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年輕人如何從壓抑的現實中獲得力量？

年輕人如何從壓抑的現實中

獲得力量

訪談者丨康嵐&項飆

01

附近的消失

康嵐：您最早在什么時候提出“附近”這個概念？為什么想到提出這個概念？

項飆：其實這個概念的提出，并沒有一個事先的設想，它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這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也不是我自己在那里觀察思考，更多的是一個互動，很大程度上是別人推著我往前想；這個別人是指社會學界、人類學界的同行們，但是遠比學術界重要的是大眾、是青年朋友們通過社交網絡上的討論來推著我。我一開始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概念會有這樣的影響，所以現在需要回頭看，為什么它會有這樣的效果出來。所以你的問題很好：它的緣起在哪里？我第一次提“附近”應該是在 2019 年夏天，我跟許知遠在“十三邀”節目上的對話。當時好像是在談現代人的時空觀念，為什么現在人們對快遞小哥遲到兩分鐘會非常不耐煩，我們說到現代生活完全是被時間邏輯統治了，空間邏輯消失了。

原來我們對時間的理解是通過人的行動，比方說我和你的距離是一袋煙的工夫，或者說這個距離是從你們家走到荷塘邊上的那個工夫，其實時間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空間來衡量的。但是在工業化之后，抽象時間，也就是鐘表時間變得非常重要（這個當然不是我的發明，大家都這么說過）。而現在又有了數字化科技，比如超高頻金融貿易就是一個時間游戲，它賺錢的方式就是我要比別人快半秒，依靠極高速、高頻次地買進賣出來賺錢。

當這種抽象時間統治了我們的生活，空間就完全變成了附屬性的東西。對快遞小哥遲到兩分鐘會非常不滿，是因為你根本不考慮他是從空間中哪個點到餐館拿了東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樣的、進你家小區的門時他要跟保安怎樣交涉，這些經歷性、空間性的東西，以及這一切是如何在空間中展開的，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個東西要在你規定的時間內送到你的手里。所以這是一種“去空間”的或者說“時間的暴政”吧。我是在這樣的場景下，提到“附近的消失”。

↑項飆

“附近”這個空間的消失，一方面是因為“時間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對世界的感知越來越通過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則， 而不是通過對自己周邊的感知來理解。比如，你的鄰居是干什么的，樓下打掃衛生的人是從哪里來的，他們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這里，一年回幾次家，他們的焦慮和夢想是什么，門口賣水果的、下午四點鐘來賣菜的那些人都是誰。

這些人對你的生活很重要，但是他們不會被允許進入小區，把他們擋在小區外面的是保安，保安跟這些人又是一樣的人。這些就是“附近”。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們來組織的，沒有他們，我們的生活不能夠正常運行。但是，我們對這些“附近”經常是視而不見的。

這個“附近”，它是一個空間，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強的社會性，它是你這個社會主體的物質基礎，把你托起來。在這里面，有很多很細密的又很復雜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實是很重要的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

所以最早提出“附近”的起點可能是兩點，一個是對中國社會生活怎么被時間焦慮組織起來的一個反應，另一個就是對大家如何理解生活的認知，就是“附近”消失了。所以我提出，要關注“附近”，一方面來重構自己的生活，從“時間的暴政”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在主觀意識上，重新樹立一種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最早就是這么提出來的，當時就是一個描述性的，但有它的針對性；后來大家覺得“附近”值得討論，我想是因為確實覺得有針對性。

02

“附近”是生活失控后重新找到的一個錨點

康嵐：您說過，“重建附近”不是一種論述，而是一種勸說，尤其是對年輕人的勸說，為什么“附近”對年輕人尤其重要？

項飆：當時我好像還提到，年輕人關心的就是兩極。一方面他們非常關注自我，比如考試、畢業以后去哪里等，對這些問題的焦慮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通過社交媒體，他們又非常關心遠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機、民族的興盛啊，這些宏大敘事造成了社交媒體上各種辯論中情緒上的很大波動。情緒波動是因為這些宏大敘事是通過各種抽象的說法來形成的，但是人們對自己周邊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樣的，認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在牛津教書的時候）問來自中國的學生，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你從小是怎么回事，你親戚是怎么回事，你大學里的老師這么教、那么教的原因在哪里，教師的激勵機制是怎么樣的，很少有人能夠講清楚。很多年輕人對自己的整個生活是怎么被編織起來的、這一路走過來是怎么回事，是講不清楚的，但他可以給你講很多概念和大的理論。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對身邊的事情都講不清楚，那他講遠方的事情肯定也講不出什么意思來，因為他缺乏對人的經驗進行洞察的能力，他講來講去都是書面上的詞語。所以我感到非常失望。從一個教師的角度，我覺得，學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這個概念為什么后來會引起反響，比較重要的原因是它點出了一個癥結，我當時沒有意識到，就是很多年輕人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

