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回顧：返城前的那段日子

知青往事回顧：返城前的那段日子

（一）

1978年12月中旬，我探親假期滿后，回到所在的景洪農(nóng)場十分場三隊。隊上顯得有些冷清，有知青見我回來，詫異地問我：“你怎么還回來呀？”我說，“我都超假了，不回來能行嗎？”

在與他們的交談中得知，我們西雙版納的農(nóng)場知青正在進行要求返城回家的請愿活動，請愿團已經(jīng)北上向省委和中央反映問題與提出訴求，而留下來的知青都已經(jīng)不出工干活了。這段期間內(nèi)，只要有知青提出回城探親等要求，隊上和分場不像以前層層設卡、能拖就拖，而是一律不卡不拖，只要符合條件，都會馬上批準探親。我們隊上也有不少知青利用這段時間請?zhí)接H假回家了，所以隊上的人少了，顯得有些冷清。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當我知道這些情況后，第一感覺，可以不用上班一段時間了，心里有一點小高興。因為我們連隊的主要工作是：上山砍伐原始森林，然后放火燒山，再通過測量，開墾成梯田，在梯田上挖坑種橡膠樹。這一工作被知青們戲稱為“修理地球”，另外，根據(jù)季節(jié)種一些包谷、花生之類的農(nóng)作物。不管做什么工作，每天都有一定的指標任務，原則上完成任務后才能下山。

西雙版納地處亞熱帶，氣候十分炎熱，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工作中每個人都會汗流浹背。旱季到下班時，大部分人后背和腋下的衣服上都會出現(xiàn)白花花的一片汗?jié)n；而在雨季時，因在山上無處躲藏， 不但時常被淋成落湯雞，而且滿身泥點，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對于身體瘦弱的我來說，現(xiàn)在回來了不用上班，可以說有一點愉快的舒服感吧。另一個感覺是如果請愿成功，知青能返城回家，我就可以實現(xiàn)夢寐以求的回城愿望了。

自從不出工后，留在隊上的知青整天無所事事，不少知青每天的第一要務就是打探請愿團的消息，所以早上就有一些知青到分場或景洪打聽，中午或晚上將消息告知隊上的知青們。這些信息,在那個年代由于交通及通訊的不便，雖然要滯后1-2天左右，但仍然被知青們津津樂道地互相傳播著、議論著，它牽動著每一個知青的神經(jīng)，成了知青們的話題中心，也可以說是精神食糧。

（二）

我所在的三隊地處一個比較偏遠的大山溝里，距分場有5公里，分場距景洪縣城又有36公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夾皮溝”，交通十分閉塞。因其偏遠的地理位置，有時也被作為干部下放鍛煉的地方，先后有兩位景洪總場的黨委書記，在70年代初，到我隊勞動了2至5年。另外有四位知青因犯錯，在受到處分后，也調(diào)到我們隊工作。

我們隊共有知青100多人，其中昆明知青28人，重慶知青10人，上海知青70余人。這些數(shù)字都是1969年至1970年知青剛到隊時的人數(shù)。

為了回城，知青們發(fā)揮自己和父母的聰明才智，通過各種各樣努力，以病退（知青本人身體有較重的疾病，不能勝任農(nóng)場的繁重體力勞動，退回原籍）、家照（知青家庭生活困難，父母需要子女回城照顧）、嫁人、頂替、 調(diào)動、參軍和上學等各種方式離開農(nóng)場。

至1978年底，昆明知青只剩四人，其中一名知青溫可成1977年才從我分場6隊調(diào)到我隊任支部書記，不然的話，我班同去的只有孫麗、馮麗濱和我三人還在隊里。每一次看到同來的同學通過各種辦法離開連隊回城，我都會感到由衷的羨慕，同時無奈、失落和郁悶也會襲上心頭。

我們這些留下來的知青和其父母不是沒有想辦法，只因都是普通工人家庭。（拿我來說，家中大人都是從上海支邊來昆明的，在昆根基淺），找不到關系，也只好說能力有限，聽天由命吧。）

至1978年底，重慶知青留在連隊的還有七人，其他三人一人因病退回渝，一人調(diào)動回渝，另有一名女知青因戀愛受挫而自盡。

上海知青至1978年底還有五十人左右留下，由于人員較多，有些信息已記不太清，但有一件往事印象深刻。那還是在1970年七月初的一個休假日，這一天早上，我們幾個昆明男知青在宿舍門口彈琴和聊天，看著三個上海女知青有說有笑、高高興興地結(jié)伴外出，當時還有人在議論誰最漂亮，誰知道到了晚上傳來消息，說早上出去的三人到二團為同學送上海帶來的東西（當時是建設兵團，景洪農(nóng)場為一師一團，東風農(nóng)場為一師二團），回來時坐的拖拉機翻在了水田的水溝里，三人全部壓在車兜里，不幸都遇難了。

