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念欣：多元的“我城”氣質是香港文學的可愛之處

第36屆香港書展以 “文創傳承?旅悅人生” 為主題，云集兩岸三地文化學者與作家，搭建起梳理本土文脈、對話華語文學的平臺。7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教授黃念欣攜新作《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帶來專題講座 “香港文學 起初如何”，圍繞香港文學多重起源展開深度分享。講座結束后，她接受了南都獨家專訪，拆解著作背后的治學思路與文學思考。

長久以來，大眾對香港文學常困于武俠、言情、都市敘事的固化標簽，鮮少看見舊體詩、南來文人、女性書寫、數位人文交織而成的完整脈絡。黃念欣以薩義德“開端”理論為鑰匙，重新叩問香港文學的源頭，提出香港文學史是一連串 “開端” 方法與 “起源” 建構的交織。

面對AI寫作沖擊文壇的當下，她亦坦言 “只要不放棄，真人寫作仍有價值”。談及新書《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她表示，這本書貫通古典、現代、當代與數位四大階段，兼顧侶倫、黃碧云、張愛玲等不同世代創作者，借起源研究試圖厘清香港文學在地探索與融入華語脈絡的雙重特質，深化大眾對閱讀文學的認知。

黃念欣教授本科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留校進修獲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2022年起獲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黃教授的主要研究興趣為香港文學、檔案研究及現代中國女性文學。著作《晚期風格︰香港女作家三論》（2007）獲第十屆香港文學雙年獎推薦獎（文學評論），并編選多種文學選集，包括《香港文學大系．小說卷二（1942-1949）》（2015），以及口述歷史《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上、下）》（2017、2018）。曾任香港電臺節目《開卷樂》及《遇見文學》主持，并于《明報》寫專欄，積極推廣文學閱讀與文化。

訪談

南都：請談談《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的寫作初衷？這本書對“香港多重文學起源”的研究，對過往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補充、延伸？

黃念欣：《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屬于香港中文大學學術文庫系列（第二輯）之一，我希望藉此機會整理一下自己多年來有關香港文學的論文，再加入近年的一些發展和思考。這期間我在美國紐約研修假期中到訪哥倫比亞大學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檔案室，讀到他早年學術專著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開端︰意圖與方法》）的相關手稿與書信，回想到香港文學史的問題，其實也是一連串的“開端”（Beginnings）方法，與“起源”（Origin）建構的意圖。我一直關注的南來作家的在港行歷、香港文學正典的搜集、女性作家之創造力、通俗文學挑動的庶民生活向往，以及張愛玲與香港的起始關系，原來全都帶著開始訴說香港文學的意圖。于是我循此路線，整理了十篇論文。

南都：這本書涵蓋舊體詩、南來作家、侶倫小說與電影、回歸后數位人文、黃碧云與依達城市敘事、張愛玲香港系列等多元議題，在選題排布上有怎樣的邏輯主線？如何串聯起古典、現代、當代、數位四個階段的香港文學起點？

黃念欣：開端不只是意圖，背后也包含一連串方法。這本書大抵記錄了我一直關注香港文學議題的方法，以及如今回看的修正和進展。第一章“關于‘最早’的香港文學”，當中〈香港文學時間零——《香港的憂郁》（1983）與《近代詩人詠香港》（1997）〉一文就記錄了尋找文學發生的“時間零”（Time Zero）的方法。像宇宙起源的大爆炸（Big Bang）一樣，這個起源靠現在的結果推演而來的，而當中也有我們預測不到的軌跡與事件。鴉片戰爭、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與香港回歸，如何成為香港納入文學視野的一個時間起始點，是本書方法起點之一。

第一章的另一篇談香港本土作家第一人侶倫，而尋找“第一人”，又是方法之一。及后四章分別是“香港故事正典化的多個‘開端’”、“香港女性文學‘創世記’”、“香港流行文學‘原型’論”及“張愛玲與香港文學的‘起初’”；所牽涉的方法分別是香港小說選與圖書館書目統計分析、黃碧云（1961—）研究的作家論、依達《蒙妮坦日記》的消費符碼，以及晚期張愛玲對香港女作家鍾曉陽的影響論。

您說得沒錯，提出香港文學貫通舊體文學與現代、當代問題與現代承傳、以及數位演算與人文的張力，都是今后思考香港文學起源的延伸方法。

南都：與香港文學的多元面貌相悖的是，大眾對香港文學的認知依舊高度固化，困于少數頂流作家、都市風格、武俠言情等標簽。你認為起源研究、重構早期文學脈絡，能夠如何打破大眾的標簽化認知，幫助讀者更完整地讀懂香港文學的真實面貌？

