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7月17日，德國總理默茨在法德部長理事會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了一句看似矛盾的話：“我不希望與中國發生新的貿易沖突，但我希望就這些失衡問題展開坦誠對話。”
不想沖突，但要對話——這八個字，幾乎概括了今天歐洲面對中國時那種“既怕又恨”的復雜心態。默茨還補了一句：“擁有4.5億消費者的歐盟是中國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之一。因此，雙方之間存在的是一種相互依存關系。”
相互依存，說得沒錯。但問題是，默茨一邊承認離不開中國，一邊又想把“失衡”的賬算到中國頭上，這種“既要又要”的姿態，恰恰暴露了德國乃至歐洲當前最深層的焦慮。
先看數據。2025年，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達到約3600億歐元，相當于每天10億歐元。德國對華貿易逆差達890億歐元，創歷史新高。德國制造業每月流失超過1萬個崗位。
這些數字確實觸目驚心。但數字本身不會說話，是人在給數字賦予意義。默茨給的意義很明確：中國的“不公平競爭”造成了這一切。
就在上個月，默茨在歐盟峰會結束后直接點名中國，聲稱人民幣“被低估了30%”，呼吁歐盟效仿1985年的《廣場協議》，通過國際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他甚至建議歐盟財長采取行動，堅稱“若不解決貨幣低估問題，德國的經濟改革將收效甚微”。
把《廣場協議》搬出來，這已經不是在談貿易了，這是在翻歷史舊賬。對中國人來說，《廣場協議》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日本被迫升值后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默茨把這個典故搬到臺面上，等于在向中國暗示一個他們不愿看到的歷史重演。
默茨真的鐵了心要對華強硬嗎？未必。就在炒作人民幣匯率問題沒幾天，默茨又公開表示不反對中國汽車制造商接管陷入困境的德國汽車工廠。他承認這只是“應急方案”，解決不了德國汽車業的結構性問題——但起碼說明，他心里清楚：中國既是“威脅”，也可能是“解藥”。
這種前后矛盾，根源在于德國內部已經“裂開”了。一方面是鷹派在“持續上眼藥”，每月超1萬個崗位消失、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崛起，政治壓力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大眾、奔馳等汽車巨頭因中國是其最大海外市場，對“保護主義”深感恐懼。經濟部長擔憂中國報復會攪亂市場，外交部卻主張對華強硬，柏林內部僵持不下。
有學者分析得很透徹：德國存在三重矛盾：政治精英與工商界上層的矛盾、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矛盾、以及政治精英內部的分裂。這種“首鼠兩端、多方周旋”的狀態，大概率會長期持續。
默茨本人，就是這種分裂的縮影。他既想迎合鷹派保住政治生命，又不敢真的跟中國翻臉，因為翻臉的代價，德國付不起。
默茨口口聲聲說貿易“失衡”損害了歐洲工業，但“失衡”這兩個字，本身就值得推敲。
首先，歐盟對華服務貿易長期保持順差。2025年達213億歐元。如果把服務貿易算進去，總體失衡程度顯著收窄。只盯著貨物貿易逆差說事，是選擇性的失明。
歐洲部分產業面臨的壓力，根源更多在于自身。能源成本高企、產業政策搖擺、創新動能不足，這些才是制約歐洲競爭力的核心因素。以大眾汽車為例，擬裁員10萬人、關閉德國本土工廠。這能怪中國嗎？歐洲市場需求疲軟、電動化轉型滯后、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哪一條是中國的鍋？
再者，歐盟自己也在制造“失衡”。限制半導體、光刻機等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這些產品附加值高、需求量大，歐方不愿賣、不敢賣，卻反過來抱怨貿易逆差太大。這種邏輯，說得通嗎？
默茨說“無法接受現狀繼續維持下去”。這句話說得對，現狀確實需要改變。但改變的方向，不應該是筑墻、加稅、搞“中國版廣場協議”。這些老套路，既解決不了歐洲的結構性問題，也改變不了相互依存的現實。
真正該改變的，是歐洲那種“我落后了都是因為你太強”的歸因方式。與其花精力炒作“中國沖擊”，不如認真想想：自己的工業為何失去了競爭力？自己的創新為何跟不上節奏？自己的市場為何越來越依賴別人？
坦誠對話，首先得對自己坦誠。 默茨想要的“坦誠對話”，如果只是單方面提要求、翻舊賬、甩鍋，那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對抗。真正的坦誠，是正視自身問題，是在承認相互依存的基礎上尋求共贏，而不是一邊喊著“不想沖突”，一邊把對方當靶子。中歐關系，經不起又一場貿易戰。這一點，默茨心里比誰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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