一方面，年輕人覺得社會非常復雜，充滿不確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選擇，只有一條路可以走，特別是從小地方出來的或者說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學這一條路。當然現在物質條件還是可以的，但精神壓力是很大的，只能一根筋地往前走。這一方面造成很累，同時他又不知道這么累之后，究竟能不能獲得他要的東西，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一旦超出他那個“泡泡”（注：項飆喜歡用“泡泡”指代邊界明確的小世界，比如以考試為中心的、由學校—家庭—補課—電玩構成的封閉世界），是一個好像特別不能把握的世界。

↑項飆

從這兩重意義上來講，年輕人都覺得不能夠控制自己的生活：第一，不能控制他日常的活動和興趣，因為有家長、教師和職場的壓力，逼著他只能這么做，不管他喜不喜歡都必須這么做；第二，他又不知道這樣做會引向何方，他覺得，超出周邊的、超出他那個“泡泡”的世界是他完全沒有能力去了解的。

所以他會覺得“都是運氣啊”等，但同時又不斷告訴自己“幸運只會光顧勤奮的人”，所以他就要加倍勤奮。當覺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慮、勞累、恐懼和無意義時，他會產生一種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個抓手，重新找到一個錨、一個立足點。

那這個立足點是什么呢？家庭好像算一個，但是家庭又是一個很復雜的事情，如果你過分依賴家庭，那個溫情也會變成一個很傷害的來源，這是很多年輕人有感觸的。然后剩下的社區、單位，都已經沒有這樣的依托了，不能夠發揮這樣的作用了。我覺得，大家在“附近”這個意象里看到了一種可能，覺得“附近”可能是一個新的抓手和立足點，是大家重新建立對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個基礎。

03

關于退出和逃避

康嵐：一方面，“附近”是跟著你走的，是以你為中心的。但另一方面，現在的社會又有很強的流動性，所以我們對“附近”是有選擇權的，對不對？如果這個“附近”我們不喜歡，是可以逃離的。比如我們會聽到，今天的年輕人很難管，“一言不合就辭職”。所以在今天的社會，身邊的小環境大家都可以選擇，而真正逃不掉的是大環境。所以讓年輕人充滿無力感的其實是大環境，但他又沒有能力去好好建設身邊的小環境，這是他們的困境。可不可以這樣說，在現在流動很方便的條件下，“附近”的“實在性”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瓦解掉了？

項飆：年輕人對身邊的小環境不斷在選擇、在逃離，但是逃來逃去，其實到最后，情況沒有改變。在這個意義上，“附近的消失”跟我原來提出的“懸浮”的概念是有關系的。

提“懸浮”， 最早是 20 世紀 90 年代在東莞調查的時候，我看到有民工跟同事或者跟車間主管鬧不合，馬上就跳槽，跳槽是他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到最后，其實經濟上損失很大，一直就沒有積累、沒有穩定，而且在自己的身心上損失也很大，跳來跳去就是跳不出那個基本的狀況。

這種對小環境的選擇權，可以叫作逃避，通過逃避來簡單地解決問題，而不是面對問題。但是，他可以“逃避”，卻不可能“退出”，就是他不能夠退出這樣一個基本的生存狀態，這是導致無力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講到無力感，如果你完全不努力的話，你不會有無力感，佛系的人不會有無力感。

你有無力感，是因為你想努力，但又覺得努力沒有用，最典型的無力感來源就是通過逃避、通過這樣的小的選擇希望改變而不能改變。

康嵐：這個跟“附近”是什么關系？

項飆：“附近”是反對這個做法的。我不是說人不要流動，因為個人興趣、生活方式及各種各樣的客觀原因，流動是非常正常的。年輕人從一個村子里或從一個小鎮上出來，他想在一定的人生階段去大城市看看，這樣的流動是非常自然的。

但問題是，流動是不是等于逃避，你不斷地流動是不是在永久性地逃避。你離開一個地方，這個本身沒有問題，但是你離開后進入一個新的地方，你要能夠跟你進入的那個“附近”建立關系，如果又發現問題的話，首先要面對這些問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先去分析、處理和解決這些問題， 那這樣的一種態度就不是逃避。

所以年輕人對小環境的選擇， 可以有很多種，如果你一不高興就辭職，那是要反思的。現在社會的流動成本非常低，這背后是有問題的，它讓人不必對具體問題進行認真的對待和分析，有問題就走人，可問題還在那里。用經濟學的概念來講，就是退出成本很低，從而使游戲不用改變規則就能夠不斷地玩下去，因為你退出了，其他的人可以再進來。

而“附近”要形成的一個格局是，流動的態度不是一種逃避的態度，而且流出去可以再流回來，等等。最關鍵的是，在流動的過程中，人是跟每一刻的“附近”發生關系的，覺得每一刻的“附近”都是值得生活的，我是能夠浸淫在具體的“附近”中的。

所以，“附近”本身跟流動不流動沒有直接的關系。再說了，現在的流動一定都是人們自己的選擇嗎？很多也都是被迫的。所以選擇不選擇是一個很中性的問題，很難說流動就是選擇的結果。但不管怎么樣，應該用一個生態性的態度去看流動的具體過程和具體結果，看流動在每一步和周邊形成什么關系。

