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純華｜錨定分類發展主線 ?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

摘　要：歷經“十四五”時期規模擴容，我國高等教育已進入普及化中后期，發展重心正在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躍升、從學科自洽轉向國家使命、從單一評價轉向分類治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面臨的交叉學科組織障礙、地方高校定位漂移、人才供給結構性錯配和“五唯”評價慣性，并非單純的管理技術問題，而是規模化發展后系統結構再平衡的集中表現。對標美歐日高等教育改革實踐，未來改革應以分類發展為主線，以差異化評價為牽引，建立學科專業敏捷調整機制、內生型質量保障體系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協同機制。面向“十五五”，多數高校應立足“頂天立地”服務國家戰略與區域發展，少數頂尖高校更需邁向“開天辟地”的原始創新和產業引領，以評價體系綜合改革撬動高等教育治理體系重塑，為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筑牢根基。

關鍵詞：十五五；高等教育；分類發展；教育評價改革；學科建設；科教融匯

　　黨的十八大以來，高等教育被置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協同發展的關鍵樞紐地位。從國際高等教育發展史看，普及化并不只是入學規模擴大，更意味著高等教育系統的功能結構、質量標準、組織形態和社會關系發生深層重組。關于精英化、大眾化、普及化階段的經典劃分表明，當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后，系統治理的重點將從機會擴展轉向結構分化與質量協調。有學者指出，高參與度高等教育體系往往同時伴隨包容性擴大和內部層化加深，因而需要通過制度設計緩解新的不平等和結構錯配。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突破60%，全面進入普及化發展階段，但越是在規模優勢不斷鞏固的背景下，越需要清醒看到學科交叉受阻、地方高校定位失焦、人才供給結構性錯配、評價體系過度量化等結構性矛盾已經不再是局部性、技術性問題，而是關系教育強國建設全局的制度性命題，正在成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深層瓶頸。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的戰略目標，“十五五”時期是推動高等教育由大變強的關鍵轉折窗口。本研究立足國家戰略需求與高等教育發展現狀，對全球高等教育變革趨勢和高校區域互動融合進行考察，從現實瓶頸、國際鏡鑒、核心突破和行動路線四個方面，討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關鍵支點。

　　一、現實審視：阻礙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四大結構性瓶頸

　　從高等教育發展看，普及化并不意味著系統性矛盾的自然消解，而是會把精英化、大眾化階段累積的資源配置、組織分化和質量保障問題進一步前置。“十四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實現歷史性規模突破，全國新增本科專業布點8600個、碩士學位授予點4500余個，建成全球體量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人才供給總量持續擴容，每年高校畢業生規模超過1200萬。規模優勢為教育強國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但也使內涵發展的結構性短板更加突出。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問題已經不是“有沒有大學上”，而是能否形成與國家戰略、科技前沿、產業變革和人民期待相匹配的高質量供給體系。

　　其一，交叉學科建設深陷“六難”困局，學科邊界固化為制約創新的組織壁壘。學科既是知識生產的基本單元，也是大學內部權力、資源和身份認同的重要組織載體。關于“學術部落與學科領地”的研究說明，學科共同體具有穩定的價值規范、邊界意識和資源秩序。這意味著，交叉學科改革需要突破長期由院系、學位、職稱、經費和評價共同塑造的制度邊界。我國交叉學科布局起步較早，但客觀來說，其制度設計尚未充分轉化為實踐效能，跨學科研究普遍遭遇開展研究難、協同合作難、經費資助難、成果認定難、創新文化培育難、學術身份認可難等現實障礙。從知識生產模式看，知識生產強調在應用情境中生成，具有跨學科、異質性組織和社會問責等特征，而學科壁壘問題的實質，則是傳統以單學科共同體為中心的知識生產模式與現實復雜問題之間的張力。加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封閉、高筑的學科壁壘和研究范式已難以回應人工智能、腦機接口、量子計算等復雜前沿問題對系統集成、跨域協同和場景驗證的要求。若不能有效重組學科組織，學科就會從知識分類工具異化為制約創新的制度障礙。

　　其二，地方應用型高校陷入資源分散與定位漂移雙重困境，辦學功能難以轉化為區域發展動能。地方應用型高校長期追求學科布局“大而全”、資源配置“均衡化”，有限資源被“撒胡椒面”式分散，缺乏優勢特色學科的集中培育，難以形成特色學科群和核心競爭力。更深層矛盾在于評價標準錯位：不少地方高校仍沿用研究型大學的單一評價標尺，形成“重論文、輕應用”，“重學術聲望、輕區域貢獻”的導向，出現實驗室數據亮眼而產業關鍵技術供給不足的“學術高地與產業洼地”割裂。相關研究表明，當資源獲取、組織聲望和評價標準高度綁定時，后發高校往往會模仿高聲望組織形態，從而削弱自身類型特色。對地方應用型高校而言，真正的高質量發展不是簡單向研究型大學看齊，地方應用型高校只有在區域產業結構、創新生態和公共需求中找到穩定位置，才能將學科優勢轉化為工程技術人才培養、關鍵技術服務、成果轉化和區域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應用型高校的困境并不是能力不足的單線敘事，而是資源約束、評價錯位和定位漂移共同作用的結果。

