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問以色列國旗長啥樣，澳洲這校長大腦竟一片空白，根本答不上來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負責人在反猶問題皇家委員會聽證會上，未能說出以色列國旗的樣子。周四，在反猶主義與社會凝聚力皇家委員會作證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代理校長兼校長麗貝卡·布朗出現明顯失誤。在澳大利亞巴勒斯坦倡議網絡律師亞瑟·巴克里的盤問中，布朗教授被問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行為，并被要求描述以色列國旗。

她說：“對不起，我腦子一下子空白了。”巴克里表示可以幫她。她回答說：“好的，請吧。我現在很尷尬。”巴克里說：“藍白相間。好，有一條藍色條紋、一條白色條紋，然后又是一條藍色條紋。中間是大衛之星。”在更早的證詞中，布朗教授還接受了澳大拉西亞猶太學生聯合會代理律師加比·克拉夫蒂的盤問。

布朗教授承認，面對兩年前達到高峰的猶太學生“心理社會傷害”報告，校方行動不夠迅速。她說：“希望當時能做得更多，而且更早一些……現在正加快速度，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布朗于2025年9月出任代理校長。她承認，綜合來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在履行對猶太教職員工和學生的責任方面存在失誤。

當被問及是否要對校內猶太群體說些什么時，布朗教授表示：“我想說，所有猶太學生和教職員工，以及他們的同事和朋友，事實上，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不過你要求我直接對猶太學生和教職員工說——都絕對有權在我們的校園里感到安全、受到尊重并被傾聽。”

她接著說：“對于他們當時沒有這種感受，我表示歉意。只要我還擔任代理校長，我就承諾做得更好。”當天稍早，皇家委員會還聽取了有關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生在校園加沙聲援營地中承受同伴壓力的證詞。2024年，澳大利亞各大學共出現21場類似抗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加沙聲援營地持續時間最長。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代理教務長瓊·利奇表示，參與抗議的學生承受著繼續留在營地的同伴壓力。利奇教授說：“我們學校規模不大，因此校內安保人員往往認識很多學生和教職員工。他們當時相當積極地與營地保持接觸。”

她說，這樣做是“為了持續掌握現場情況。同時也鼓勵任何想離開、或者可能因為同伴壓力而繼續留下的學生離開”。協助委員會的律師澤莉·赫格爾問，校方為何不直接關閉營地。利奇教授表示，美國高校營地中警方與學生發生暴力沖突的情況“始終縈繞在大家心頭”。這一說法與澳大利亞其他頂尖大學管理層的證詞相呼應。

她說：“媒體當時高度關注美國大學，一些畫面顯示，警察把學生從校園里強行拖走。我認為同事們對此非常清楚，也非常擔心，不希望把暴力帶到澳大利亞，因為大家認為這里的情況不同。”她還說：“從當時那個時刻起，大家關注的是如何在不發生暴力的情況下、通過與學生達成某種一致，和平結束營地。”

“事后看，這也許顯得天真或不足，但我確實相信，當時大家希望營地能夠以和平方式結束。”對于赫格爾提出的“隨著抗議營地擴大，校方是否失去了對校園核心區域的控制”，利奇教授予以否認。她說：“我不會這樣描述。”

“但我認為，當時確實有人擔心學生以及大學社區成員面臨的風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營地最終結束，原因有三：校方切斷了電力供應；學校收緊了與武器制造商相關聯系的審查，而這正是抗議者提出的要求之一；第三，學校事實上禁止了此類營地。

本周早些時候，一名使用化名“利亞特”作證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猶太學生表示，她曾在校園里被人罵作“殺嬰者”和“種族滅絕支持者”。利奇教授說：“學生應當能夠在校園里行走，而不必遭遇這種——我會稱之為——騷擾。”她表示，在澳大利亞大學里，一名猶太學生被稱為“殺嬰者”屬于反猶行為。