04

“附近”的價值

↑項飆

康嵐：我感覺現在有時候大家在行為和觀念上有一種很大的張力和分裂，一方面對環境的抱怨很厲害，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地甚至很努力地在維護既有的環境和規則。包括您前面提到的各行各業專業人士的公共參與的微妙，我們經常能聽到的一個說法是，我個人再努力也無法改變大環境，那我不如順勢而為，先把自己的小目標安排好。于是，個人所有的行動都在配合和維護那個現存的讓人不滿的東西。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嗎？抱怨和維護同時存在，這其實會導致一個長期的、很大的壓力。

項飆：既有埋怨又有維護，這是人類的一個普遍現象，但中國現在的特殊性是，埋怨和維護都比較激烈。埋怨是覺得看不到希望，維護是因為被一種恐懼所驅遣，覺得我這一步走不好，可能對我的影響會很大，然后他的維護就不僅是消極地維護，而是很積極地投入式地去維護，所以兩邊的表現都比較極端。這種極端造成的心理的無力感是很強的，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一個自己不認同的事情，但還是在“鞭打”自己，非常努力地做一個自己非常不認同的事情。

“附近”作為“為生活的人類學”的一個例子，受到存在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背后很重要的一點想法是，人沒有辦法對生活和世界做一個整體性的批判，不能等對生活有了全面判斷之后再去生活，關鍵是在當下給定的條件下，不要讓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行動能力喪失掉。這其實是很難的，所以要找一個現實的、很小的突破口或者說抓手來做。

你剛才說的這種兩難境地其實是討論“附近”很重要的背景。我國外的朋友覺得很奇怪，他不明白“附近”有什么有趣的，這不是最簡單的東西嗎？我要說的是，不是說“附近”本身有什么特殊性，它就是最平常的，但我們現在的生存環境比較扭曲，所以有沒有一個東西是我們普通人能夠抓得住、能讓我們普通人多一點堅韌性的。在這種扭曲的狀況下，如果能有一個空間，有一個我們自己可以抓得住的、可以喘息的地方，這就是“附近”的價值。

康嵐：那“附近”到底能夠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

項飆：“附近”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要靠大家一起探索。但在理論上講，我覺得至少可以有兩點。

第一點是，對總體性的抱怨至少可以變得更加分析性一些、更加具體一些，看看在一些很不合理的情況下，是不是還有一些小的空隙、小的突破口，在一些具體的場景下可以讓你發揮自己的能動性。

我給你舉一個浙江村的例子。浙江村的第一批農民 1986 年來到北京，要自己租房子、要做衣服賣，這在政策上是完全不允許的。當時的戶籍制度本身、城市管理制度、派出所和警察對他們的態度，使這些人在北京的生存空間是零。那他怎么會打出一大片空間來，很重要的就是他的“附近”意識。他不管那些正式的制度，他在他的“附近”、他的周邊看，這些有實權的、掌握著土地資源的、能夠出租房子的人都是誰？他們彼此之間是什么關系？他們發現，“附近”的權力關系是特別復雜的：在城鄉結合部，有中央部委、有北京市的單位，還有區的單位，還有鄉和村，這些部門還有自己的三產公司或門市部，這些單位都有權來處置自己的土地和資產，而彼此管不了。這幫浙江人就是在這樣一種生態里面找出了很多空隙，最終他租到了房子、蓋起了廠房；遇到清理的時候要跑，他就把縫紉機等東西交給房東代管，等清理完了再回來。這些浙江農民到北京，他們完全是體制之外的人，但是他們就是在具體的“附近”里面找到了各種機會。

這給今天年輕人的啟發可能是，你要有這樣的勇敢，要有退出的勇敢。前面不是講到退出和逃離嗎？你不斷地逃離，很多時候是因為你不敢退出， 你總是覺得要更好、要更受主流欣賞，然后你又不愿意去解決問題，就不斷地期望能逃到一個相對好一點的地方，現在這越來越不可能實現了。

像浙江的這些農民，他完全是流動的，但他不是逃離， 他流動過來之后他就看、就找新的機會；他的流動其實是一種退出，他退出原來的城鄉控制體系，這是他的勇敢。退出之后當然是有風險的，退出之后自己的糧食怎么來，生計怎么弄，這些是不知道的，都得靠自己去闖。

當然，“附近”不是要搞什么歲月靜好， 你還是要看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不能夠讓自己徹底癱瘓掉了，這不行。哪怕在最不樂觀的情況下，你一定要在“附近”里面找到一點光，為自己生活的改變找到突破口， 哪怕有時候不得不做一些妥協， 但要有這份勇敢。這是“附近”角色的第一方面，怎么樣在無法改變總體情況的時候，從“附近”找到一點改變的力量。

第二點是，“附近”也會給你一點力量，不用那么刻意地去維護主流。維護主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安全感、沒有歸屬感，覺得唯一的價值的來源、尊嚴的來源、認可的來源，以至于生計的來源，就是要為主流服務。其實是不是這樣呢？如果去城鄉結合部走一走，你會發現很多人的生活不是這樣的， 那為什么我們不可以呢？去維護主要是一種害怕。很簡單的，如果你在學校的班級里，或者在公司的班組里，或者在社會上的朋友圈里，是彼此信任的、團結的關系，你們表達自己的聲音的膽量就會大一些。

