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211怎么都往縣城辦大學了？

打法不盡相同

文 /巴九靈

“自 2025年以來，約有18個縣、縣級市已成立或正在籌建本地第一所大學。其中包括7所獨立設置的高等院校，以及11個高校校區或學院。 ”

縣城高校，正在成為一種新常態。

翻開這兩年的報考指南，可以發現越來越多的縣城出現在其中：浙江義烏、江蘇昆山、廣東豐順、海南陵水、福建閩侯、吉林延吉、安徽肥西……

這些地方，有的是赫赫有名的經濟強縣，有的“小眾”到很少有人聽說過。如今，它們的共同點是：新建了一所大學，或是某所學校在這里建了新校區或者分院，其中不乏985、211名校。

縣里流行辦大學

要說名校最“熱捧”的縣城，當屬海南陵水，一個常住人口僅38萬的黎族自治縣。

這幾年，陵水一口氣簽下30所國內外頂尖大學，包含天津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電子科技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英國倫敦瑪麗女王大學等。

而且，這里的學子享受著一種超鏈接般的求學體驗：一校入學、多校選課、雙學位授予。這種打破圍墻的特殊待遇，讓陵水成了高教版圖上的一塊飛地。

起飛的背后，也主要受益于陵水的重量級身份——陵水黎安國際教育創新試驗區，全國唯一以教育對外開放為使命的國家級試驗區。

不過，高校去縣城，并不是只盯著陵水這樣的國家級戰略高地。廣袤縣域里，雙一流的身影也在悄然增多。根據軟科統計，近年來已經有至少12所高校到縣城建設新校區或者分院。

總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深耕派”。比如福州大學、延邊大學、石河子大學等，基于國家及區域戰略布局的需要，它們自創辦之日起便扎根縣邑。

另一類屬于“擴張派”。比如安徽大學、東北林業大學、南京理工大學等，以學院或新校區為觸角，把辦學版圖往縣里延伸。

與此同時，一些原本沒有大學的縣城，正在迎來“零的突破”。

2025年10月，內蒙古托克托縣，內蒙古鴻德文理學院云中校區落成。從簽約到落成，只用了一年半，首批600名學生入學。

11月，江西弋陽，上饒師范學院弋陽校區揭牌啟用，開設了環境科學、材料科學與工程、智慧農業、園林四個本科專業。

同一年，浙江武義，金華職業技術大學武義學院迎來首批530名新生，機械制造、汽車技術等8個專業直指產業痛點。

整體來看，根據軟科統計，自2025年以來，約有18個縣、縣級市已成立或正在籌建本地第一所大學，其中包括7所獨立設置的高等院校，以及11個高校校區或學院。

縣域建起大學，正從零星試點變成一股潮流。不過，每個省份的打法不盡相同。

比如山東深耕職業教育。濰坊、臨沂等地的縣域，搞起了“園區+大學+企業”的三位一體產教融合模式，把職業本科院校直接搬進開發區。

江蘇靠的是經濟強縣自掏腰包建大學。如張家港、太倉等百強縣自己出錢辦獨立大學，同時省市聯動把南航、江南大學等雙一流引進這些地方。目前，江蘇已有24個縣域分布著高校或高校校區。

江西則走的是省級統籌兜底路線。以上饒弋陽、贛州龍南為代表，省屬本科分校優先往縣城搬。只有像鄱陽、婺源這類特色大縣，才新建獨立公辦高職，用省級資金彌補縣域財力不足，以快速覆蓋革命老區各縣高等教育。整體上，已有16個縣級城市在這里擁有了高校或分校區

綜合各省的公開數據與公開報道估算，全國已有超過500個縣域有高校或高校校區。

但這似乎還不夠。

2025年底，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講席教授鞠建東明確提議在全國2000個縣（區）各新建1所側重社區教育、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縣區大學，以人力資本投資驅動縣域經濟轉型。這是他時隔3年后再次提議建2000所縣辦大學。

按照這一藍圖，中國大地上幾乎是“縣縣有大學”。它聽起來像是一個書齋里的宏大理想，但結合正在各地發生的真實案例來看，這或許是一場已經啟幕、尚未高潮的歷史進程。

為什么要縣縣有大學

“縣縣有大學”藍圖的背后，藏著縣域發展的三重突圍邏輯。

首先，是應對產業升級的“最后一公里”困境。

中國的縣域經濟貢獻了全國超四成的GDP，曹縣的漢服、諸暨的珍珠、晉江的鞋服、桐鄉的絲綢、洛川的蘋果……幾乎每一個縣城手里都有一兩個扎根本地土壤的特色產業。

但這些各有千秋的縣域產業，今天卻面臨著一個高度相似的困境：產業升級，卡在了知識和技術關卡上。

有數據顯示，78%的縣區存在“技術引進難落地、本地成果難轉化”的雙重困境。也就是說，好技術引進來，水土不服；本地搞出來的東西，又沒人懂得用。要破解這種兩難，最關鍵的一環不是錢，而是適配本地產業的人才。

那么，一所扎根縣域的職業本科或特色學院，就不只是學校了，它更像是技術轉化和落地的“外腦”。

江蘇太倉的模式，是個經典樣本。這個因德資企業扎堆而被稱為“德企之鄉”的縣級市，早早引入了西北工業大學太倉校區和西交利物浦大學太倉校區，以應對太倉周邊密布的高端裝備、汽車零部件企業對工程師的巨量需求。