　　其三，學科發展邏輯尚未完成從“學科自身邏輯”向“國家使命邏輯”的根本轉向，學術供給與公共需求之間仍存在張力。長期以來，高校學科設置多以學科內部細分、知識體系完整和學術共同體認可為主要依據，即便工學、農學、醫學等強應用屬性學科，也較多圍繞“我能做什么”展開，而未能充分轉向“國家需要什么、產業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與高校能夠貢獻什么相結合”的使命邏輯。高等教育系統的活力來自國家、市場與學術共同體之間的動態平衡，當大學越來越深度嵌入國家創新系統和社會問題解決過程時，學術共同體的內部標準需要與外部公共價值之間形成新的平衡。然而，“五唯”評價慣性尚未徹底根除，唯論文標尺在不同學科中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文科研究的現實解釋力和思想創造力被窄化，理科研究偏離基礎科學的原初問題意識，工科研究弱化工程問題導向，醫科研究容易忽視臨床價值和健康服務貢獻。學科專業作為人為建構的治理工具，本應隨科學演進、學生發展和社會需求動態調整，卻在實踐中固化為影響改革的組織邊界。

　　其四，人才供給與現代化產業體系存在結構性錯配，規模優勢尚未充分轉化為能力優勢。近年來高校畢業生總量持續增長，人才供給規模不斷擴大，但供給結構與國家戰略需求、科技前沿演進和產業崗位變化之間仍不匹配：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集成電路、生命健康、綠色低碳等領域人才供給不足，高層次復合型交叉人才儲備短缺，畢業生知識結構、實踐能力和崗位勝任力與市場真實要求之間存在落差。其根源在于，學科專業調整機制仍偏靜態，專業設置、招生計劃、師資結構、課程體系、實踐平臺和質量反饋之間尚未形成貫通閉環。國家有關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的政策已經明確要求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優化專業布局，但真正的制度難點在于建立“需求預警-政策協同-資源配置-質量反饋”相貫通的閉環與連續機制，使高校能夠在國家戰略急需、產業迭代速度和教育培養周期之間保持動態平衡。若缺乏這樣的閉環機制，人才培養就容易在專業目錄上“追新”，但在課程與培養體系上“滯后”。

　　綜合來看，我國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經從“總量供給不足”轉向“供給結構與國家戰略、科技前沿、產業發展不匹配”。如果說普及化階段的前半程主要解決機會擴展問題，那么普及化中后期的改革重點則在于通過分類發展、學科重組、質量保障和評價改革，實現系統結構的再平衡。“十五五”改革的核心任務，就是在規模優勢基礎上推動質量躍升，以結構優化、評價改革和治理重塑支撐高等教育由大變強。

　　二、借鏡觀形：全球高等教育變革的三重走向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在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發展范式，把高等教育推入“結構性再組織”。全球高等教育變革并不是簡單地向某一國家模式收斂，也不是若干國家案例的并列陳述，而是大學在知識生產、人才培養、質量保障、產業創新和公共責任之間重新定位的過程。已有研究表明，階段高等教育正在同時受到大眾化、國際化、知識經濟、質量保障和公共責任等多重力量的影響。與傳統改革不同，當前變革的核心不是單個學科或單項政策的調整，而是大學與國家、市場、社會之間關系的交織與重組。已有研究已充分證明，大學在知識生產、產業創新和社會協同中的邊界正在被重新定義。在此背景下，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相繼圍繞人工智能、質量保障、學科結構、人才培養和財政激勵推進改革。以下提煉其背后共同呈現的三條改革路徑：一是以人工智能和復雜問題為牽引的知識生產與學科組織重構路徑；二是以學習成果、資格互認和質量文化為核心的信任治理路徑；三是以國家使命、產業政策和財政杠桿為支撐的結構性資源配置路徑。

　　（一）路徑一：AI驅動下的學科敏捷迭代與治理風險并存

　　美國高等教育在新技術驅動下表現出較強的學科敏捷調整能力。麻省理工學院設立“人工智能與決策”主修專業，兩年內躍升為全校第二熱門專業；全美多所大學快速增設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數據科學等專項學位，傳統計算機科學專業生源被更細分、更貼近前沿應用的培養項目分流。從理論上看，這種快速迭代能力與美國高校較高的院系自主權、課程市場反饋機制、產業資本連接和跨學科研究傳統密切相關。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關于融合研究的報告指出，面對復雜科學和技術問題，高校需要通過組織結構、教育訓練、資助機制和評價方式的同步創新，促進不同學科的深度整合。