05

從“附近”的不舒服中看到有意思的地方

康嵐：現在有一些數字娛樂，在某種程度上， 好像替代了現實中的某些親密關系的功能，比如虛擬男友 / 女友，“云擼貓”等。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完全虛擬的形式，它滿足的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但其實這反映了現實不能滿足年輕人精神上的需求。

還有我們一直在說的年輕人集“社牛”與“社恐”于一身，在線上跟不認識的人話很多、能坦露最真實的自己，在線下卻非常沉默，跟家人都沒什么話說。為什么現在年輕人的現實感這么弱，在現實中找不到他們精神的落腳點？到底是年輕人出了問題，還是現實出了問題？

項飆：這個當然不能怪年輕人，他們作為新的一批人進入現在的生活場景里面，這個生活場景不是他們造的，是老一輩留下的，所以不能怪他們。但是改變還是要靠他們，為他們自己的更好的生活！

如果有人說，這種虛擬性的存在已經滿足了我的一切需要，所以我不需要線下的互動，那這時候我們應該怎么樣面對？

這個現象也不是新的，像日本的宅男和社會自閉癥，就不是一個生理性、神經性的自閉癥，而是選擇性的自閉癥。這（指自愿性自閉）對我們社會科學研究來講， 真的是一個挑戰。如果社會科學研究是不做判斷地去描述，那么只能是記錄了這些年輕人怎么選擇，說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如果社會科學研究要有明確的結論和建議，直接告訴年輕人自閉不好，也沒有實際的效果。

很多人知道這樣不好，但是在很具體的場景下，他們覺得這是最自然的選擇。我覺得，社會科學需要發展出一套話語，把年輕人的現實感豐富起來，發展出前面提到的生態性的視角，從現實中的“不舒服”當中看到有趣。

“舒服”不一定是有趣，舒服其實很容易是無聊，因為舒服的東西只讓你一味放松，不刺激你，不調動你，是沒有什么回味的。但是“不舒服”還是不舒服，它不會自動變得有趣，這就需要有一定的能力來做這個轉換。你說的“現實感”可能真的就是這個轉換能力，把日常看似無意義的瑣碎轉換成有意義的敘述。一個人看到某個“不舒服”，可以開始好奇：為什么我感到不舒服，為什么那個人覺得很自然，是什么力量把自然變成奇怪，把奇怪變得看起來無可厚非？這不是很有趣嗎？

一味追求舒服，就是沒有現實感了。比如說現在一些年輕人要求網絡小說要寫得所謂“雙純”，就是要求里面的男女完全沒有談過戀愛、不能夠有過性經歷等，要非常純潔的。這樣去理解愛，那根本就不是愛。人作為人，去理解情感和精神上的東西，其實正是要去理解人本身的復雜性，從中看出微妙。純潔這個東西是人想象出來的，而生活的過程本身就是不純潔的。

所以，人要在不純潔的實踐當中，看到毅力，看見智慧，看見人的德性，看見人對人的關懷是怎樣的。在一個很復雜的情況下，在難以決定的情況下，我們怎樣關心別人，這是有趣的東西。純粹這種觀念，其實是現代性本身（派生）出來的東西，因為生活變得非常復雜，沒有一個穩定的敘事，大家感到迷茫，迷茫之后就需要去想象這種純粹。

06

原子化生存強化了社會同化使自我的主體性變得虛幻

康嵐：接下來我想談談原子化的問題。現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有一種脆弱的原子化現象，尤其是一些沉迷于虛擬世界的年輕人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沉醉在自我世界的問題。

我想問，數字技術在塑造個體的心理、個體和社群的關系上，到底有一個什么樣的作用，以及隨之會在思想文化上、社群結構上帶來一種怎樣的蛻變？現在我們看到的很多現象其實是有一些個體的異化或者脆弱的個體化問題的。另外，技術的這種影響應該是全球共通的，國外也是這樣的嗎？還是說這是現在中國年輕人比較特有的現象？

項飆：我覺得國外肯定也有這樣的情況，特別是在日本確實是這樣。因為數字化技術提供了一個無接觸社會的可能性，可以不用出門就買到東西，這使原子化生存成為可能，這當然是有很大影響的。這里我可以講三點吧。

第一，雖然數字化是形成原子化生存的重要的物質條件，但現在我們在國內看到的這種原子化現象，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數字化技術本身造成的，我是有點存疑的。我總覺得是因為我們的現實沒有給年輕人提供足夠的吸引力和他們可以參與的地方，所以他們把數字化當作一種逃避。

我舉個例子，在大學里吃中飯的時候，你會看見很多外賣員排隊送餐，我覺得好奇怪，因為大學食堂就在你樓下，怎么會需要去叫外賣？學生給我很多理由，比如外賣更好吃、外賣比較便宜（因為平臺有補貼）等，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覺得下樓見人要打招呼太累。這跟我們過去到食堂吃飯的感覺很不一樣，過去我們去食堂吃飯不僅是要吃東西，也是覺得在打飯的路上可以跟同學一起聊天啊。但現在的大學生覺得這一切好像都是負擔，也不知道聊什么，見了人很緊張；本來見了人就要逃，現在有了數字化技術，他當然是要用它了。