西交利物浦大學太倉校區 西交利物浦大學供圖

西浦太倉校區的“融合式教育”模式，更是直接讓企業參與課程設計，學生在校期間就擁有多個行業實習項目經驗。這種模式，與其說是大學，不如說是為本地產業量身打造的“人才兵工廠”。

說到人才，縣域發展的第二個邏輯，便是激活當地消費潛力。

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某種程度上是一場縣域人力資源的“抽水機”運動。每年高考一結束，無數縣城少年像候鳥一樣飛向大城市，留下的只有日益老去的背影和逐漸空心化的街道。

“縣縣有大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流失：它一方面截留了部分本土生源，另一方面創造了一個關鍵的緩沖期——將年輕人留四年。

幾千名甚至幾萬名20歲左右的年輕人，在一個縣城生活四年，本身就是巨大的消費引擎。餐飲、娛樂、租房市場將被激活，更潛移默化地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活力。

就拿湖北紅安來說，這個大別山南麓的縣城，2018年才摘掉貧困縣的帽子，卻在短短幾年內，通過建設紅安大學城，迎來了至少6所高校入駐，預計未來在校師生達8萬人。

8萬人是什么概念呢？這是紅安縣常住人口的16%。換句話說，這座城市每6個人里，就將有1個是大學里的人。這意味著他們將帶來巨大的人口紅利和消費活力，也讓當地的孩子看到了在家門口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第三個邏輯，則是更深層的縣域社會生態重塑。

一所大學對于一個縣域的價值，不僅僅是一張經濟報表，更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容器和思想燈塔。

試想一下，一個以農業和勞務輸出為主的縣城，突然迎來了一所擁有數百名老師和數千名大學生的大學。可能出現的變化是，高校定期舉辦的周末講座向市民開放，圖書館成為城市的文化地標，藝術系師生為老舊街區繪上彩繪，經管學院教授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決策咨詢……

這些“新移民”給縣城帶來的不僅是知識，更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潛移默化中改變著整個縣域的“文化基因”。

能實現嗎？有何隱憂？

在諸多好處面前，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這并非是一條坦途。

資金能否支持？師資如何保障？生源能否持續？這些問題，沒有一個可以輕描淡寫地跳過。

從資金層面上看，新建或改建一所高校，動輒就是數十億的投入。比如溧陽為引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花了45億元，武漢工貿職業學院落戶大悟縣的總投資也高達21億元。這還只是個案。

鞠建東教授算過一筆更大的賬：若要建起2000所縣辦大學，每所每年運營投入約10億元，全國每年需要的總投入高達2萬億元。

那這些錢都誰出，怎么出，是一道待解的題。太倉等縣市的成功案例看似勵志，但它們本身就是縣域經濟的“天花板”級選手，代表不了大多數。

而大部分縣市尤其是中西部縣市的財政實力有限，難以支撐大學的有效運作，那么大學甚至可能成為一些地方的負擔。

另一個則是師資保障問題。梅貽琦先生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換言之，對于縣域而言，引才和留才是其困境所在。

一個博士畢業生，愿意放棄一線城市的科研平臺、學術圈子和子女教育，來到一個偏遠縣城工作嗎？答案并非絕對的“不會”，但選擇“會”的概率或許不高。

而這種困境在中國教育系統里，已經有過清晰的“前車之鑒”。比如曾經有縣出現教學骨干剛獲獎就被“挖走”的情況，類似這樣的問題是否會在縣域高校重演尚不明確。

當然，更嚴峻的挑戰在于結構性的生源危機正在逼近。

隨著出生率的斷崖式下跌，幼兒園關停潮已經傳導到了小學。未來十年，中國的高考報名人數將不可避免地減少。

據有關部門測算，高等教育學齡人口面臨“快升—短平—陡降”發展趨勢，在校生規模預計2032年左右達峰，到2040年左右又會大幅減少。

到時候北上廣深的高校都在“搶人”，縣城的大學靠什么搶？或許未來最先受到沖擊的，是那些辦學質量低、地理位置偏遠、聲譽不高等的院校。

因此，要實現真正的“縣縣有大學”，必須走出一條差異化、特色化之路，切忌“千縣一面”。

◎第一，不貪“大而全”，專攻“小而美”。

縣城不需要中文、哲學這些傳統學科，它需要的是家電學院、茶學院、家具學院等“小而美”的專業，這些在慈溪、安溪等地已有成功案例，當地高校精準匹配本地產業，甚至細化到某個工種，讓其擁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

◎第二，打破行政區劃，抱團辦學。

未必每個縣都需要有一所大學。對于人口流失嚴重、產業基礎薄弱的縣，可以由地級市統籌，幾個縣共建一所高校，或者采用“一校多區”的模式。

◎第三，不僅要“建”，更要“融”。

大學建在縣城，不能是封閉的象牙塔。校門要打開，實驗室要向企業開放，圖書館要向市民開放，要把大學真正變成縣城的“公共大腦”。

最后，縣城需要大學，大學也需要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土壤。

作者|吳燕、沈曉琴主編|何夢飛

*題圖來源：常熟理工學院供圖 *轉載已獲授權，不代表城市進化論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