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新總理上任，放話有信心恢復中國關系，還不用與臺徹底斷交

立陶宛新政府剛剛上臺，便主動釋放修復對華關系的信號，新總理一邊承認，當年允許設立以臺灣名義命名的代表機構可能過于冒進，一邊又希望在不改變現狀的情況下恢復互派大使。

與此同時巴拉圭也提出類似設想，既想保留與臺灣方面的關系，又希望打開中國市場。

當經濟利益與外交原則發生碰撞，這種既要又要的算盤，最終真能打得響嗎？

立陶宛新一屆政府剛剛獲得議會批準，新任總理明道加斯·辛克維丘斯便拋出了一個頗受關注的外交信號：希望修復與中國之間已經持續數年的緊張關系，并最終恢復互派大使。

按照新政府公布的施政綱領，立陶宛準備推動對華關系正常化，讓兩國關系重新回到歐洲多數國家與中國交往的水平。

辛克維丘斯在議會表決前也坦言，立陶宛2021年允許臺灣方面在維爾紐斯設立以臺灣名義命名的代表機構，可能是一次過于大膽的決定，而且明顯脫離了當時歐洲國家處理相關問題的整體環境。

這句話聽起來比較委婉，但背后的意思并不難理解。2021年的決定并沒有給立陶宛帶來預想中的外交收益，反而使中立關系迅速降至代辦級。

此后兩國大使長期缺位，經貿往來受到影響，部分立陶宛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面臨困難，一些涉及立陶宛供應鏈的歐洲企業也受到波及。

歐盟后來還就相關貿易問題訴諸世界貿易組織，并推出了應對外部經濟壓力的政策工具，立陶宛是一個人口不足300萬的波羅的海國家，經濟規模和市場體量都比較有限。

對于這樣一個高度依賴歐洲統一市場、國際貿易和外部投資的國家來說，長期與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保持低水平外交關系，顯然不是一種成本很低的選擇。

更值得注意的是要求修復對華關系的聲音并非突然出現，辛克維丘斯的前任英格麗達·魯吉涅內今年2月就曾承認。立陶宛當初的做法是一次戰略失誤。

并形容立陶宛像是主動跳到火車前面，最終卻沒有得到與風險相匹配的回報。從這個角度看新總理的表態并不是一次偶然試探，而是立陶宛國內政策反思的延續。

阿權認為辛克維丘斯選擇在上任第一天就談中國，說明新政府非常清楚：對華關系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無限期擱置的外交議題，而是影響貿易、投資和國家信譽的現實問題。

可是，承認過去的決定過于大膽，并不等于愿意糾正過去的決定。立陶宛真正的矛盾也恰恰藏在這里。

一邊希望恢復大使級外交關系，一邊又表示臺灣代表機構的現狀不需要改變，這兩件事真的能夠同時實現嗎？

辛克維丘斯在向中國釋放善意的同時，又提出了一個頗為矛盾的設想，他認為立陶宛或許可以在不改變臺灣代表機構現狀的情況下，恢復與我國的正常關系。

至于具體怎樣操作，他只表示外交部門手中還有幾種方案，但并沒有進一步說明這些方案究竟是什么，問題在于中立關系惡化的直接原因正是該機構的命名和政治含義。

立陶宛2021年打破了歐洲國家長期形成的處理慣例，允許使用臺灣名義，這也是事件迅速升級的重要原因，我國隨后召回駐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方召回駐華大使，兩國關系由此降級。

因此問題從來不只是立陶宛愿不愿意與我國對話，而是立方是否準備采取能夠解決爭議根源的實際行動。

今年2月針對立陶宛方面表達改善關系的意愿，我國已經表示中方溝通的大門始終敞開，但希望立陶宛把改善關系的意愿轉化為具體行動，并盡快糾正錯誤。

這里的重點顯然不是是否愿意談，而是談什么、怎么改，立陶宛目前大致存在幾種可能選擇：調整代表機構名稱，降低其政治象征性。

重新界定機構職能，使其回歸經貿和民間交流屬性，或者通過外交磋商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處理方式。

