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當“做個人”成了一種奢望｜探秘中國心靈⑥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周文晴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心理學正在迅速從邊緣走入中心。從社交平臺到日常對話，越來越多的人用“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高敏感體質”等詞匯描述自身狀態。這些原本屬于診室的專業術語，如今成為了人們理解痛苦和講述自我的語言。
中國的“心理熱”并非一蹴而就。從1990年代《知心姐姐》式的大眾啟蒙，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國家層面對心理干預的認可，從“積極心理學”的流行，到近年來描述疼痛、創傷和內心掙扎的心理語言的興起。
“自我”成為思考單位，并非理所當然的事情。正如人類學者張鸝所言，“自我”一詞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新概念。在集體主義占主導地位的年代，個體往往被嵌入社會角色中。改革開放后，中國人才開始帶著“自我”的眼光探視周遭，國家在社會保障中的退出，也帶來了責任的個體化——心理語言，開始成為理解痛苦、尋找出路的替代性支持系統。
“心理熱”既是文化現象，也是一場社會變遷的折射。界面文化發起“探秘中國心靈”系列報道，嘗試從多個維度審視這場心理熱：它如何進入我們日常生活，又如何塑造我們的感知和經驗？在感受被迅速命名的此刻，我們希望重新提問：我們為何如此需要心理學？
今天刊發的該系列第六篇報道，聚焦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王芳，她希望引導人們思考如何真正立體思考心理學，并造福于個人。

在2024年戛納電影節獲獎影片《某種物質》中，由黛米·摩爾飾演的過氣女星伊麗莎白為了重回聚光燈下，孤注一擲地注射了一種神秘藥劑，以期讓自己“更年輕、更完美”。這個故事的恐怖之處，不只是科學的失控，更在于伊麗莎白將整個社會對外表與成功的病態標準完全內化，親手將自己打造成一件工具，并最終引發了一場關于自我毀滅的“戰爭”。

這一股并不致命，卻驚悚到扭曲的身心不適，擊中了時下某種集體性的痛苦。我們時刻被“必須成功”的鞭子驅趕，又在精疲力竭時試圖做回一個完整的人。我們明知優績主義的許諾已是泡影，卻仍將那泡影認作自己的失敗。我們努力變強，又分明易碎；害怕失控，又渴望連接。結構性的困境正以最切身、最日常的形式顯形。

電影《某種物質》截圖 圖源：豆瓣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研究者王芳捕捉到了這種痛苦。在她看來，私人的痛苦恰恰是對這套規則的不配合——它證明我們還沒有全盤接受一個讓人“生病”的環境。王芳長期放眼宏觀社會環境變遷對個體心理與行為的影響，同時將一種更具韌性的心靈狀態帶入公共討論。

“2025小宇宙播客大賞”之“年度嘉賓”的頒獎詞這樣寫道：

“王芳教授最打動人的，是她肯定了那些對于社會感到不適應的價值。她提醒我們，適應‘有毒’的環境，從來不是正確的解法。允許脆弱、接納復雜，才是和世界相處的方式。”

在界面文化的專訪中，王芳談到了當下集體痛苦背后的結構性根源，提出以關系和脆弱性作為戰勝日益蔓延的優績主義、“自我客體化”的心法，也希望引導人們思考，心理學如何真正造福于個人。

王芳 01 做個人吧，長點心吧

“用我同事的說法，現在課堂上的學生情緒一屆比一屆穩定，走進教室就像走進了冰封大陸，面對一片凍土。（學生）好像聽什么都沒有特別大的反應，好像對任何事情都沒有特別多的興趣……”

在一期播客節目中，王芳說起了自己觀察到的當代大學生的情緒表現。“不戀愛、不溝通、不發言”，年輕人好像越來越多地呈現出所謂的“空心”狀態，無法投入具體的連接。取而代之的，是王芳所說的“人生體驗的全面量化”。選課要計算“績點回報率”，看哪門課容易通過、能拿高分；社團活動要換算成能否寫進簡歷的“亮點”；交友也不自覺地進行“人脈估值”。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中，似乎需要用外在可計算的指標去簡化復雜，或者用學生們最熟悉的考試思維，為人生這場“開放式考試”尋找標準答案。