黃念欣：普通讀者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如伍爾夫（Virginia Woolf）所言，普通讀者（common reader）總可以把閱讀的愉悅與好奇，置于說教與判斷之上；而刻板印象之所以流傳，亦有值得探究的原因。事實上香港文學長期都在面向香港的“普通讀者”，進入學院研究的視野不過近三四十年之事。與其說打破大眾認知，我更希望深化大眾認知，認清我們閱讀愉悅的背后是什么。武俠背后可能藏有大眾史觀與理想身份認同；好的言情小說需要外來文化的消費符號支撐；都巿密集的人流與拼貼式生活面貌，也承載著我們的疲累與安慰，所謂標簽，進入到文本細讀，就會生發出文學淬煉與提升的效果，在小說、詩或散文里，認出一刻的自己。所謂真實、面貌，首先要有讀者真實的參照與獨特的面貌。我們寫的這些論文，如果沒有讓讀者跨越到具體作品里去，是毫無意義的。也就是說，我會盡量勾出稍稍異于我們常理認識的文本例子，吸引讀者去看原著原文。例如在一片憤慨香港被割讓的文人舊詩之中，如何有黃遵憲在《香港感懷》有“火樹銀花耀”“欲界亦仙都”的虛幻描寫；在表面上非常自我的內在的黃碧云，如何同時具備非常尖銳、超越國族身份與歷史時刻的史觀。

南都：在評價西西《我城》時你曾有過一番感觸：“香港有不寫涕淚飄零、民族大義的自由，但同時，這自由中仍有絲絲縷縷的國族情感”。從這個角度來說，你如何理解香港這片土地誕生的獨特文學生態，以及香港文學的獨特價值？

黃念欣：還回到細讀吧。就以西西《我城》（1975）為例，讀過的人都無法不感染到其中青年人的樂觀、開放、進取，在群體中保存自我的快樂，一個充滿潛力的時代，有稱之為“頑童體”，何福仁先生亦認為其文字“充滿風趣、俏皮的喜劇感”。但同時，讀《我城》的“開端”，其實在說什么呢？那句有名的起首句“我對她們點我的頭”，撇除是否歐化語法是否合乎規范的爭論，其實在傳遞一種非常廣闊的情緒︰“我”在接受命運，“她們”是父親的姊妹，這些姑媽姑姐，把一間她們不屑一顧的粗笨大屋的上層讓給“我們”一家住了。聽從命運的“我”有點機械地，有點異化地，“點我的頭”，但同時展開了與這間有十七扇門的大屋開展的有趣生活。這種人棄我取的落戶經驗，有哪里似曾相識嗎？所謂“絲絲縷縷的國族情感”，必然也是交織的。《織巢》《候鳥》《飛氈》、“肥土鎮系列”，一直在延續“我城”多元的情感，在各種有限與不可理喻的變化里，活出自己的一套好奇與進取，重新命名、定義，讓各種標簽無從入手。

南都：在你看來，今天的香港文學是更“在地向內探索”，還是更“融入華語整體脈絡”？你如何看待香港文學在整個華語文學版圖里的文化位置？

黃念欣：我想“在地”與“向內”是必須的，即使你心系融入更大的整體。看最近大家在談的電影《奧德賽》（Odyssey），不過是一個戰爭后希望返家的人，十年來在地中海上來來回回，不斷內心和幻覺作戰的故事，非常在地也非常內向，但無損它融入了整個西方文學以至世界文學的力度。過去的香港，仍在定義著今天的香港，并且在世界中仍有其氣質與位置，像前面所說的，一種多元的“我城”氣質，我相信這種氣質在文學中繼續有豐富的變體，這也是文學最可愛之處。

南都：你長期深耕現代中國女性文學與香港女作家研究，《晚期風格︰香港女作家三論》聚焦香港女作家創作，本次新書也重點談及張愛玲對香港女作家的深遠影響。女作家研究、女性視角的介入對香港文學的“源頭”有怎樣的補全意義？

黃念欣：我對于女性生命源頭式的創造力十分著迷。《起初如何》其中一篇是〈泰初無道，女子有寫——黃碧云的史述情懷與歷史述作〉，與我在紐約時讀布魯姆（Harold Bloom）的The Book of J（《雅威底本》）有關。他大膽假設《圣經》的《創世記》《出埃及記》等部份可能出自一位女性之手。這個假設是否經得起考古歷史的考驗不是重點，重點是布魯姆讀出《圣經》的女性視角。小說之始《源氏物語》的紫式部是女性，其言說與鋪衍的欲望獨步當時世界文壇。張愛玲或“張腔”的影響，也可以看成一種衍生創造的能力。我的書中《考與老——鍾曉陽讀〈小團圓〉的抒情轉注論》一篇，提出香港作家鍾曉陽如何以文字學、詩詞典故與拆字法，“心心相印”地解讀《小團圓》為一悼亡之書的意圖。當中的方法與心意，遠比其結論重要。而香港女性作家之地位不言而喻，各擅勝場，超越了一言以蔽之的可能，我只能說持續關注了。

南都：在圖書市場低迷、AI寫作橫行的今天，你如何看待當下香港文壇的生存現狀？

黃念欣：我覺得暫時大家對于購買實體書、行書店、逛書展，仍有不可取代之興趣。只要書種仍然足夠多元，販書的地方仍然充足，這個習慣還不易消失的。至于AI寫作，我暫時仍未有對一部AI生成的作品感興趣到可以終卷讀完。但滲入式的創作準備或微調，卻早已在我們審美經驗之中天天發生。在閱讀與寫作上，我覺得時刻要問，我們愿意“外判”多少思維與表達的機會與機器，只要不放棄，真人寫作仍有價值；在書業營銷上，我認為不妨實體與電子并行，直面紙本書終將成為浪漫的產物，把電子媒界進一步應用于文學的推廣與推進之中。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朱蓉婷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