但無論采用哪一種方案，都不可能繞過爭議本身，若只是恢復接觸，卻不處理導致關系降級的核心問題，那么所謂的正常化就很難真正向前推進。

阿權覺得立陶宛新政府現在最容易犯的錯誤，是把外交關系理解成一種可以通過語言技巧完成的交易：既希望中國恢復大使、開放市場，又不愿意對原有政策作出實質調整。

外交從來不是簡單地各退半步，更不是把原則問題暫時擱置，等經濟利益先兌現。

尤其當一個問題直接涉及國家主權和外交關系政治基礎時，模糊表達往往解決不了矛盾，只會延長僵局。

有意思的是幾乎就在立陶宛釋放修復信號的同時，遠在南美洲的巴拉圭也提出了一個非常相似的設想，這究竟是巧合，還是一些國家面對中國市場時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

也愿意同我國開展經貿往來，但前提是我國不能要求巴拉圭中斷與臺灣方面的所謂外交關系。

巴拉圭政府的說法是，中國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貿易談判應按照國際經貿規則展開，不應附加涉及巴拉圭現有外交關系的條件，巴拉圭還強調，只要不存在這一條件，它對發展對華貿易沒有限制。

巴拉圭之所以表現得越來越著急，并不難理解，它是目前南美洲唯一仍與臺灣方面保持所謂外交關系的國家。

而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等南共市伙伴均與中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并同我國保持規模可觀的經貿往來。

巴拉圭國內主要出口產品包括大豆、牛肉等農牧產品，生產商長期希望進一步進入中國市場。

近年來，該國內部要求重新評估對華政策的聲音也有所增加，在經濟利益和既有外交選擇之間，巴拉圭政府承受的壓力正在上升。

但巴拉圭給出的解決辦法，仍然是試圖把政治關系與經貿關系完全分開。外交上維持原狀，貿易上又希望享受同其他南美國家類似的市場機會。

對此，我國在7月1日回應稱巴拉圭政府和領導人需要認真思考本國人民的訴求、國家根本和長遠利益以及歷史發展趨勢，判斷是否應當停止站在錯誤的一邊，加入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的行列。

這番回應沒有展開討論具體商品，也沒有討論關稅和市場準入，而是直接把問題重新拉回政治基礎。

把巴拉圭的情況與立陶宛放在一起看，就能發現兩者雖然外交身份不同，面臨的矛盾卻十分相似。

巴拉圭希望保留同臺灣方面的所謂邦交，同時打開中國市場；立陶宛希望保留爭議機構的現有安排，同時恢復中立大使級關系。

兩國的共同思路，都是希望我國接受一種政治問題維持原狀、經濟關系單獨改善的模式。

但從我國長期公開的外交立場來看，一個中國原則不是普通的經貿談判條件，而是與中國建立和發展正式外交關系的政治基礎。

對于尚未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如此，對于已經建交卻因涉臺問題導致關系受損的國家同樣如此。

當然，國際關系最終需要通過對話解決，我國也沒有關閉同立陶宛溝通的大門，更沒有否定正常經貿合作本身的價值。

但對話能夠啟動，不代表爭議可以被跳過，市場保持開放也不意味著政治原則可以被重新定價。

阿權看來立陶宛真正需要作出的選擇，并不是要不要放棄同臺灣地區的一切民間和經貿往來，而是要不要按照一個中國原則和國際通行做法，重新處理相關機構的名稱、定位及活動邊界。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立陶宛愿意拿出具體行動，雙方關系并非沒有修復空間。

外交上的錯誤并非不能改，真正困難的是一個國家能否放下政治面子，承認現實成本，并找到體面而務實的糾正方式。

立陶宛新政府已經走出了表達意愿的第一步，接下來它究竟會選擇解決問題，還是繼續繞著問題打轉？

答案不會藏在辛克維丘斯的下一次講話中，而會寫在立陶宛隨后采取的具體行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