這種微妙又顯見的心理變化從何而來？有人將之追溯至經濟瓶頸、社會加速等外在根源，也有人歸咎于人群自身，認為當代年輕人是服膺規則的“寂靜的一代”。但王芳卻認為學生們遠不是鐵板一塊的被同化者，“冰層”之下仍有熱流涌動——“當你講到一些東西的時候，他們還是會有觸動。雖然不見得會大聲地說出來，但是會看你，會點頭，眼睛里還會放光。”

2025年春季，她在為本科生開設的“人格心理學”的最后一節課上總結道：“心理學家都在提醒大家摘下面具，填補空心，不做工具”。那做什么呢？她在PPT上寫了四個字：“做個人吧”。一瞬間，教室里“哇”的一聲——她知道學生們都被觸動了。“做個人其實是多么簡單、多么基本的需求……但那就是他們當下內心的渴求。”

那堂課上，她還告訴學生們：“我知道很多課是讓你們長腦子的，但我特別誠摯地希望我這門課上完可以讓你們長點心。”幾天之后，有學生給她發了封郵件：“老師，謝謝你的這門課。長心很痛，但也很快樂。”

這門開設十幾年的課程第一次讓王芳感到如此不可或缺，她也打心底真切地同情自己的學生們，理解他們正經受著兩種聲音的撕扯。一方面，他們被優績主義的鞭子驅趕，不得不把自己打造成最高效的目標達成工具。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人，作為這個年紀的青年人，他們內心深處還保有對于深度的情感連接、對于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渴望。一個聲音告訴他們，面對現狀——“我不舒服”。

圖源：視覺中國

這種“不舒服”并非軟弱的表現，也并不代表心理不夠健康。縱觀歷史上不同時段對“心理健康”的定義，都著重強調要能夠“適應社會”“發揮社會功能”。“心理健康”也常常遵循著統計學邏輯，偏離多數時就會被歸為“異常”。但心理學家艾里希·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中稱，如果我們本身就生活在一個病態的社會，適應這樣的社會并不是健康，而是更深的異化。

一味地追求對單一目標道路的“適應”，吞噬了許多年輕人身上最寶貴的東西，這包括好奇心、探索欲和感知力。王芳發現，的確有些學生，可以非常精準地閱讀和研判環境，快速找到最快捷、性價比最高的路，精確決定何時該努力、何時該躺平。對此她表示理解，但不鼓勵也不喜歡。反而是那些“不舒服”的學生在她看來非常寶貴。“他們至少還沒有妥協，沒有完全被異化成這套規則的一部分。”

02 當人成為工具

身為科班出身的心理學人，王芳原本并沒有機會去看見異化個人的外部系統。1996年至2006年，她在北師大完成從本科到博士的學習，接受著最正統、科學化的心理學訓練。那時心理學在國內高校恢復重建不久，為了與“偽科學”的打壓劃清界限，建立學科存續的合法性根基，它被牢不可破地與自然科學綁定在一起，要迫切宣稱“心理學是一門科學”。這種視角聚焦在個人的心理和行為，往往將情緒與行為表現歸因于個體內部，某種感受只有被轉化為可操作的變量時，才具有研究的正當性。

讀研期間，王芳開始從事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研究，重點關注“職業倦怠”。在新世紀初，倦怠還遠不是如當下一般普遍的社會情緒。“我當時就是個學生，一天正經班沒上過，其實對此是毫無實感的。”她更多出于一種抽象的、學術層面的興趣，在導師指導下收集了教師、警察、醫護人員等職業人群的調查數據，而后提煉出職業倦怠受哪些因素影響，會產生何種結果等等。

而當前因、后果、作用機制似乎都被梳理透徹之后，再往下勢必要進入干預的環節，她開始隱隱生出一股無力感——干預什么呢？個人嗎？如果問題的源頭在于不合理的組織結構、超負荷的工作量、缺乏支持的環境，卻要對個人進行心理干預，要求他們要健康、要積極，豈不是隔靴搔癢，甚至本末倒置嗎？

