鄉(xiāng)里的營兵還有所謂“犂頭銀”，名義上是留鄉(xiāng)種田的抵扣，實則成了軍官斂財的名目。正因如此，南鄉(xiāng)一帶的提調官往往中飽私囊后便尋機調任，唯恐貪腐敗露。這種懈怠地方、欺瞞上官的風氣，由來已久，又怎能指望地方安寧。

至于步云營，是富祿一帶的咽喉要地，必須復設，由當地富祿、陳頂兩村的鄉(xiāng)民充當打手駐守，尚能應急，但也只是權宜補弊之計，并非長久之法。

陸舜臣的《更置營堡議》，總結了前人營堡御敵的成功經驗，并直指當時營務廢弛的深層弊病，從選址布局、兵力配置、巡防制度到糧餉管理、將領選任，皆有切實可行的謀劃。據嘉靖年間《德慶志》記載，當時德慶本州共設營堡12處，全部坐落于西江南岸的都城鄉(xiāng)、晉康鄉(xiāng)境內，其中木源、白馬、何木逕、山柏、大石嶺、大埇、查峒、步云八處均屬南鄉(xiāng)區(qū)域；沿西江北岸還設有36處埠頭，分別派駐打手、民壯與旗軍駐守，共同構成防范猺亂的防御網絡。

除下策《更置營堡議》外，陸舜臣所撰上策《征剿立縣議》、中策《招狼辟地議》的治邊構想，同樣對后世產生了數十年的深遠影響。萬歷四年（1576），兩廣總督凌云翼在德慶州城設立總督府行署，指揮十路大軍征剿東山、西山猺人，此役之后，朝廷將德慶州下轄的瀧水縣升格為羅定州，于東山設立東安縣、西山設立西寧縣，通過新設立的“一州二縣”建制強化對東山、西山這處“化外之地”的治理。這一系列軍政部署與行政區(qū)劃調整，其思路正是在陸舜臣早年提出的策略基礎上逐步完善發(fā)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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