同時我們要注意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這個技術之所以能滿足你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因為有人可以從中賺錢了，你買的東西送到你手上，是有人開著摩的跑來跑去，在高度緊張甚至危險的情況下把東西送過來，而這些你通通都不用管。數字化的真正奇妙是它為你屏蔽了你跟生活的很多真實聯系，使你對生活的真實聯系無知無感、不感興趣，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把你推向了數字化生存。這里面有資本的運作，創造出很多花招把人們引向數字化生存。所以，這不是一個完全的技術過程，或者說這首先不是一個技術過程，而是一個社會過程。

第二，剛才你講得很好，這就是一個悖論。一方面，年輕人覺得自我非常重要，可以說是沉溺于自我；另一方面，自我又是非常脆弱的。怎么去解釋這種脆弱的自我中心？

我覺得，我們要反對自我沉溺，并不是要去消滅自我，但是就像前面你講到的，最重要的并不是自我，而是自我和別人的連結。不是要你去消滅自我，其實是相反的：你需要對自我有豐富的認識，說話有底氣、落落大方， 面臨事情，你至少知道這個事情該怎么去思考、怎么把它分解，該跟人商量就跟人商量，不該跟人商量的時候自己也能夠把事情理出頭緒來，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然后做出一個選擇，選擇之后如果事情辦不通怎么辦，辦不通也不會后悔，因為自己已經做了全面的思考，等等。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自我啊！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作為一個主體活在世界上的，這種感覺是不可能靠一個封閉的自我來實現的。這些一定要通過對周邊的觀察、反思、分析，慢慢得出一些人生的智慧。

將自我完全沉溺于電玩里面的年輕人，確實是比較令人擔心的。他在情感上可能會非常冷漠或者非常敏感，一會兒高興，一會兒不高興，伴隨大腦里面各種化學物質的分泌程度而定，下場雨都會覺得很煩，會有大量的化學分泌物出來，人就變成像一個化學體去應對外界的隨機刺激，沒有自己的主宰了。這樣的自我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感受，更遑論對別人、對世界、對各種各樣發生的事情的應對能力了。所以，自我沉溺式的自我到最后是消滅了一個社會性的自我。

第三， 是跟第二點相關的，怎么理解自我的中心化和自我的脆弱化是一體兩面的過程。一個沒有“附近感”的自我、一個沉溺于虛擬世界的自我，最終會變成一個無差別的自我。現在很大的問題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導致在青年人中，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是非常小的，在娛樂方式、思考方式和人生的規劃上，都有高度的一致性。

高度一致性意味著大家一條心統一思想嗎？不一定。現在的高度一致性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第一，沒有真正集體的團結性出來，因為這種高度一致性都是在互相競爭，在同一條道路上把別人甩掉。第二，在這樣的高度一致性情況下，形成的其實是一個對自我很大的不確定和恐懼，因為看上去別人都跟自己是一樣的，想要不一樣，需要刻意努力地做出來，比如買的房子大一點。所以在這樣的高度一致性下面，人的社會性也變成一個很大的問號，因為自我作為主體的存在變得比較虛無縹緲；而且，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容易變成一種競爭與懷疑的關系，而不是一種互相欣賞和互補的勞動分工的關系。我覺得，現在沉溺于虛擬世界是強化了這種同化的趨勢。

上面講的三點，其實都是要回應你說的原子化問題，特別是在數字技術條件下，怎么樣去考慮原子化的起因和后果。

07

“心理健康熱”背后的問題意識

康嵐：國內最近幾年，心理健康問題和抑郁癥的風險在上升，在青少年中這個現象尤為突出。這跟原子化問題也有關系，以及新技術條件下的加速社會導致的個人的無力感。

現在“抑郁”已經成了一個時髦詞，好像人們不說自己抑郁都不是現代人了；上海的精神衛生中心宛平南路 600 號，已經成為一個網紅標簽，帶有 600 號標識的產品都賣得很好。當然，這里有一點調侃的成分，但確實社會整體的抑郁風險在上升。不知道從全球看，是不是也有一個同步的上升？從世界范圍看，是不是年輕人普遍都在經歷一場精神危機？