大家都感到震驚和心痛，與她們同來的不少女生都痛哭不止。我們隊的上海知青都是初中六九屆的，遇難者是1970年6月上旬第二批到連隊的上海知青。遇難時到連隊不足一個月，年齡才17歲，正是花季少女，就這樣凋謝了，大家無不感到惋惜。

說到這兒，順便講一下那個年代農(nóng)場的交通工具和道路。先說一下交通工具，總場（團部）才有汽車，分場（營部）只有拖拉機。在我的印象里， 我們分場只有兩臺拖拉機作為拉貨和交通的主要工具。

我在農(nóng)場工作的十年中，由分場到景洪，從未坐過像公共汽車一樣的交通車。知青們無論是到景洪玩，還是回城探親，從分場到景洪這段路，大都是搭乘分場的拖拉機，由于連隊到分場有五公里路程，如果起床晚了不能及時走到分場，就搭乘不上分場的拖拉機，只有堵東風農(nóng)場開往景洪的車（我們分場門前那條路是東風農(nóng)場到景洪的必經(jīng)之路），堵不著車的男知青就會在上坡路段爬車。還有不少知青到景洪玩是走著去和走著回來的。

有一次我和隊上的幾個知青到景洪玩，回來時怎么也搭不到車，錢也用完了，只好從景洪走回連隊，走了40公里，這是我一生中一天之內(nèi)走的最多的路，走到腳癱手軟，至今難以忘懷。

再說一下道路情況，在那個年代，我們隊到分場和分場到景洪的路，絕大部分都是順山轉(zhuǎn)的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有些路段的坡度還比較陡。

記得有一年的雨季，我搭乘拖拉機到景洪去，半路上突然下了一場雨， 站在車兜里的人都被淋成了落湯雞，版納天氣熱，淋點雨大家也無所謂。但當拖拉機開到曼飛龍水庫旁一個坡度比較陡的地方，因剛下過雨，路面泥濘濕滑，拖拉機出現(xiàn)了輪子打滑、爬不上去、有一點倒退的跡象。這時不知是誰叫了一聲“趕快跳車！”，所有站在車兜里的十幾個人紛紛往下跳，我也跟著跳了下去，結(jié)果一屁股坐在地上，尾椎處一陣鉆心的痛，那時根本顧不上，趕快爬起來跑到稍遠點的地方。后來車剎住停下了，駕駛員又叫搭車的人一起幫著推車，當把車推上坡后，一個個又爬上車兜繼續(xù)往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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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這次跳車后，我的尾椎處隱隱痛了好幾年，那時候年紀輕，不當一回事，也不好意思說。后來在一次看病時與醫(yī)生講了尾椎處隱隱作痛的事，醫(yī)生問我解便是否正常等問題，我說沒有影響，很正常，他說可能是尾椎骨裂了。到現(xiàn)在幾十年過去了，有時坐姿不好或坐久了，還會感到尾椎處輕微的疼痛和不適。

（三）

知青不出工，對隊上的生產(chǎn)基本上沒有發(fā)生影響，原因一是隊上還有30多名老工人和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新工人（即老工人的子女），他們都照常上班；二是按季節(jié)，12月至下一年4月，主要工作任務是開墾荒山、挖梯田以及開挖一些種植經(jīng)濟作物的山坡地，人多就多開墾，人少就少開墾一些。

另外，隊上雖有一些橡膠樹的割膠工作，但當時只有少量的橡膠樹可以開始割膠，少了知青，那些新工人也能頂上去?？偟膩碚f，隊里該上班的人照常上山，食堂照樣開伙，元旦、春節(jié)該殺豬慶賀的都按照往年的慣例進行，只是少了些熱鬧，多了些安靜。

1979元月25日左右，傳來一個特大好消息，中央同意知青返城。后來得知在元月21日，在昆明召開了有國務院有關部門參與的四省五市（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知青會議，這五個城市都有不少知青在云南的農(nóng)墾系統(tǒng)，當時給云南造成了一些不安定團結(jié)的因素。

在會上云南省委主要領導表達了知青“不愿留的都走”的意向，成都、重慶、昆明、北京這些城市領導相繼表態(tài)，同意接收知青回城落戶，上海方面則認為上海市一下子要安排那么多知青有一定困難，意為分三批接收這些知青回城，半年一次。

