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戰爭鷹派格雷厄姆的政治遺產

作者：跋公

美國共和黨資深聯邦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因慢性心臟病引發的主動脈破裂而猝然離世，享年71歲。就在去世前一天，他在基輔向媒體記者闡述自己對結束俄烏沖突的最新期望：“通往和平的道路，與其說經過華盛頓、基輔或莫斯科，不如說經過北京。”他呼吁中國利用其對俄羅斯的影響力推動結束俄烏沖突。這句話基本上體現了他從政三十余年的對華戰略視角。

格雷厄姆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意識形態鷹派，他的對華立場更多體現在地緣軍事和安全層面，屬于“戰爭鷹派”（war hawk）,通過參議院的軍事、預算與司法委員會掣肘和影響白宮對華政策。他既不像部分共和黨保守派那樣熱衷于通過價值觀、人權議題塑造美國對華立場，也不同于一些民主黨議員所宣揚的制度之爭。他長期主張以軍事實力維護盟友（尤其是以色列），主張在印太地區通過盟友合作和軍事投資遏阻中國。特朗普時代開啟后，格雷厄姆外交理念更多地偏向了現實主義色彩濃厚的“實力政治”與“戰略交易”路線，將中國視為美國安全的主要戰略挑戰。

從接觸派轉向對抗派

格雷厄姆的政治生涯始于20世紀90年代。作為一名前空軍法官，他于1994年當選南卡羅來納州眾議員，并于2002年進入參議院。那時候美國對華關系仍以“接觸”（engagement）為主，美國力挺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作為小布什總統的盟友之一，格雷厄姆也支持這一政策路線。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崛起和軍事現代化步伐的加快，格雷厄姆的對華立場在奧巴馬時代越來越強硬，并與時任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Cain）合作在軍事安全、知識產權、貿易等領域頻繁指摘中國，逐步成為參議院的核心權力人物。

格雷厄姆對白宮對華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議程設置和跨黨派動員的能力方面。從特朗普1.0到拜登政府，格雷厄姆在國會推動通過了多項針對中國的立法，包括加強出口管制、投資審查，以及涉臺的一些舉措。他起草或參與的有些涉華議案雖最終未能闖關，但卻推動了國會對涉華議題的辯論。而且，未通過議案中的部分條款也會以其他形式被包裝在“國防授權法案”等法案當中，比如針對中國在美土地收購的限制措施、《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其他加強供應鏈安全的舉措等。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已故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

無論是拜登時期的“脫鉤”主張，還是特朗普時期的“交易”風格，格雷厄姆的對華立場核心是“實力威懾”。他認為，只有通過軍事、經濟和外交上的強勢，才能迫使中國遵守美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拜登執政時期，他多次訪問印太地區，極力推動強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俄烏沖突爆發后，他甚至將中俄關系捆綁看待，主張通過施壓中方來影響俄羅斯的行為。他去世前推動的最重要的立法項目之一，便是與民主黨資深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Richard Blumenthal）聯合推動的《2025年制裁俄羅斯法案》。

該法案實際上也瞄準中俄石油貿易。在他看來，中國是俄羅斯能源的最大買家之一，只有切斷俄羅斯的財政來源，才能真正推動戰爭走向談判。不過，相比傳統鷹派議員，他對中國施壓并不是目的，而是將此視為結束地緣政治危機的重要杠桿。正因如此，他去世前一天仍在基輔呼吁中方應利用自身對俄羅斯的影響力，為結束沖突發揮作用。而且，他也認為特朗普會支持并簽署該法案，動用關稅手段打擊俄羅斯石油貿易收入。

將地緣軍事安全納入美國對華戰略框架之中

格雷厄姆雖然不是對華關系的決策人物，但作為國會的權力掮客，他對白宮的影響力不可小覷。他善于利用媒體、智庫平臺和公開演講塑造輿論，在過去十年助推了美國對華戰略敘事由接觸向競爭與對抗的轉變。中美貿易戰、科技戰以及臺海議題上的強硬輿論，背后都離不開他的積極炒作。他長期主張通過立法加強對臺灣地區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支持，是國會中最堅定的“挺臺”聲音之一。

就對華關系而言，如果要論格雷厄姆的政治遺產，最重要的并非其激烈的言辭，而是他努力將中國議題嵌入美國更廣闊的全球戰略框架之中，特別是把地緣軍事安全因素深度融入對華戰略。作為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和武裝部隊委員會長期重要成員，格雷厄姆多次公開呼吁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并推動相關預算案，促使美軍總體預算逼近1萬億美元規模。他也強烈主張擴大海軍艦隊規模，增加攻擊型核潛艇、驅逐艦、兩棲艦艇等主力艦只的建造，以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挑戰。

▲7月13日，美國國會參議員格雷厄姆的妹妹達琳?格雷厄姆?諾多內被任命接替其已故兄長在參議院的席位，直至任期結束。

在批評者眼中，格雷厄姆是一名典型的“好戰派”，長期力主美國對外軍事干預——從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到主張對伊朗采取強硬行動乃至尋求政權更迭。在他們看來，他的干預主義反而為中國贏得了更多戰略發展空間。

然而，格雷厄姆的離世并不會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方向。中美在經貿、科技、地緣政治領域的結構性矛盾早已固化，戰略競爭與對抗已成為美國兩黨共識，體現在國家安全、國防戰略報告、多項立法以及國會日常運作之中。他的離開，只是少了一位激進政策的推動者。共和黨內的其他鷹派人物，如科頓（Tom Cotton）、斯科特（Rick Scott）等將繼續接棒維持對華強硬路線。

他離世最直接的影響可能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特朗普政府少了一位在國會穿針引線、彌合兩黨分歧的關鍵盟友。格雷厄姆與特朗普私交深厚，曾被視為司法部長潛在人選，在國會擁有跨黨派協調能力，能夠有效將白宮意愿轉化為立法成果。他的繼任者能否承擔起這一彌合白宮與國會、凝聚兩黨共識的角色，值得觀察。

二是短期內國會少了一位高調的對外輿論戰推手。格雷厄姆獨特的個人風格，曾幫助美國在烏克蘭、臺海、伊朗等熱點問題上形成跨黨派長期合作模式。隨著麥康奈爾等傳統共和黨人因為身體因素逐漸退出舞臺，新一代議員如何接棒并持續推進大國戰略競爭，將成為未來外界關注的重要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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