項飆：從全球來看，我覺得肯定都有（這個趨勢），但可能程度不太一樣。當然我們這些年本來就有“心理熱”，在疫情之前就有，疫情期間又變成一個全民化的問題。

我們原來覺得，心理健康問題跟教育水平有關系，但現在在國內，我們看到農村的、小鎮的、低教育水平的年輕人，他們的精神健康問題也變得非常突出。我現在好像還沒有注意到，世界上有其他哪一個大國或者大型社會像中國這樣，對精神健康問題有這么強烈的意識，比方你說的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現在變成一個流行符號。對我來說，這種意識是非常好的，因為大家不避諱了。原來覺得，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好像有一種病恥感，現在年輕人完全沒有這種概念了，這在 20 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大家會這樣廣泛地討論自己的心理問題總的來講是一件好事。為什么是好事呢？我覺得，這里有一個很強的問題意識在里頭，大家覺得生活里面有問題，是需要去解決的。但究竟問題的根源在哪里？怎么去解決？當然大家沒有方案。但是大家覺得，我們現在需要討論、需要去反思、需要去探索。我覺得，這種問題意識在年輕人當中其實是主流，大家覺得按現在的方式繼續往前走，解決不了問題。

這可能也解釋了為什么大家對像“附近”這樣的概念有興趣。大家有興趣，真的不是知識上的好奇，他真的是從生存的角度對這個概念產生了興趣。這里的“生存”不是說要找飯吃這樣的生存，是生存感，或者說存在感。存在感這個詞可能更好，就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究竟要以什么狀態存在，存在的意義在哪里，什么東西讓我不僅在短期覺得快樂、在長期也覺得有意義，可以一直干下去， 可以平和地但是又覺得不斷有干勁地干下去，可以不用去逃避，可以不斷勇敢地去擁抱、去追求的存在方式。目前大家找不到這樣的一個存在感，這也是“附近”能夠得到廣泛討論的一個原因。

08

代際關系問題

↑項飆

康嵐：我想再談一下代際關系的問題。今天中國社會的代際沖突非常明顯，包括微觀和宏觀的代際關系。在家庭范圍之內，年輕人覺得長輩太煩，不愿多交流。

社區是跟“附近”最接近的單位，如果以社區這個生態為例，可以看到是有權力關系的，目前基本上是老年人和行政力量在主導，這個問題您怎么看？這種權力關系是否會驅逐年輕人對“附近”的參與？

項飆：在中國，代際關系對于“附近”的建設非常重要，可以從正反兩方面講。

一方面，老年人，現在已經退休的六七十歲以上的人，他們是唯一對“附近感”有直接生活記憶的一批人，他們在“附近”建設過程中是一塊寶藏。在小區里面跟人有一搭、沒一搭聊天的，肯定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能夠有這種“厚臉皮”、有興趣、有技巧、知道怎么在買菜的時候跟人聊天、知道別人家里都是干什么的，都是老年人。還有一些活動，比方說廣場舞等，也是很重要的“附近”建設，跳廣場舞時他們把孫子孫女帶過來，也給很多孩子創造了一定的空間。現在的孩子基本上是沒有什么“附近”的， 學齡兒童對“附近”的一點點認識往往都是通過他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來獲得的。這些老人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那時候的中國跟東歐、蘇聯這樣的大企業社會主義不太一樣，中國的單位大院其實有很強的農村性質，孩子在大院里到處亂跑，今天在這家吃飯，明天在那家睡覺，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很多來住廠區宿舍的員工父母都是農村過來的，大家日常都按農村或者半農村的習慣混在一起，這在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不太存在。

在歐美國家，資本主義的街區分化很嚴重，沒有像我們這樣的既高度密集且大家的社會背景又多元的帶有農村色彩的單位大院。老年人有這樣的記憶，他們成為居委會的骨干和領導也是有道理的。年輕人在突發事件之下，用理性的辦法、用現代的方式組織起來處理問題，可能會做得更好，比方說像團購。

但我覺得，年輕人可能還是要像老年人虛心學習，因為“附近”的建設最重要的是一個“日常性”，它不僅是做一個項目，更重要的還是要把這個東西轉化為一種日常，它是一種態度，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像團購，各種情況都有，有做得非常好的，也有半路解散的，讓我驚訝的是后者，因為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大家已經到了買基本生存物資自救這樣的極端情況下，怎么還會出現內部的紛爭和指責。

我在這里得出一個假設性的想法是，我們在基層日常中建設民主的能力真的是太缺乏了，這跟“附近”是有關的。人和人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怎么樣把這個事情擺平，或者先不下結論，想著把事情先往下做。有人挑頭，但要有人主動出來分工、分擔、分享，這些都是常識性的智慧，沒有很大的道理可言，但生活智慧其實是影響我們個人生活最重要的東西。團購很快就消失了，有其他原因，但也說明它確實是針對特定目的的一個行動，而不是一個日常性的存在狀態。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老人家的那種精神和態度，還是值得學習的。老人家對生活的感知是更加豐富的，他不會有那么多抱怨，就像前面我們討論的抱怨和維護，他們在抱怨和維護的兩極都比較不那么極端。

另一方面，老一代也可能給“附近”建設造成困難。在現在比較正式的話語里面，基本上是用“50后”“60 后”的那一套符號來控制對生活、對社會的敘述。這個好像現在談得不多，但我覺得是值得注意的。

年輕人覺得壓抑的一個原因是，他們自己的生活感知跟目前主流對生活的敘述有很大的差別，因此他們在講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只能自己造梗，比如孔乙己、打工人、小鎮做題家、廢物等，現在造的梗越來越多，都是自嘲性的，看起來都是負能量的。

