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一天內點名兩大敏感議題：觸法少年年齡和終止妊娠藥物

韓國總統李在明14日在青瓦臺召開的國務會議上，連續談到兩個非常敏感的社會議題：一個是刑事未成年人，也就是韓國所說“觸法少年”的年齡標準是否應該下調；另一個是終止妊娠藥物米非司酮類藥物是否應該允許在韓國合理使用。這兩個問題看似不同，一個涉及未成年人犯罪，一個涉及女性身體自主和醫療安全，但背后都有一個共同點：現實已經出現問題，制度卻還沒有完全跟上。

首先是觸法少年年齡問題。韓國現行制度中，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即使實施違法行為，也不適用普通刑事處罰，而是按照少年保護相關制度處理。近年來，韓國社會頻繁討論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尤其是一些未成年人明知自己年齡小、不容易受到刑事處罰，卻故意實施嚴重違法行為，引發公眾不滿。李在明今年2月曾指示推進公開討論，時隔5個月后，相關部門向國務會議報告了有條件下調方案。

男女平等家庭部長元玟京當天報告的方案是，并不是一律降低觸法少年年齡標準，而是只針對殺人等暴力犯罪、重大犯罪以及反復犯罪，有條件地把年齡上限從現行未滿14周歲下調至滿13周歲。換句話說，普通案件不一定改變，但如果涉及嚴重暴力、重大犯罪或反復犯罪，13歲以上未成年人可能不再完全適用原有觸法少年保護框架。

不過，李在明對這一方案似乎并不完全滿意。他表示，不是一律降低年齡標準，只針對特定犯罪降低一歲，“是不是太微弱了？”他還指示相關部門繼續收集國民意見，甚至表示輿論調查也要做。李在明認為，對于是否應該降低觸法少年年齡標準，社會上似乎并沒有太大異議，真正爭議在于要不要一律降低，以及降低到什么程度。

此前，韓國男女平等部從3月起組成“觸法少年年齡社會對話協議體”，并開展公開討論。在212名市民參加的熟議討論會上，認為應該“有條件降低觸法少年年齡標準”的意見最多，占46.7%。而在“年齡標準應降至幾歲”的問題上，55.8%的人認為應降至13歲，認為應降至12歲和11歲的比例分別為23.9%和7.9%。這說明，韓國社會確實有不少人認為現行標準需要調整，但多數人仍傾向于相對謹慎的下調方案。

李在明提出的擔憂也很現實。他說，如果是重大犯罪怎么辦？有些未成年人可能一邊知道自己不會受到刑事處罰，一邊犯罪。從這個角度看，在一定情況下只降低一歲是否足夠，需要進一步討論。他還舉例說，12歲的孩子也可能明知殺人或重罪的嚴重性，卻仍然犯罪，甚至可能利用制度漏洞。李在明的意思很明確：制度不能讓嚴重犯罪者因為年齡而完全逃避責任。

但這個問題也并不簡單。未成年人犯罪年齡標準如果下調太多，可能帶來另一個爭議：孩子畢竟心智尚未成熟，是否應該用成人刑事責任邏輯處理？如果過早刑事化，會不會讓一些原本可以通過教育、保護和矯正回歸社會的少年，反而被推向更嚴重的犯罪路徑？因此，韓國社會現在面對的并不是“罰不罰”這么簡單，而是如何在保護未成年人和保護社會安全之間找到平衡。

當天國務會議上還有一個小插曲。法務部長鄭成湖報告說，少年犯即使進過少年院，也不會留下前科記錄，今后進入公職時不會造成障礙。李在明聽后笑著說，所以才出現了“李在明進過少年院”的說法，記錄消失了。此前，有人涉嫌散布“李在明少年院服刑說”而接受調查。這段對話雖然帶有輕松意味，但也反映出韓國社會對少年保護制度和記錄管理仍然存在很多誤解。

除了觸法少年問題，李在明當天還談到了終止妊娠藥物問題。他表示，米非司酮類終止妊娠藥物在韓國目前不被允許，因此一些女性只能通過海外直購服用。他認為，即使政府推進起來有困難，也應該允許適當用藥。李在明直言，墮胎罪和允許墮胎范圍的爭論還沒有結束，因此政府沒有允許相關藥物，但現實中有需要的女性已經通過海外購買服用，結果還可能發生事故。政府如果繼續置之不理，是不負責任的。

