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起乘坐飛機需要介紹信，這和一個人的出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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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5日在飛機上看航空公司內刊，才知道2026年是南方航空成立70周年。

1956年中國民航調撥了3架蘇式客機，70年發展成為今天國內領先的大型航空企業。

這張開通廣州—桂林—貴陽航線的廣告圖片讓我沉吟好久，1961年的40塊錢有多少含金量我想人所共知。

那到底是什么人在乘坐飛機？他們坐飛機去干什么？他們現在過得怎么樣？這些人生三問，讓我也自問：我是誰？我坐飛機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我去那里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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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條信息我發在朋友圈，引來我的兒子問：當時是不是購買飛機票要介紹信？

這個我在內刊上也看到了，可惜我沒有拍下圖片，但至少在1961年買飛機票是不需要介紹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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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人口是允許自由流動的。

1958年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明確規定：

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證明。

該條例的頒布標志著?城鄉人口自由遷移政策的結束?，嚴格限制人口流動的體制開始形成，此后農村居民遷往城市變得非常困難，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構筑了一道高墻，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模式”從此在中國根深蒂固。1954年到1956年，全國跨地區遷移高達7700萬次。

因此，1958 年是中國城鄉人口流動政策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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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58年，購買飛機票不需要介紹信。而這一變化發生在1968年。

1968年2月10日，中國人民保衛和平委員會一名工作人員冒充日本知名人士西園寺公一的兒子乘坐中國民航飛機叛逃后，民航局下達了《確保空中安全，把好客貨關的指示》。要求在處理定座、售票及登機的過程中嚴把“三關”，即定座售票關、辦理乘機手續關、登機關。具體規定了國內航線中國旅客購買機票憑單位介紹信和本人工作證，港澳同胞、華僑、外賓憑旅行證件，辦理乘機手續及登機時要檢查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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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名叫關愚謙（1931-2018），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畢業后在財政部工作。反右派斗爭開始后，被劃為“中右分子”，1958年下放籌建中的青海畫報社，其在青海時的作品曾登上《人民日報》。1962年，調至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工作。

1968年初，關愚謙感覺自己可能要被揪斗之時，發現辦公室里保存的日本友好人士，被周恩來總理譽為日本駐華“民間大使”西園寺公一的兒子西園寺一晃的護照，上面還有埃及等國簽證。于是冒名頂替，打電話給民航售票單位訂票。由于其經常從事對外交流工作，對乘坐飛機很有經驗。于次日（2月10日），乘坐十二點半北京－上海航班，在上海轉乘巴基斯坦航空上海－廣州－達卡－卡拉奇，之后轉機開羅。輾轉到了德國。

1970年受聘于德國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前后教學三十年。改革開放后回到中國，受聘于杭州大學和浙江大學兼職教授。出版了二十六本著作，編譯出版德文版《魯迅選集》。

這段逃跑經歷，關愚謙在其自傳《浪：一個為自由而浪跡天涯者的自述》（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1版）里描述非常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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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民航購買機票需要介紹信的源頭。

1983年5月5日，中國民航296號航班在沈陽至上海航程中，被卓長仁等6名歹徒劫持并迫降韓國春川機場的重大事件。

5月8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防止劫機的安全保衛工作的命令》，限定乘坐國內班機的旅客必須是縣團級及以上的干部和經過批準的陪同外賓、華僑、港澳同胞的翻譯及其他工作人員。

5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執行〈國務院關于加強防止劫機的安全保衛工作的命令〉中的若干具體問題的通知》，要求民航單位出售飛機票時，應認真檢查購票證明信和乘機人的身份證件，只有符合國務院命令和本通知規定的人才準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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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對乘機旅客的限制，導致當年國內乘機旅客人數銳減。旅客運輸量從1982年的445.23萬下降到391.45萬人，下降了12.08%。

1983年7月9日，國務院《關于民航售票辦法逐步恢復正常的通知》，乘機人員不限縣團級以上干部。但乘機人購票時，需經縣團級以上單位審查，并有負責人簽名或蓋章，以示負責。

自此，乘坐飛機的憑證由單位介紹信升格為縣團級以上介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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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底取消了乘機介紹信要求縣（團）級以上單位主要領導人簽字的規定。

1988年11月，公安部規定使用公民身份證進行購買機票和驗證。

1993年6月10日，經國務院批準，取消國內旅客憑介紹信購買國內飛機票的決定，國內旅客只憑身份證即可購買飛機票。

介紹信從此退出民航購票的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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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來國人買飛機票不用介紹信也不過就是33年的時間，這是何等的幸福。

當然，33年前，普通人如我等要想坐飛機，似乎也是異想天開的事，介紹信即使好開，主要是因為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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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還是那個問題：當年都是什么人在坐飛機？

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