王芳博士畢業后的幾年，恰逢中國社會經歷急劇變遷。城鎮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數以億計的人離開故鄉、涌入城市，在陌生的環境中重新安放關系與生活；互聯網也滲透進普通人的日常世界。喜愛“圍觀社會”的她眼見著新鮮的故事和心理現象層出不窮，而傳統的心理學范式雖科學精巧，卻似乎無法承載對于更宏大議題的解釋。她開始思考，看似是個體自身的問題，答案也許不在一個個孤立的大腦里，而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復雜的社會生態環境當中。

沿此思路，她首先關注到一個具體的現象：居住的流動如何改變人的心理和行為。當一個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在頻繁地更換居住地點，往往會帶來個體原有社會網絡的中斷、人際關系的割舍以及情感連接的疏離。她的研究表明，那些經常搬家的人，在特定情境下更傾向于采取策略性的行為，例如在無解的任務中更可能選擇用欺騙來作答以獲取實驗收益。這種模式反映的不純是道德品質問題，而更像是一種環境塑造的適應策略：當人們對未來失去長期預期，當關系變得可替代，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就會變得脆弱，甚至連帶影響到基本的道德判斷。

齊格蒙特·鮑曼在《流動的現代性》中指出了業態社會下人際關系的短暫和匿名——“陌生人的相遇是一種沒有過去的事情，而且多半是沒有未來的事情，是一段非常確切的‘不會持續下去的’往事，是一個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高度流動的生存方式正在悄然改變我們看待他人、看待承諾、看待自己的方式，使人對人的感知滑向某種計算模式。王芳與學生做了一項題為“‘量化’愛情：關系流動性促進擇偶計算心態”的研究，發現當人們感知到的所處環境的關系流動性越高，其對潛在伴侶的評估和對自我的展示，都傾向于使用可量化、可比較的數字指標“明碼標價”。

圖源：視覺中國

計算的邏輯不會止步于關系，還將危及人的存在本身。王芳曾經談到，現代管理話語中的“人力資源”一詞在意的似乎不是“人”，而只有“資源”。“有時候我會聽到企業里的人說，‘等那個項目結束，就有人力釋放出來’，他們想說的其實是等另一組同事做完手頭的工作就能有人過來幫忙了，但聽上去就感覺跟人沒什么關系。”對效率與利潤的追逐，把人壓縮到只剩“有用”的部分，而情緒、情感——這些恰恰是人有別于機器的東西，卻被當作對效率的干擾遭到貶低和剝奪。這一過程即是心理學中的“人的客體化”——一個有主體性、有感受、有自尊的人，被降維成一個實現目標的工具。

人性被工具性所取代，這本已足夠殘酷，然而更隱蔽也更普遍的是：被外部世界持續如此對待的個人也會如此對待自己。為了更快地達成目標，個體搶先剝奪自己的情緒、感受和休息的需要，同時將剝削性要求內化為個人美德——仿佛越能壓榨自己，就越值得被尊敬。優績主義那句“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便是這種內化最典型的產物。

在采訪中，王芳談到了自己一位學生的故事。這位學生來自一個普通家庭，多年來憑借“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考入名校，卻在抵達后逐漸意識到，這套敘事看似激勵，實則也在無形中壓縮他對生命豐富性的感受。當時恰逢《三聯生活周刊》發布了特稿《從21到26歲，她被困在考研考編里的五年》，講述了一名女生在經歷了四次考研失利、兩次考公失敗和三次考編落選后，始終將失敗歸因于自己“還不夠努力”，并因此對自己更加嚴苛。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甘愿為一場接一場的錯配持續承擔長久的消磨？帶著這樣的疑問，這位學生在王芳的指導下開始構思碩士論文，研究結果最終發表于《英國心理學雜志》。該研究發現，在相對低社會流動性的環境中，“白手起家”“逆襲改命”這類完全依靠個人奮斗向上流動的敘事，反而在維系已然難以兌現的優績主義幻象——它過度強調個體努力的決定性作用，卻忽視了情境、機遇、社會資本等同樣關鍵的因素。這種敘事將結構性的困境轉譯為“個人不夠努力”，讓人們自我苛責，也苛責他人，最終消解了追問規則本身是否合理的動力。

