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呦呦鹿鳴”老師探討江華“紙上種田”的責任問題

日前，央視焦點訪談曝光了永州市江華縣“紙上種田”問題。知名媒體“呦呦鹿鳴”隨后發布了《硬任務之下，紙上種田：《焦點訪談》是不是太苛責農民和基層干部了？》一文，引發極大關注。

公眾號“呦呦鹿鳴”的作者黃志杰老師，是我極為欽佩的一位媒體人，文章提出“不應當苛責農民與基層干部的”的觀點，也是一如既往的犀利且有道理。

同時，另一位我所欽佩的“知名網友”御史在途也在文章后留言指出：“作為一名在江華縣工作過一年的‘榮譽瑤民’，我非常清楚，該縣的干部群眾非常樸實，這一點從他們把央視記者當親人，凈說大實話，對記者偷拍偷錄行為毫無警覺的表現也可以看得出來。從全國范圍看，在山區縣里，江華縣的耕地拋荒面積算是最少的，堪稱耕地保護的典范......”

毫無疑問，兩位老師的觀點，都是非常實在和接地氣的，也是真正在為基層群眾和干部發聲。

從國家層面來講，守牢糧食安全底線是國之大者。國家部署糧食種植任務、嚴守耕地紅線，本質是為14億人飯碗托底，這個大局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對于田間地頭的老百姓來說，種糧是生計，更是一本明白賬：種子、化肥、農藥年年漲價，人工成本節節攀升，糧食價格基本沒變，一畝水稻精耕細作下來基本沒什么利潤，遠比不上種植經濟作物的收益。農戶用腳投票選擇收益更高的作物，是最樸素的生存理性，他們既沒動機、也沒能力編造一套延續數年的假數據。

兩頭都站得住腳，問題就只能出在中間的傳導環節了。

我甚至可以直言不諱地指出，問題就出在了縣級政府及相關主管部門。縣級政府作為政策落地的樞紐，本該是銜接頂層部署與基層實際的中轉器：向上如實反饋地方水土條件、產業現狀與現實困難，向下把糧食安全要求轉化為農戶能接受、可執行的具體舉措。

然而，時任江華縣的相關領導與相關部門，偏偏在幾年時間里選擇了最省力也最惡劣的一條路——造假。不想擔“完不成任務”的問責，也不愿花精力破解種糧收益低的難題，于是把功夫都下在了紙面上：臺賬編得嚴絲合縫，報表做得漂漂亮亮，檢查時臨時應付，用一場“紙上種田”的數字游戲，對上瞞天過海，對下轉嫁壓力。

這樣一種態度，從焦點訪談播出的視頻中，當地一名縣領導的發聲就能看出問題：“至少你要目光所及，你要能夠種（水稻），在可視范圍內你要去種（水稻），你們不要去糾結，我給你的任務是多少，任何一個人來（檢查），眼睛看的我都種了。”

這樣一種選擇的背后，實際上是扭曲的政績觀在作祟。在一些領導干部眼里，“上級滿意”比“實際成效”重要，“不出問題”比“解決問題”要緊。實事求是地向上反映困難、申請調整指標，怕被打上“執行力弱”的標簽；出臺配套補貼、探索精細化種糧模式，要協調財政、對接農戶，費時費力見效慢。反觀造假，只需動動數字、做做臺賬就能輕松交差，風險低、“收益”高。正是這筆投機的“政績賬”，讓本該守土有責的部門變成了造假推手，讓糧食安全的硬任務，在層層傳導中變成了層層注水的假數據。

真正解決問題的路徑實際上是清晰明確的：

如果上級下達的水稻種植任務，確實不符合當地自然條件與產業實際，那就光明正大地向上報告，把種植成本、收益對比、水土稟賦一筆筆算清楚，申請科學調整任務指標，這是對上級決策負責，也是對地方發展負責。

如果是農戶種糧積極性不足，那就沉下去找準癥結：現有補貼能不能覆蓋農資漲價成本？地方財政能不能追加配套補貼給種糧農戶托底？能不能探索更精細化的管理方式，比如引導種植大戶按比例配套種植糧食作物，用經濟作物收益反哺糧食生產，在農戶增收與糧食安全之間找到平衡點。這些工作或許都很繁瑣，卻每一步都踩在實處，遠比紙面造假更經得起檢驗。

退一步說，就算真的完不成任務，如實匯報、直面問題、承擔責任，也遠比造假更有擔當。而弄虛作假、“紙上種糧”，只會掩蓋糧食產能的真實缺口，也會向上傳遞錯誤的決策信息。

“紙上種田”最惡劣之處，在于欺上壓下。對上，它讓國家糧食安全的決策依據失真，守底線的部署淪為數字游戲；對下，它寒了種糧人的心——真正埋頭種糧的農戶拿不到足額支持。更深遠的傷害是對政務公信力的透支：耕地里沒長出稻穗，報表上卻寫滿豐收，政策的嚴肅性與政府的可信度，都會大打折扣。

郡縣治，天下安。“紙上種田”事件的問責“板子”，應當精準打在縣級政府及相關主管部門身上，應當倒查追究時任相關領導的責任，以儆效尤，以糾政績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