而那些正能量的話語都是“50 后”“60 后”他們青春時期提出來的東西，比如有國才有家、要犧牲、要顧大局，等等；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些話語是跟當時青年人的生活經驗有關系的，當時人們對這些表述感動是有經驗基礎的，但是在今天，這些話語所指的那些東西究竟是什么？這些東西跟今天年輕人的日常焦慮是什么關系？這個目前不清楚。

然后，年輕人自己也沒有一套話語可以在主流媒體上系統地去講述整個社會應該怎么樣前進等。現在我們沒有一個接地氣的（比方一個理想生活和理想社會應該是什么樣的）說法；一講到理想，還是說要繼續繁榮、要國富民強、要在國際上拿得出去，沒有在個人體驗和心靈感受的意義上能讓人滿足的說法出來。

為什么年輕人處處感到“爹味”，為什么回家覺得壓抑，跟這個是有關系的。也不能說老一代掌握了話語權，但是主流的話語用的是老一代的那套符號，用的是老一代年輕時候的形象，所以老一代講起來就很興奮，一下子回到青春了，但是這些符號究竟和老一代當年的、后來的、現在的現實考慮有什么關系，好多老一代的人可能也是不去多想的。

比如老一代可能就不會講“附近”，只會講“萬眾一心”“團結”“聽集體的話”。他們可能會覺得“附近”很瑣碎，沒什么意義，但是他們當時之所以有“團結”的感覺和那股氣勢，和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附近”是有關系的。可惜主流話語把生活經歷抽象成宏大的象征，讓有些人覺得毋庸置疑地擁護，讓下一代人摸不著頭腦、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正和發展這些想法。

簡而言之，老一代人的生活經驗是財富，但是他們所熟悉的那套話語現在有一點被僵化成說教，這讓年輕人感到很壓抑。但我覺得，主動權還是在年輕人手里，要改變，年輕人要主動去學習老一代的生活經驗；同時對那套話語不要太在意，然后慢慢自己發展出一些說法。所以造梗也是一個做法，是一個開始。先有一定的空間，然后再慢慢地有一些更加正能量、能給人指明方向同時又能夠觸及個體心靈的一些話語出來。

09

性別關系問題

康嵐：講到讓年輕人感到壓抑的關系，代際關系是一個，性別關系也是一個，兩者對年輕人參與“附近”，都有比較大的影響。

一方面，中國現在的性別關系確實有張力，尤其是女性在這個關系中的感受可能不是特別好。另一方面，這兩年比較明顯的問題是對婚育率下降的擔憂，這個在近兩年的公共討論和社會情緒方面，我覺得有一點好心辦壞事的味道。

其實年輕人吧，可能也就是晚婚或者暫時不想談戀愛，但現在整個社會輿論給年輕人一個很大的壓迫感，比如“保衛家庭”這些話語，讓年輕人更加恐婚恐育，張力特別大。我覺得，婚育本身是構成年輕人“附近”非常關鍵的生命事件，無論是處理戀愛關系、夫妻關系還是親子關系，都是現實感和日常性特別強、特別需要生活智慧的事情。對于中國的性別關系以及目前在年輕人婚育事情上的輿論張力，您怎么看？

項飆：親密關系和附近關系是需要澄清的一對概念。我提出“附近”，是有一點跟家庭相對的意思的。

在中國社會，資源怎么分配和組織、人生怎么規劃，其實現在家庭變得越來越重要了。現在的很多不平等是通過家庭傳遞的，比如啃老等，家庭內部的壓迫感與這個有關系。現在不是說老人變得更加傳統保守，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為年輕人越來越依賴于家庭、不得不依賴于家庭。

像我們那個時候，特別是小城市出來的人，家里的老人肯定更加保守啊，但是年輕人也無非是過年的時候稍微裝聾作啞聽一聽，但自己反正經濟獨立， 老人家遺憾歸遺憾，哎呀怎么還不抱孫子呢，但慢慢也接受了。但現在年輕人要靠老一代的資源再分配，既然你沒闖出自己的一條路，老年人也是出于他們的關心和教育，那“爹味”“媽味”就都出來了，所以這是一個家庭的重新的中心化；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想到的事情，我作為一個搞社會學研究的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完全沒有想到今天會有這個變化。

“附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把自己關在家庭里面，你要多看看周邊；同時，老一代也不要把自己所有的生活意義都放在家庭上面，孩子什么時候成婚、什么時候有第三代等，老一代也要更多走出家庭，讓自己生活意義的來源更加多樣一些。

第二點，你說的親密關系，特別是在尋偶、在愛情的意義上，“附近”原來是一個很重要的支點。過去，人們一般都是在“附近”找到了戀愛的人，都是原來跟你生活就有交集的人，這樣才認識，認識以后通過一定的實際的接觸才會產生感情。最典型的比如同學、工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父母的朋友的孩子等，所以親密關系和附近關系是有一個邏輯連貫的，是從附近關系的一部分轉化為一個親密關系。這樣的轉換的一個結果就是，很多夫妻會有共同的朋友，有時候兩三對之間都是多方位交織的朋友關系，“附近”和親密關系是交織在一塊的。