這個問題同樣非常敏感。韓國圍繞墮胎罪、終止妊娠范圍、女性健康權和胎兒生命保護的討論已經持續多年。法律和倫理爭論沒有完全結束，但現實需求卻一直存在。一些女性無法通過正規醫療渠道獲得安全藥物，只能在網上或海外渠道購買，藥品來源、劑量、適用條件和副作用風險都很難保障。一旦發生問題，反而更難及時獲得醫療幫助。

李在明這次講話的重點，并不是簡單討論是否支持終止妊娠，而是強調“既然現實中有人在用，就不能讓她們在沒有監管、沒有醫生指導、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亂買亂服”。從公共衛生角度看，藥物管理不是放任，而是把已經存在的需求納入正規醫療和監管體系中，減少地下化和風險化。

當天會議上，各部門之間也出現了責任邊界的討論。食品醫藥品安全處長吳裕耕表示，這似乎屬于男女平等部管轄。元玟京則表示，即使《母子保健法》尚未修訂，只要食品醫藥品安全處許可就可以推進。法制處長曹源徹則提出，這需要以允許墮胎為前提，應該制定替代立法。李在明對此表示，從形式上看，制定法律當然是正確的，但如果一直討論允許用藥的妊娠周數等問題，恐怕任期結束也未必能有結果。

李在明還提出，可以把部分判斷交給醫生的良心和裁量。他認為，與其放任女性從海外亂買藥、沒有醫生指導地服用，不如通過正規醫療體系進行管理。這句話其實點出了韓國政府面對現實問題時的一個矛盾：如果等待所有法律爭議完全解決，現實中的風險可能繼續存在；但如果先通過行政或醫療體系推動，又會引發法律和倫理層面的反對。

這兩個議題如果放在一起看，會發現李在明政府正在試圖用“現實主義”方式處理社會爭議。觸法少年問題上，他認為不能讓未成年人利用年齡逃避嚴重犯罪責任；終止妊娠藥物問題上，他認為不能因為法律爭論未結束，就放任女性在不安全渠道購藥。一個強調社會安全，一個強調醫療安全，背后都是制度不能對現實問題裝作看不見。

這件事和中國社會也有一定共鳴。中國同樣討論過未成年人犯罪責任年齡問題，尤其是一些低齡嚴重犯罪案件發生后，公眾往往會質疑法律是否過于寬松。而在女性健康和藥物管理方面，社會也會面臨類似問題：法律、倫理、醫療安全和現實需求之間如何平衡。不同國家制度不同，但共同難點是，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原則上，還要面對已經發生的社會現實。

當然，任何調整都需要謹慎。觸法少年年齡如果下調，必須明確適用范圍，避免把所有未成年人都推入刑事處罰體系；同時要強化少年矯正、心理治療、家庭干預和教育支持。終止妊娠藥物如果允許使用，也必須建立嚴格的醫生指導、適用條件、藥品審批、副作用管理和后續醫療機制，不能把“允許”變成“隨意使用”。

李在明這次講話真正釋放出的信號是，韓國政府不想繼續把敏感問題拖下去。未成年人重大犯罪、女性海外購藥風險，都是已經擺在社會面前的問題。繼續回避，表面上可以減少爭議，但現實風險不會消失。政府要做的，是在社會分歧中尋找相對可執行的制度方案。

說到底，觸法少年年齡下調也好，終止妊娠藥物管理也好，都不是簡單的“支持”或“反對”問題。前者關系到未成年人保護和社會安全，后者關系到女性健康和生命風險。李在明要求繼續收集國民意見，也說明這些政策不可能只靠政府內部決定，而需要更廣泛的社會討論。

韓國接下來真正要面對的，是如何把情緒化爭議轉化為制度設計。對觸法少年來說，既要防止嚴重犯罪被年齡漏洞利用，也不能放棄教育和矯正的可能；對終止妊娠藥物來說，既要尊重法律和倫理討論，也不能讓現實中的女性暴露在更危險的地下購藥環境中。制度的難點就在這里：不能只講原則，也不能只看個案，而要在復雜現實中找到相對負責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