她說：“因為這等于要求她作為猶太群體的一員，為遠在千里之外發生的事情承擔責任，而且對方是以騷擾性的語氣對她喊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已為所有住校學生引入強制性反猶培訓和“旁觀者培訓”。校方還正與澳大拉西亞猶太學生聯合會合作，設計更多培訓場景，進一步落實相關課程。未住校學生今后也將通過視頻會議接受培訓。

利奇教授回答：“按照社交媒體指南，確實如此。是的。”諾爾隨后追問，如果這名學者把這些“極端觀點”帶入關于中東問題的課堂，學校是否可以采取行動。利奇教授確認，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可以介入。巴克里隨后問及“校園內存在極端主義團體”的問題。

他說：“你知道，學生以及學生和教職員工代表近來報告稱，學校里存在極端主義活動，對嗎？”利奇教授表示，她知道校園里出現過涉及極端主義和種族優越論意識形態的貼紙。利奇教授說：“只要我們看到這類東西，就絕不容忍。正如我們今天討論的那樣，我們也在調整政策，以便今后發現此類情況時，能夠迅速處理。”巴克里還提到一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生。2024年，這名學生因多名家人在加沙被以色列國防軍殺害而申請延期。

巴克里說：“你知道，這名學生被課程協調員告知，要想讓延期申請獲得考慮，她必須為每一位遇難家屬提供死亡證明。情況是這樣，對嗎？”利奇教授回答：“如果真是這樣，那非常不幸。”她同時表示，自己并不了解此事。巴克里接著說：“此外，在這些死亡證明被拿到之后——考慮到加沙當時的情況，這本身就非常困難——這名學生隨后又被要求提供這些死亡證明的公證翻譯件。”

他還說：“特別考慮申請拖了一年多才獲批，而且是在問題被上報到校方更高層之后。你對此并不知情，是嗎？”利奇教授回答：“這件事？我并不知情。”在接受代表澳大利亞猶太委員會的吉姆·哈特利盤問時，委員會還獲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營地中也有猶太學生，且有猶太教職員工在抗議學生與校方管理層之間進行溝通協調。

哈特利說：“把猶太群體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樣做是不對的，對嗎？”利奇教授回答：“是的。”蒙納士大學校長兼校長莎倫·皮克林表示，當她得知校園里將出現加沙聲援營地時，改變了行程，直接從紐約飛回墨爾本。蒙納士大學以著名猶太裔澳大利亞人約翰·蒙納士爵士命名。

該校克萊頓校區位于墨爾本東南部，那里曾有許多二戰時期大規模迫害的幸存者定居，也有不少澳大利亞猶太家庭居住在周邊地區。皮克林教授說，自2023年10月7日起，蒙納士大學就迅速采取行動，支持那些家人生活在這片充滿爭議和暴力地區的學生。該校尤其擁有數量較多的猶太學生和穆斯林學生。

六個月后，加沙聲援營地開始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多所大學出現。皮克林教授得知，蒙納士大學也有人在籌劃類似營地。她說：“我收到首席運營官發來的電子郵件。當時我正在馬來西亞參加畢業典禮。”“我當時正在從新加坡飛往紐約的航班上，幸運的是機上有無線網絡。我降落在紐瓦克機場后轉往肯尼迪機場，然后就回國了。”

當被協助委員會的律師問及為何覺得有必要這樣做時，皮克林表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警方與抗議者之間的暴力沖突給了她警示。她說：“我當時非常擔心。我坐在肯尼迪機場的候機室里，看著警察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校園，也看著后來發生的一切。我必須回家。”

她表示，到今年年底，學校預計將有2000名教職員工完成這項培訓，其效果也會進一步傳導到學生層面。她說：“我確實認為，懲戒性裁決有其位置。但我們面對的多數是18歲到21歲的年輕人。如果我們能把這件事對他們做好，那么我們在社會凝聚力方面就還有機會，這也是相關工作的關注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