現在因為有了尋友這樣的 App，對這個造成一定的沖擊。但是我也觀察到，尋友 App 會倒過來讓親密關系成為某一種“附近”建設的源泉，它會把不同的朋友帶到一塊。即使靠 App，一般親密關系還是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進行的，可持續的親密關系還是有一定的在地性的，會形成一個因為親密關系而帶出來的“附近”，如果有這方面的研究或例子的話，我也很想追蹤看看是怎么發生的。

第三點，關于性別上的壓抑和家庭的重新中心化問題。這一點，我倒覺得它跟“附近”沒有直接的關系；相反，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附近”是抵抗這種壓抑的一個工具。

我們知道女性對日常社會關系的興趣和對社會關系的投入一般要比男性大得多。我給你舉個例子，根據一些社會學調查，那些在海外的華人老太太、華人老頭，就是到國外去幫忙帶孫子的老人家，老太太對“附近”的了解要比老頭好得多。因為老太太要照顧別人、照顧家里，要接孩子放學，要出去買菜，這些事情會讓她跟“附近”發生關系，老頭兒不太做照顧工作，所以就很容易變成一個自己待在家里的人，慢慢就成了一個老“社恐”，也不知道怎么說話，出門也不知道怎么坐車等。

我想說的是，女性出于照顧和關愛會更熟悉附近，因為照顧和關愛其實是附近性很強的一種工作。想象一下，如果你家里有殘疾人，你必須對“附近”非常熟悉，因為要考慮他怎么出行等；你如果要照顧一個重度殘疾人，比方說經常要推車到附近散步，那么哪里可以走、哪里不可以走，哪一段路有問題、怎么想辦法去解決，你會投入地去想、去推動這些事。

今天的年輕女性即使不承擔照顧的義務，也有各種結社行為，比如“閨蜜”現象。閨蜜這個現象不能夠把它太簡單地處理，為什么女性會有閨蜜一說，很重要的是因為女性面臨的社會壓力更大，這個壓力往往是來自各種跟性別角色有關的問題，比方婚姻生子、就業當中受到的歧視或者工作中遇到的騷擾等，所以女性對友情的需要比男性可能要更高。

女性的友情比較持久，有很強的互相支持的意思在里頭，這就是一種“附近”了；它不一定完全是一種空間意義上的“附近”，但是它給你創造這樣一種生態，讓你更有堅韌性，為你提供一種支撐、一個抓手，碰到問題之后，至少有人可以跟你談、可以一起去分析。

這就是一種“附近”的生活智慧：不放棄你的立場，同時又非常務實地面對問題。所以如果我們要考慮“附近”下一步該怎么走，其實我覺得從性別政治里面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因為性別政治一方面其實原則性是蠻強的，但另外一方面，它又不允許你做簡單化的處理，更不能用抽象化的方式來處理，它需要一種堅韌、持續，需要用一種務實的智慧去處理。

10

我們必須有意識地

抵抗無力感

↑項飆

康嵐：項老師，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最后，如果請您對今天這個時代焦慮、迷茫、充滿無力感的年輕人說幾句話，您最想對他們說什么？

項飆：我們必須有意識地抵抗無力感。如果說我們在生命中有什么義務的話，不讓無力感把我們擊垮就是一個重要義務。

存在主義說，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這件事，是純粹隨機的、無意義可言的。所以，不可能有一個你和這世界之間必然的和諧。人活著要有意義，這個意義是要靠自己創造的，要靠自己摸索出和世界的和諧關系。從這個角度看，無力感、無意義感也可以說是生命的起點，所以不用太怕它。那么，怎么具體地擺脫無力感？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歷史根源，無力感不是無緣無故地來的。今天的無力感是不是跟昨天的亢奮是一體兩面的東西？

如果社會給了我們一個正向的反饋，我們就亢奮，覺得一切都是在向上的，覺得批判都是多余的；那么社會一旦給你的反饋是負面的，你一下子就會覺得是無能為力的，覺得勇敢是矯情的。這是沒有看到社會和個人處在非常復雜的互動過程中，把生命過程想象成了實驗室里老鼠和電擊之間的那種反饋關系。

此外，我們也可以考察一下無力感的內在結構。什么叫無力感的內在結構呢？就是說，無力感不是一個單一的感受，它背后有不同的因子。前面提到的預期是一個因子，如果一個人的預期很單一，覺得我這么做一定要得到這樣的結果，那就容易產生無力感。同時，無力感不僅僅是因為一個人受挫，而是說，你覺得你受挫的那件事是唯一有價值的事情，這件事是要決定其他一切事情的。否則的話，當你失敗的時候，你還可以憤怒、反思、另辟蹊徑，無力感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可能。

這當然不是說無力感是個人的過錯。但是如果我們要對生活、對社會負責，我們只能從我們能做的地方開始，而最能做的，就是從自己開始。也只有從自己開始，才有可能去發聲、去行動，才有可能影響別人，并開始改變環境。

對談者｜康嵐&項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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