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騙子假冒周總理簽名成功騙取20萬元，焚毀八千元余款，最后他究竟迎來了怎樣的結局呢？
1959年12月，北京西郊的一次財經例會上，人行某位副行長皺著眉頭說：“文件一多，誰來替我核對公章？”坐在角落里的年輕科員低聲嘟囔：“只要蓋了紅章，誰還敢懷疑？”這句半開玩笑的話無人追問，可就在三個月后，它被一次慘痛的案件驗證。
那是1960年3月的一天午后，人民銀行總行收進一份“特急”電報和兩頁批示。批示紙張是標準的特供紅格信箋，頁腳寫著“國務院辦公廳”，最醒目的卻是周恩來總理瀟灑有力的簽名。文件言辭懇切：西藏某寺廟急需修繕，限今日撥付20萬元現金，應急為先。行長并非沒有遲疑，可撥出這筆錢只需翻三頁審批表，比繼續質疑要簡單得多。更何況，一通催促電話里，對方口吻無比熟稔：“周總理親點的事，耽擱不起。”話筒里那股不容置疑的語氣，讓人行上下最終放下警惕。
錢款被裝入兩只暗綠色帆布包，由一位“民族飯店趙全一同志”當場簽字領取。他穿灰呢大衣，步伐穩當，連保衛干事都未看出破綻。20萬元，相當于當年一個普通城市家庭百余年的收入，就這樣被抬上了一輛吉普車消失在長安街的人流中。
若不是6天后國辦電話回訪，銀行對賬人員還沉浸在“高效執行中央指示”的自豪里。那通電話只問了一個問題：“你行何時接到總理關于西藏寺廟維修的批示？”行長心里一沉，再撥中南海值班室，答案令他頭皮發麻——周總理壓根沒簽過此事。假批示，真撥款，巨大窟窿瞬間暴露。
北京公安旋即成立專案組。與先前多起經濟案件不同，這一次，偵查員把目標鎖在“紙張和字跡”上。經國家檔案局確認，特供紅格信箋只發往十幾個部委，外貿部在列。外貿部保衛處長張敏迅速配合排查內部人員。很快，一份不起眼的檔案映入眼簾：王倬，男，1924年生，1952年進入外貿部出口局，字跡與批示下款部分極為相似。更巧的是，他近期多次請假，理由從“陪母親看病”到“胃潰瘍復查”，時間正好覆蓋3月中旬。
偵查員悄悄摸清其住處——李廣橋南街3號。連夜布控后，4月4日凌晨，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院子里亂七八糟的蜂窩煤堆最先引起注意。民警撬開兩塊蜂窩煤磚，黑洞洞的夾層里，整整齊齊塞著一捆捆十元鈔票。煤灰摻著紙屑，顯然有人曾嘗試銷毀部分贓款。屋里燈光刺眼，王倬被銬在椅子上低頭無語。老母親守在一旁，不停抹淚：“娃，怎么敢干這種事！”王倬苦笑：“沒退路了。”短短兩句話，道盡他全部心理防線的崩塌。
翻出他的暗格日記，才真正看見作案軌跡。日記從2月初開始，每夜練筆兩百個“周恩來”簽名，旁邊附注筆順、頓挫、筆鋒寬窄。另一頁列著“公章刻制要點”，甚至標明“鋼印厚度0.8毫米”這樣的細節。資金指令文本更是反復涂改，連“如遇外國記者不宜聲張”這一行，都源自王倬一次聽來只言片語的靈機一動。沒有高科技，他靠的是耐心、膽量，以及對體制節點的精確把握。
為什么要鋌而走險？調查還原的生活細節耐人尋味。1950年代末，外貿部工資普遍在60元上下，家中病重的父親、待嫁的妹妹、稚嫩的侄兒，每月的開銷像個無底洞。王倬曾向同事吐苦水：“我活成了欠賬的機器。”同事勸他安心等調薪，他反倒苦笑：“等得起嗎？”時代給了他一張緊箍，心卻想抄近路。于是，舊日會計師的專業、在軍區雜務科練出的雕刻技巧，加上對公文流程的熟門熟路，被他組合成一場豪賭。
案發后，全國金融系統立刻補課。人行增設多重電話核實機制，國務院公文傳遞改用專線封閉袋，紅格信箋改版添加水印。對話再想復制，總得過機器驗真這一關。與此同時，公安部把此案列入“經濟案件偵查范例”，供各地培訓之用。
1960年7月28日，王倬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審判長宣讀判決時，他只是點頭，沒有申辯。庭外陽光正烈，新印的百元大鈔在證物袋里反射出白光。母親因包庇獲刑三年，贓款除去已被焚毀的八千余元，其余悉數追回并收繳國庫。案卷歸檔時，法官在封面寫下：“以此為鑒，健全制度，慎守國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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