論文刊發截圖

It’s my fault, I should try harder!
The narratives of self-made upward mobility sustain belief in meritocracy
in low social mobility contex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25

論文發表后的一天深夜，王芳和那位學生在微信上興奮地分享各自看到的讀者反饋——有人將論文改寫成了通俗的科普文章，有人留下了帶著切身感受的評論。王芳說，那一瞬間就是研究者的“意義時刻”，“不止是對某個現象做出描述和解釋，更是給一種更廣泛的、難以言說的集體痛苦，找到了一個可以被命名、被理解、被討論的框架。”

王芳 著
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3-7 03 乖順不會讓你更安全

哪些微小的錨點可以幫助我們對抗被異化？王芳給出的答案是兩個詞：“脆弱”和“關系”。

簡單兩個概念似乎無力撬動堅硬的現實。畢竟，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充斥著“強大”敘事的時代，“自我”長期被視為一個需要不斷優化、提升以對抗風險的項目。《紐約時報》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有毒的自信氣質”（toxic confidence）已成為當前自我呈現的首選，單一的成功目標使得自信和果斷這樣的性格特征備受推崇，而糾結和優柔寡斷則遭致輿論排擠。放眼全球政治經濟領域，“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盛行也制造出了王芳口中的“完美恐怖主義”，人們可能因為一句失言、一次所謂的“錯誤”而面臨社會性死亡。于是，越來越多的人進行更嚴苛的自我審查，緊緊包裹住自己似乎才是最“安全”的道路。

然而王芳也懷疑：層層武裝過后，我們真的就變得更強大、更安全了嗎？她和一些金融、商科領域的學生有過深度接觸，發現他們當中不少人并不想復刻自己老板的人生，因為眼見那些賺得盆滿缽滿的商業精英承受著巨大壓力而日日夜不能寐；也有的人以最快路徑把自己帶向了財富自由，卻無法維系與最親近之人的良好關系，生活過早地空虛萎靡。“達成某個目標一切就會好的”只是一個引誘人奮力奔跑、永遠無法兌現的騙局。“系統不會因為你的乖順而變得仁慈。”王芳說，“反而可能因為我們集體性的沉默而使本就不合理的規則變本加厲。我們誤以為自己穿上了防彈衣，其實只是提高了痛覺的閾限。”

除卻“強大”敘事，根植于當代自由主義的獨立自治、自力更生話語也構建了一種迷思。美國學者瑪薩·艾伯森·法曼認為，人不僅是自由自治的主體，也是一個脆弱的主體，脆弱性貫穿于從嬰兒到老年的各段生命歷程。全知全能的壯年階段只是生命形式的一種例外，脆弱才是人的普遍存在，是根本的人類境況。在王芳看來，擁抱脆弱意味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這并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根本性的糾偏，導向一種更具有生命力、更有智慧的生存方式。敢于承認“我錯了”“我不知道”“我需要幫助”，恰恰打破了完美的魔咒，讓我們接納自己的本來面目。

脆弱的主體不可能孤立存在，能讓人們在成功之外依然保有價值和尊嚴的，是相互之間的關愛和理解。但年輕的一代正顯現出對深刻情感連接的主動割舍，人與人的關系越來越走向風險可控、回報可期。北大教育學者劉云杉曾感嘆，當今的名校學生在包括人際關系在內的各個領域都害怕選擇，“因為一旦選擇即意味著選擇的終止，意味著被所選對象捕獲、套牢，對于流動來說，承諾與穩定是一種負資產”，所以人們進行著一場“選而不擇”，以便自己能隨時游走、見機行事，而能見機行事的游走必須高度可控。在近年的影視劇和社交媒體上，對愛情的投入和忠貞被指為“戀愛腦”，精通博弈論的“人間清醒”角色廣受推崇，無數的公眾號和情感專家指導人們“識別身邊的NPD”“斷親”“劃定邊界”“別把同事當朋友”，總之，要嚴守真心，隨時抽離。

