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中國古代女醫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中謀求工作，要想打破職業歧視究竟有多難呢？
嘉靖三十四年冬夜，江南一座府城的后宅燈火通明，知府夫人難產，堂上焦急的官員一揮袖子：“快去把劉婆請來。”仆人卻猶豫：“府里不讓‘六婆’進門啊。”知府重重一嘆：“規矩要有，命更要緊！”幾句爭執落地，既揭開了女產婆的必要性，也照出她們尷尬的處境。
回溯到更早的宋代，產婆尚稱“坐婆”或“乳醫”。四川梓州的趙十五嫂曾因精于產科，遠近相求。《夷堅志》里寫她受邀深入山中，為神秘“虎婦”接生，故事真假難辨，卻側面說明當時人們已把女性接生視作不可或缺的專業。理學風氣漸盛后，男女隔離成了社會底色，一切與血與生產相連的事務被視為“穢”。諷刺的是，正因男女避嫌，男人行醫者被拒于產房之外，女人的雙手反倒成了生命線上最可靠的依靠。
元末明初，陶宗儀寫下“三姑六婆”一語，本是一句日常行話，到了明代卻被蒙上鄙薄色彩。士大夫家訓里常見“六婆不入內”，蕭京甚至囑子孫若見產婆“當避之”。口頭禁絕是一回事，臨到生產又只能倚重她們。清代袁枚在《隨園隨筆》提到無錫產婆阿鳳，一年接生近百，箱柜里金銀盈溢，闊綽到可以自置田莊。財富與聲譽說明市場從未拋棄專業，只是禮教讓夸贊改為竊語。
產婆還被官府借調至刑事現場。明朝律例要求女性尸檢需“刮視婦女”，執行者正是接生婆。她們辨得清產道撕裂與外力傷痕，判斷是否產后他殺，技術含量不低，卻因此被平添“晦氣”標簽。職能越多，污名越深，這是理學“潔凈觀”與司法實踐的撞擊火花。
與產婆并行的，是醫術與學問結合的女醫體系。東晉葛洪曾授術妻子鮑潛光，至宋元間，道門女醫在江南活躍，兼行針灸、湯藥與符箓。進入帝王之家，更需嚴格遴選。永樂初年，無錫醫士徐孟龍之妻因小兒科見長，被詔入宮，專司內廷婦幼。宮里禁書眾多，她得以翻閱《備急千金方》等典籍，回鄉后匯集醫案，坊間稱“徐氏內科”，可惜手稿散佚，只余傳說。
知識來源一直是女醫的軟肋。科舉把大部分醫學典籍鎖在男性書齋，女醫多憑家學與抄本自學。晚明思想家呂坤痛陳“世醫多陋”，提出由經驗醫師帶徒講解，無論男女。條例聽上去平等，可操作時仍要求女徒“隔簾聆講”，不能與男醫同席。半拉子的開放，聊勝于無，卻無法徹底打通女醫的晉升通道。
18世紀末，蘇北流傳張巫醫之名。她施針配符，號稱“呼風喚雨”，朝野哄動，地方衙門屢請不至，最終以“惑眾”被論死。這樁案件留下的卷宗寥寥，卻點破民間對女性醫療者兩極化的期待：既盼她們超凡入圣，又怕她們破壞綱常。現實無法容忍介于醫與巫的灰色地帶，于是選擇一刀切。
值得一提的是經濟背景。嘉靖以后江南棉紡、糧貿繁盛，人口激增，分娩量水漲船高。鄉紳人家為了臉面，暗中搶訂技藝最佳的產婆；市井百姓拼湊銀錢，也要請來靠譜的劉婆。需求驅動供給，一張隱形的市場網將女醫療者牢牢綁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她們靠的是手藝，也是被禮法束縛的性別分工。
女醫和產婆在男性主導的話語里被排斥，卻在生命節點上不可或缺；她們手握技能，卻常被貼上巫媼、穢婦、六婆等標簽。留下的碑刻和醫書告訴后人，徽派古宅墻角里曾嵌著“接福堂”小木牌，署名某氏坐婆，這是聘請契據，也是職業證明。那些木牌如今躺在地方志館的檔案盒，靜靜訴說昔日女性醫療者在夾縫里謀生、在偏見中開道的歷史軌跡。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