當知青們確認可以返城的消息時，正好是春節(jié)期間，知青們的高興勁真是無法形容，好像干旱開裂的土地上降了一場及時雨，壓抑了多年的心情終于得到了一點舒展。不少知青到分場小賣部買了些紅燒肉罐頭等食品，三五成群的開起了小灶，以示慶賀。那時在連隊上一年之中最多只有元旦、春節(jié)、五一、八一、國慶節(jié)，才可以吃到肉，而且每人只有半小碗，想吃肉解饞只有等發(fā)了工資上景洪，三毛錢一盤是串葷，四毛錢一盤是凈葷，再來四兩飯，五毛錢左右就能吃上一頓“大餐”，真是舒服極了。

那時到景洪說是玩，實際上玩是次要的，吃是最主要的。另外，平時不在同一隊的同學互相之間走動，都是去分場買上一個或兩個紅燒肉罐頭，向食堂或老工人要棵蓮花白，知青們自己動手，將臉盆用草木灰擦洗后，將蓮花白和罐頭放在臉盆里煮上一大盆，這就是知青們招待客人的佳肴了。

（四）

知青回城可以辦理了，根據(jù)當時的政策，需要一個理由。如病退回城， 須提供景洪總場醫(yī)院的病情診斷證明書；如家庭困難需要照顧和調(diào)動，則須提供原所在城市街道辦事處或父母工作單位的證明或工作調(diào)動函。病退回城后的需要重新找工作，而家庭困難照顧回城后，相對找工作容易一些，如果是父母單位同意接收職工子女工作的，就可以直接發(fā)工作調(diào)動函，這樣回城后就可以很快上班了。

到了2月中旬左右，一部分知青以病退的理由辦好了返城手續(xù)，開始陸續(xù)返城，而另一部分知青則在耐心等待父母方的回音，看是否可以辦家庭困難照顧等理由回城。

在這段期間，我與家人進行了書信溝通，同時自己也做了認真的思考， 考慮到家庭能力等因素，最終我選擇了病退。從先前辦理病退的知青那里了解到，總場醫(yī)院為方便知青開具病情診斷證明書，專設了門診室，你想開哪些病，醫(yī)生都會照你說的寫。

我在二月下旬的一天，搭乘拖拉機來到了總場醫(yī)院，打聽到了開具知青病情證明的診室。我一看，原來在一排平房外的一個窗戶口，窗戶外是一大塊空地，“病人”也不需進入診室，只要在窗口“就診”即可。當時，診室外正好無人排隊，我剛走到那窗口下，一個聲音從里面?zhèn)髁顺鰜恚骸笆侵嚅_病情證明嗎？”，“是的。”“姓名、年齡？”，我一一依實說了，只見一位男醫(yī)生低頭寫著，寫完后抬頭看了我一眼說“有什么??？”“心臟病，二尖瓣膜閉合不全”，醫(yī)生在快寫完時頭也不抬又問了一句“還有嗎？”我想了一下，就說：“再寫個肺結(jié)核吧”，這兩種病都是以前辦理病退回城的知青告訴我的，其實到現(xiàn)在我也不清楚“二尖瓣膜閉合不全”是什么病，只聽說這種病比較厲害，弄不好是要老命的。

當時辦病退的知青都有這樣一個想法，就是把病情寫得越重越好，生怕寫得不嚴重回不了城，其迫切心情可見一斑，現(xiàn)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如果回城后招工單位見此病情，誰還敢要？醫(yī)生寫完后蓋上章就遞給了我，這時我又問了一句醫(yī)生“拿著這個病情證明就可以辦理病退了嗎？”“是，可以了?！?我高興的轉(zhuǎn)頭就走，由于轉(zhuǎn)得太快還撞到了后面來開證明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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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又去了分場，很順利地辦理了因病不適合農(nóng)場工作退回原籍的相關證明和邊境通行證等。當一切手續(xù)辦完后，我長長地舒了口氣，并說了一聲：我現(xiàn)在終于不再是版納農(nóng)場的人了！

（五）

知青從十六、七歲的年紀，告別繁華的城市、告別故鄉(xiāng)、離別親人，來到偏遠、貧窮、落后的邊疆，奮斗了近十年，嘗盡了酸甜苦辣，學生時代的理想早已破滅，且思鄉(xiāng)、思親的鄉(xiāng)愁越來越濃。十年中，返城回家一直是知青最大的期待和心愿。