但王芳指出，這可能導向心理學上的“自證預言”。人們還沒進入某個環境、還沒見到具體的人，就已經形成了大量預設，真正進入后，就本著這套預設去對待他人，同時只接受能印證這套預設的信息，最終把預設變成了現實。她痛心于人們如此內化了“及時抽身、斷絕關系”等話術——而這一切，恰恰是以成就論價值的系統最樂于見到的。為使個人甘愿在既定的賽道上奔跑，異化的系統首先會設立一把單維的尺子，讓人相信成績、成就、成功就是自己的全部價值，為此犧牲其余一切都不足掛齒。系統害怕關系——，因為人一旦有了關系，就會發現有比成功更美好的東西。

這套嚴苛的規則看似宏大、不可撼動，但它無非是一些文化觀念、一些社會規范，由很多人的習慣、很多人的默認、很多人的“大家都這樣”構成。只不過大多數人是沉默的。我們總覺得自己是被環境推著走的那一個，其實我們也在構成別人的環境。但這并不意味著認清這些就夠了——我們還缺一個能讓自己站穩的東西。當外部評價標準不斷告訴你“你還不夠好”時，什么能讓你不徹底滑進去？王芳的答案是：關系。

真正能夠捍衛自我價值的，正是關系——那種不需要勉勵證明自己、不會因失敗而收回的具體連接。它抵御著外部評價標準的剝奪，讓一次兩次的失敗不至使人崩潰，“你知道在愛你的伙伴的眼里，你的價值依然很穩固。”

王芳所言的關系和脆弱性，并非主張不計后果的裸奔，而是期待一份富有勇氣的交換，用暫時的、局部的、可控的風險，去交換一種更加堅韌、真實、完整的生命狀態，從而建設一個我們更想要身處其中也更有人味的世界。“這個過程不是讓我們在當下的規則里更快去贏的方式，但可能是我們作為一個人走得更遠的方式。”

王芳 04 我們把改變想象得太劇烈了

近年來，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困境，越來越多的人期待從心理學中尋找答案，從“原生家庭”到“MBTI”，再到“奧德賽時期”，人們一次次地談論和鉆研，并將自己鑲嵌于時下的“心理學術語”中。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些以心理學冠名的流行語，和學術體系中經過嚴密論證的“科學心理學”大相徑庭。那么，“正統”的、作為一門學科的心理學是否可以幫助我們變得堅韌和完整？又或者，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在參與形塑那套讓人疲憊的規則？

在《心理學的批判：從康德到后殖民主義理論》一書中，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托馬斯·梯歐認為，科學心理學將心理活動簡化成可供測量的變量，如知覺、記憶和相對單一的情緒，而那些無法測量的心理現象，特別是復雜的情感，則不再進入視野。王芳對此的比喻為：科學的實證心理學如同一張漁網，能夠“打撈”的都是符合網眼大小的“魚”，也就是那些可操作、可測量的變量，“但是人類的痛苦，它是一個海洋”，無邊無際、混沌、深邃，不可能被任何一張“漁網”全然捕捉。

我們當然不應把“漁網”拋棄，它確實產出了大量精確、可重復的知識。但也要意識到這張“網”的不足，使用更多元的方式“捕撈”人類的痛苦，并允許痛苦以其本源的那種糾纏的、復雜的方式呈現，而不是急于將之塞入某個統計模型。王芳說，痛苦不一定要被消解，它首先要被允許，被承認。“我們要誠實地去面對它，不要回避它。我們把痛苦展示出來，去共享它、討論它、看到它，才可能跟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有真實的接觸。”

