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廣州灣歷史上曾是廣東省范疇，為什么它卻遠離廣州，而位于千里之外的地方？
1835年冬天，一陣寒潮席卷雷州半島，外籍商船躲進當地漁民口中的“廣洲灣”避風；木桅桿搖晃，船長卻在航海日志上寫下了“Canton Bay”。這一筆，后來的地理錯位就此埋下伏筆。
清末這里并不起眼。赤坎埠日落后仍有燈火，鹽、鮮魚和山貨都在此集散，碼頭小販吆喝聲不斷。少有人會想到，距省城廣州千里之外的這片水面，會被貼上“廣州”的標簽，更會在日后成為國際爭奪的焦點。
1895年甲午戰敗，列強抬價要地。法國盯上此灣，看中兩點：一是深水良港，二是北上廣州、南下海防的便利。與此同時，京城里忙于談賠款，顧不上南天涯的一塊灘涂，談判桌邊的地圖還把“廣洲”寫成了“廣州”。
1899年11月，西苑草簽條約。履印之前，法方代表攤開地圖，指著雷州半島說：“Canton Bay，足夠做我軍港。”清廷官員略一遲疑，還是按下手印。自此，99年的租期寫進公文，也寫進那座剛剛被改名的海灣。
“這里歸你們管，可別傷百姓生計。”官員放低聲音提醒。法軍軍官聳肩笑答：“放心，只是修炮臺、造燈塔，再收點稅而已。”短短兩句對話，道盡雙方權力天平的傾斜。赤坎埠的碼頭很快插上三色旗，法國警員巡街，租界被并入法屬印度支那聯邦，連度量衡都改換法制。
法軍在岸邊筑炮臺，用鋼筋水泥封住礁石，炮口對準出海口；又在東海島辟兵營，在硇州島建燈塔。更遠處的西貢，為此專門開辟航線，煤炭、罐頭、鴉片沿海流入，桉樹苗和紅瓦房則把異國的影子種在了椰林里。對當地漁鹽小鎮而言，一夜之間換了天，卻無力回絕。
時間推到1943年2月20日，太平洋戰事正熾。夜色里，日本第二艦隊閃電突入港內，法國守軍寥寥幾百人，象征性抵抗后便接到巴黎維希政府命令：“保存實力”。五天后，停泊在“橋立”號巡洋艦上的臨時談判桌前，日軍軍官沉聲開口：“共同防衛，不過是你們讓港，我來守。”法方代表苦笑，只能簽字。
港區從此由日本駐軍實際控制。物資堆場里，銹桶汽油堆得山一樣高；新鋪的鐵軌把碼頭與機場連成一線。桂柳線的入海口被掐住，華南腹地的對外補給幾近窒息。湛江城頭，卻依舊飄著法旗——名義上的法國租界，在戰火中成了日本的跳板。
日軍進駐后，征用漁船、木行，開出高價買米鹽，轉手又封鎖糧道，物價飆升。老船匠阿貴曾說：“賣條漁網的錢，連一斗米都買不起，這哪是世道？”他的兒子答不上話，只能苦笑。普通人的飯碗，成為帝國博弈的附帶犧牲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8日清晨，法方與中國代表在租界衙署會晤，會場里連椅子都是臨時借來的。簽字的那一刻，法國人承認放棄廣州灣一切權利，移交期限定為三個月。滯留軍艦拔錨離岸，法軍換防回西貢，日兵則在美軍監督下分批遣返。
交接完成后，中央政府隨即將此地改名“湛江”，取海天湛藍之意。為加速治理，新設廣東省第五行政區專員公署，下轄遂溪、吳川、廉江等縣，亦即今日湛江市雛形。港口繼續開放，但旗幟再不是外人的顏色，稅收和航權也不再旁落。
到了1950年代，新政權著手修復碼頭與倉棧，扶持鹽場和糖廠。昔日租界的法式建筑大多被征作公署、醫院，或干脆改成糧倉。法軍留下的窄軌鐵路則拆除重鋪，更換成國標寬軌，延伸進內陸的甘蔗產區，糖袋一次能裝滿整節車廂。
今天的湛江已是華南重要港口城市，但那段殖民和戰火交織的往事并未隨海風消散。廣州灣這一名字，偶爾仍會在舊檔案里出現，提醒人們：距省城千里的這片海灣，曾因一紙誤寫，被推上復雜的國際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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