為了達到此愿望，有的知青及其家人四處找關系和求人，以便能得到一張可以辦理回城的證明；有的知青則不顧自己的安危，在體檢前吃一些藥物，使自己的心臟產(chǎn)生紊亂，以求得到一張“心臟病”的病情證明；有的涂改、偽造病情證明；有的則在城里找個人結(jié)婚等等。到了1978年底，知青們冒著風險，采用了請愿及一些極端行為，終于為自己換得了一個人生的轉(zhuǎn)折點。

1979年的春天，也是知識青年的春天，在這一年的2至4月份，知青們根據(jù)各自的情況，興奮地辦理著返城手續(xù)，同時也快速地了斷情感之事。知青在農(nóng)場的十年中，不少人談了戀愛，甚至有了愛的結(jié)晶。

在返城時，同城知青的情感可以回城后再說，異城知青的情感大都是雙方理性地和平分手，有情感較深厚的，則隨其中一方回城。我隊僅有一個上海男知青，與當?shù)乩瞎と说呐畠航Y(jié)婚育子后，留在農(nóng)場直至今日。一些性子較急的知青辦完手續(xù)后， 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離開，走時行李極其簡單，只有一個小旅行袋，而那些床上物品及一些日常用品統(tǒng)統(tǒng)丟棄，還有一些少數(shù)男知青，把被子等物品拿到操場上放一把火燒了，真像勝利后的大逃亡。

在二月下旬的一天，我分場一些受到過紀律處分的部分知青來到分場部，強烈要求將檔案中的處分書拿出來燒毀。

我們十分場是一個新建的分場，有一千多名知青，來時都只有十六、七歲，處于青春叛逆期，有的知青在工作和生活中犯了一些錯誤，如打架斗毆、小偷小摸、頂撞領導、無故曠工、未婚先孕等等，受到不同程度的紀律處分，如“警告”、“嚴重警告”、 “記過”、“記大過”之類，現(xiàn)在這些“鬧包匠”不想把這些不太光彩的一頁帶回城市，便來要求將檔案中的處分書燒毀。

鑒于當時的情況，分場領導也只好同意把他們檔案中的處分通報或處分決定書拿出來當面燒毀。

我自從辦理完返城手續(xù)后，心里也不怎么急了，看到不少知青回城時帶了不少家具和木料，想想自己年齡也不小了，不要回城后一無所有，也決定搞一些木料或家具帶回去。

有了這個想法后，我就去找一些有木料的老工人。由于我與老工人的關系比較融洽，平時也不做什么搗蛋的事，在隊里只有我一個義務理發(fā)員，而且一做就是十年。經(jīng)過一點小努力，我搞到了不少木料。但有一個問題，好多木料是原木，要把這些原木鋸成板子和條子，再做一些少量的家具需要時間。

到了三月底，我不但有了寫字桌、床頭柜等一些家具，還有不少木板和木條子，看到這么多笨重的東西，發(fā)愁不知如何運回昆明。

4月4日星期三，早上九點鐘左右，我剛起床不久，看到一輛大卡車開進我們隊停在操場上。不一會，上海知青陳銀寶來找我說，他在分場堵了一輛放空回昆的大卡車，經(jīng)商談后，同意將他和他的家具、木料拉回昆明，問我是否愿意今日和他一起回昆，運費平攤。

我聽后連忙說愿意愿意，接著馬上叫一些人幫忙，七手八腳地把我倆的家具和木料裝上了車。因這個時間，大部分人都在山上上班，只好與在場的人簡短道別，十點鐘，坐上車，經(jīng)過三天的長途顛簸，于79年4月6日晚7點左右，車直接開到了我家門口。

從1969年3月27日離開昆明，到1979年4月6日回到昆明，整整十年零十一天，才結(jié)束了我的知青生涯。

我能夠返回昆明，或者說七九年廣大知青能夠返回家鄉(xiāng)城市，首先要感謝中央的相關政策，其次也要感謝知青請愿團和其他知青戰(zhàn)友為返城作出的一系列不懈努力與奮斗。

當年偉人的一句話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造就了一個前無古人后面也很難有來者的特殊群體——中國知青。知青這個詞在我們這代人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上山下鄉(xiāng)這場運動改變了我們的人生道路，鑄成了我們的人生格局，讓我們品嘗了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經(jīng)歷。應該說：中國的歷史，不會，也不能忘記這一代人—— 知青。

本文作者

彈指一揮間，一晃已然五十年過去了。當初下到西雙版納農(nóng)場（兵團）的知青已邁向古稀之年，但那些年的風和雨、悲與壯、淚和血、思與情都將是這批知青一生說不完、道不盡的人生話題。（感謝劉樂亮老師薦稿）

作者： 郁惠豐（昆明三中初中六八屆3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