梯歐還認為，心理學與資本主義有著長久的勾連。在當下中國，科學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也常被作為一種社會治理術，那些以最完善的建制生產出來的知識，往往最先服務于政策制定、企業管理和市場營銷，幫助權力與資本理解、引導乃至規訓個人。但王芳認為，心理學應當、也有潛力實現另一種公共性。它的最終旨趣，是讓那些長久失語的普通人發出聲音，意識到自己是如何被系統性的力量所定義和塑造的。同時，也要試著去觸動那些身處規則制定端的人——因為那里同樣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他們同樣可以被影響、被改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王芳不太愿意給企業管理者上課，覺得自己最不擅長講領導、高管們想要的那種“積極正能量”。但現在看來，這或許也復刻了一種刻板印象，好像管理者就只想聽提效和賦能，對“代價”不感興趣，但這是否也源于我們很少有機會坦誠地談論這些話題？如今她會講“量化管理”的代價：“量化管理確實讓企業效率非常高，但你的員工可能會變成什么樣子？”——走出象牙塔，離開單純的做研究和寫論文，以新的身份進入公共討論，用扎實的研究去對抗謬誤和偏見，為社會提供基于實證、又兼具人文關懷的敘事。這些是王芳認為心理學研究者現實可做、也大有可為的領域。

對于“個體的行動是否足以改變系統”這個問題，她抱持樂觀。“我們有時把改變想象得太劇烈了，或者把系統看得太堅固了。”改變可以很微小，互助就是最小的系統——你只需要基于自己的位置和網絡，調動可及的資源。“也許我們做一次公共表達，有幾個人聽到了，那就是一種改變；你們正在做的媒體工作，也是一種改變；或者我們三個人之間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社群，我們三個人的生活因此變得更好”，她環顧房間，目光落在我和釗涵身上，“這也是一種改變。”

圖源：視覺中國 同題問答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當下的心理學熱？

王芳：之前也總有人問我這個問題——心理學現在好像特別流行，是一門顯學。但每次被問到，我其實都有點惶恐。如果這種流行的背后，是社會層面一些引而不發的問題以個人痛苦的形式裂開，那它的流行本身就需要警惕。一方面，一定會有人純粹拿它來獲利；另一方面，心理學對傷口的療愈要特別小心——它不該被用來掩蓋我們對更深層的社會問題的看見和追問。我擔心心理學一不小心就變成一劑“麻藥”，在個體層面能幫人止痛，但如果止步于此，就會讓真正制造痛苦的源頭被悄悄放過。它也做不了“解藥”——解藥需要系統性的改變，是很多人一起推動的事情。但心理學可以爭取做一劑“補藥”，不是治病，是強身健體，幫你在被消耗的時候還能保存一點力氣，讓你還有力氣走到下一個可以去改變的地方。

界面文化：你如何理解年輕人在“躺平”與“內卷”間掙扎？你會如何建議？

王芳：首先掙扎本身也是一份保有自覺的證據吧，如果一定要給建議，我會說：先分清什么是“不得不”，什么是“你以為自己不得不”。有些規則確實繞不開，比如要畢業、要吃飯、要有一個安身之處，這些都是真實的剛性約束。但還有很多壓力，其實來自“如果不怎樣就會怎樣”的想象。試著問一問自己：這個壓力，是真的來自生存，還是來自比較？如果你不做這件事，最壞的結果是什么？你還能不能活？還能不能做別的？想清楚這個，你能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在“不得不”的事情上省下力氣，在“可以選”的事情上留出縫隙。比如一份消耗性的工作，你暫時換不掉，但你可以決定下班之后的時間歸誰。哪怕是留出一個小時不看手機、走一段路、跟一個朋友說句真心話，這些都是不會被“卷”走的部分。

界面文化：“韌性”總被拿來描述個體如何抵抗沖擊，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你覺得它意味著什么？我們可以如何維持一種不被打散的韌性？

