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那天下午三點多，秋老虎還沒退，太陽明晃晃地烤著縣醫院門口的水泥地。我剛從超市拎著兩袋米準備回家，手機就震個不停。
是我前夫張建國打來的。
我愣了幾秒，才接起來。電話那頭他聲音啞得跟破鑼似的："秀芹，媽……媽她中風了，半邊身子動不了，嘴也歪了。她……她想見你一面。"
我手里的米袋"咚"地一下砸在地上，一袋米角磕破了，白花花的米粒順著裂縫往外淌。我蹲下去撿，膝蓋磕在滾燙的水泥地上，疼得我眼淚都快出來了。可我心里頭，卻奇怪地一點波瀾都沒有。
整整八年了。
八年前，我也是這樣蹲在地上，撿我那些被大姑姐張春梅從二樓窗戶扔下來的衣服。她一邊扔一邊罵："不下蛋的母雞，賴在我們老張家干啥？滾！趁早滾！"樓上婆婆探出半個頭，陰陽怪氣地搭腔："春梅說得在理，建國都三十二了，咱老張家不能絕后啊。"
那會兒張建國站在院門口，低著頭，一句話不替我說。
我一個外鄉嫁過來的媳婦，孤零零的，娘家遠在四百多里外的山溝溝里，爹媽早不在了。結婚六年，我跑了三家大醫院，吃中藥吃得舌頭都是苦的，可肚子就是沒動靜。后來一查，問題出在張建國身上——他精子活性低。可這話，婆婆死活不信，張春梅更是天天上門罵街，說我是"掃把星"，克得她弟弟不能生。
我那時候才二十九，被她們娘倆聯手攆出了家門，身上只揣了兩千塊錢和一個換洗包袱。
掛了電話，我站在原地，秋陽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長。我猶豫了大概十分鐘，最后還是叫了輛出租車，往老家鎮上去。
不是為了婆婆。是為了給自己這八年，畫個句號。
醫院走廊里一股消毒水混著尿騷味的怪氣味。我剛拐過彎，就聽見一個尖利的嗓門——是張春梅。
她頭發亂糟糟的，眼睛紅得像兔子，一看見我就撲過來，揪住我的袖子："秀芹！你可算來了！媽就剩一口氣了，你快進去，求求你原諒她！"
我抽回胳膊，淡淡地說："大姐，松手。"
病房里，婆婆躺在床上，瘦得脫了形，半邊臉耷拉著，嘴角掛著口水。她看見我，渾濁的眼睛一下子涌出淚來，含混不清地"啊啊"叫，那只還能動的手哆嗦著朝我伸。
張建國站在床邊，頭發白了一多半，背也駝了。他低聲說："秀芹，媽這兩年一直念叨你。她說……她對不起你。"
我看著這一屋子人，心里頭像打翻了五味瓶。
后來聽護士閑聊我才知道，張建國后來娶的那個女人，進門第二年生了個女兒，可那女人嫌他家窮，三年前卷了錢跟一個跑長途的司機跑了，孩子也不要。婆婆氣得直拍大腿。張春梅呢，自己兒子不爭氣，賭博欠了二十多萬，找她媽要錢，要不到就鬧，把她爸——我那老實巴交的公公——活活氣出了腦溢血，去年清明剛走。
報應這兩個字，我沒說出口。可它就那么明晃晃地擺在眼前。
婆婆嘴里"啊啊"地，努力想說話，張春梅在旁邊翻譯："媽說她錯了，讓你原諒她，她死也瞑目……"
我走到床邊，彎下腰，看著婆婆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
"媽，我現在過得挺好的。"
"我去了南方，在一個老板家做保姆，他家老太太待我跟親閨女一樣，臨走給我留了一套小房子。我現在自己開著個小裁縫鋪，不愁吃不愁穿。"
"您當年說我不下蛋，是掃把星。可您知道嗎？我四十一歲那年，跟一個喪偶的老師領了證，他帶著一個十歲的兒子。那孩子現在管我叫媽，今年考上大學了。"
婆婆的眼淚一顆一顆往下掉。
我直起身："您讓我原諒您，我做不到。不是我心狠。是當年你們娘倆把我從二樓窗戶扔衣服的時候，把我這顆心，也一塊兒扔出去摔碎了。碎了的東西，粘不回去了。"
張春梅"哇"地一聲哭出來，癱在地上拍著大腿嚎："秀芹你不是人！媽都這樣了你還記仇——"
我看都沒看她一眼。
走出醫院的時候，太陽已經偏西了。秋風一吹，涼颼颼的，舒服得很。我掏出手機，給我現在的老伴發了條信息：老周，我辦完事了，今晚就回。
人這一輩子啊，不長。對我好的人，我掏心掏肺；當年踩著我往泥里摁的人，我憑啥還要笑著說原諒？
原諒是個好詞兒，可它得配得上才行。
有些債，自己造的，自己還。我不當那個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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