王芳：前面其實已經講到了——允許自己脆弱，接納各種情緒，與人發生真實的連接，這些都是韌性的來源。再補充一點：韌性不是硬扛，不是咬緊牙關不讓自己倒下。它更像一棵樹在風里的樣子——不是硬頂著不彎，而是彎了之后還能慢慢彈回來。允許自己彎，允許自己晃，甚至允許自己掉幾片葉子，這才是韌性。真正的韌性是跌倒之后能爬起來，受傷之后能修復，在彼此的扶持中站得更穩；是順境逆境都能安之若素，而不是永遠緊繃、永遠沒事。那怎么維持這種韌性？我覺得就是回到最樸素的事情上：過好你的日常生活。按時吃飯，好好睡覺，走一段路，曬會兒太陽，跟一個讓你不累的人待在一起。這些聽起來太平常了，但恰恰是平常的事，在不確定的時候最能兜住你。當外部世界在搖晃，你需要一些具體的小事來錨定自己——一杯熱茶，一個熟悉的角落，一個可以說“我今天很累”也不會被評判的人。在當下，能做到這一點就已經很了不起了。簡單來說，韌性就在你每天怎么對待自己的那些細小的選擇里。

界面文化：很多心理學詞匯比如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都非常流行，怎么看待人們依賴各種術語給自己或他人貼標簽的趨勢？

王芳：這種趨勢的背后，是整個社會發生的變化。以前我們的自我懸掛在一個緊密的社會網絡里，但現在那個網絡在松動，自我掉下來，沒了著落。于是我們迫切想知道：我是誰？我在這個社會中的位置在哪？曾經這種自我探索并不被鼓勵，從小到大我們更重要的任務不是去發現自己的獨特性，而是不要跟別人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心理學標簽首先是一種命名——很多過去說不清道不明的痛苦，第一次有了名字。命名很重要，有了名字就可以言說、討論、理解，甚至“收了它”。很多人看到這些內容會恍然大悟：“原來不是我太敏感，也不是我做錯了什么，我經歷的這一切是有原因的。”但也要小心它潛藏的風險。它最吸引人的地方——那種“一下就找到了答案”的確定感——恰恰也是它最危險的地方。人心和關系是世界上最復雜的東西，而我們現在用幾張清單、幾個名詞就試圖對一個人下判斷。它滿足了高效、簡化、獲得掌控感等心理需求，但它最多是地圖，能幫我們看清大致地形，但并不是真實、有細節的風景本身。我們可以用它來了解和保護自己，但不必把它當成武器去攻擊他人，或者當成牢籠困住自己。

界面文化：有沒有什么方法或者經驗，在你感到混亂或失衡的時候能讓你平靜下來？

王芳：說實話，我好像不太常遇到這種狀態。不是說我沒煩惱，而可能是我對自己的情緒有一個基本的信任——我知道它會來，也知道它會走。如果真的遇到那種失衡的時候，我會去做一件讓身體和腦子同時有事干的事。比如我現在最大的娛樂方式，就是一邊看劇一邊跳操（或者一邊跳操一邊看劇）。它有一個巨大的好處：你在那里跳，手被占住了，手機就刷不了了。看劇的時候本來總想快進、想摸手機，但當你必須跟著節奏做動作，注意力就不得不集中。而且一旦身體動起來，平時過載的認知系統交還一部分資源給身體，反而會讓大腦更專注，也沒空跟自己打架了，這個時候整個人是“在場”的——身體在，腦子也在，也許就不亂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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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 (2025-10-10). 那些不舒服，意味著你至少還沒有妥協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74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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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 (2023-08-18). 為什么“好學生”更容易遭遇職場霸凌？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92326152168211.html

新京報. (2026-05-26). 對話王芳：在今天，如何做一個心理健康的人？ https://mp.weixin.qq.com/s/EBxamuy6NvO-iAQEbtRFmA

一席. (2019-10-21). 各種社會亂象，包括欺騙，包括暗黑人格，可能都和居住流動性有關 | 王芳一席第720位講者. https://mp.weixin.qq.com/s/KFoPGGZfI6tQFLxvT1V4vA

一席. (2024-0730). 這群中國教育制度下的優勝者，正在被成功學反噬｜劉云杉一席第1074位講者. https://mp.weixin.qq.com/s/nggJT46jUfXNgEZyZVc8hhttps://mp.weixin.qq.com/s/EBxamuy6NvO-iAQEbtRFmA

[加] 托馬斯·梯歐. (2020). 心理學的批判：從康德到后殖民主義理論 (王波等譯).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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