　　但美國經驗也警示我們，學科敏捷調整不能脫離穩定的公共治理基礎。近年來，美國高等教育面臨政治化干預、聯邦項目削減、生源萎縮和成本攀升等多重壓力，部分高校在財政約束下不得不壓縮學術投入。這說明，市場和技術能夠推動學科快速更新，但若缺乏穩定的公共投入、清晰的大學使命和有效的質量治理，也可能加劇高校發展的不確定性。對我國而言，應學習其快速響應技術變革的機制優勢，同時避免政策短期化、財政不確定性和市場邏輯過度擴張對大學使命的侵蝕。

　　（二）路徑二：質量保障由外部合規審查轉向內生能力建設

　　歐洲高等教育改革的突出特點，是把質量保障從外部合規檢查推進到高校內部質量文化建設。歐洲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標準與指南（ESG）強調，質量保障首先是高校自身的責任，外部質量保障應服務于內部質量改進，而不是替代高校的主體責任。這一理念與博洛尼亞進程以來歐洲高等教育區建設高度相關，其目標并非單純追求跨國可比性，而是通過學習成果、資格框架、學生參與和外部評審等機制，形成可持續的質量改進生態。2024年歐盟推出“歐洲學位”藍圖和相關質量保障、學歷承認建議，進一步試圖把跨校聯合培養、跨境課程、自動承認和質量保證聯結起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高等教育學歷資格承認公約》則把公平、透明、非歧視和可靠信息作為資格承認的基本原則，標志著質量保障已經從區域內部制度安排擴展為全球高等教育流動的信任規則。這意味著，歐洲及國際范圍內的質量保障改革，正在從“是否符合外部標準”的程序邏輯，轉向“高校是否具有持續改進能力”的能力邏輯。對我國而言，外部評估的價值不應停留在材料審核和指標排名，而應通過同行評議、社會參與和數據反饋，促進高校形成自我診斷、自我改進、自我更新的質量文化。

　　（三）路徑三：以財政杠桿推動學科結構性重組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呈現出政府產業政策、財政資源配置和高校學科調整強協同的特征。文部科學省通過專項基金支持高校面向增長領域調整院系結構，東京大學規劃新設人工智能、太空、機器人等前沿技術領域相關院系，并采用英語授課培養國際化科創人才；全國范圍內通過招生名額調整推動理工科擴招，目標是提高自然科學領域學位比例；部分文科院校壓縮傳統招生名額，增設建筑設計、農業信息、脫碳技術等交叉應用學院；本科-碩士五年一貫制則旨在縮短高層次技術人才培養周期。日本實踐說明，政府并非只能通過行政命令推動學科調整，更可通過財政杠桿和政策激勵，引導高校把辦學自主性轉化為服務國家產業戰略的行動能力。但任務化重組同樣存在風險：如果國家戰略被簡單理解為短期產業熱點，容易造成高校追逐政策項目、壓縮基礎學科、削弱學術自主；如果財政激勵與評價周期過短，也可能誘發新的同質化和形式主義。有研究表明，大學自治與競爭性資源配置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單純行政控制并不能自動提高大學績效。因此，國家戰略牽引必須與大學自主、長周期評價和基礎研究保護相結合。

　　概括而言，全球高等教育的三重奏代表了三條具有普遍意義的改革路徑：其一，面向人工智能和復雜問題的知識生產重構，要求高校具備跨學科組織和敏捷專業調整能力；其二，面向跨境流動和社會問責的質量治理重構，要求高校從外部合規走向內部質量文化和信任基礎設施建設；其三，面向國家戰略和未來產業的資源配置重構，要求政府以財政、招生、平臺和評價等工具形成任務導向的政策組合。三條路徑共同說明，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層邏輯已經從“規模擴張”轉向“系統適配”，從“單項政策優化”轉向“治理體系重塑”，從“高校內部自洽”轉向“國家使命、科技前沿、區域發展和學生成長之間的動態平衡”。由此觀之，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既要堅持國家統籌，也要把分類評價、資源配置和高校自主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形成有方向、有彈性、有反饋的現代治理體系。

　　三、核心突破：以分類發展與差異化評價破解高等教育結構性失衡

　　分類推進高校改革、深化教育評價改革，是化解當前高等教育多重矛盾的關鍵牽引。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十五五”規劃綱要均將分類推進高校改革、深化教育評價改革列為重點任務。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社會人才需求呈現多層次、多類型、多元化特征，改革必須從過去強調“分層發展”的邏輯，轉向重視功能分工和使命差異的“分類發展”邏輯，并配套建立差異化管理和評價體系，實現“不同賽道、不同標尺、不同支持方式”。

　　（一）明晰三類高校差異化使命定位，扭轉“千校一面”同質化格局

　　分類發展的前提，是把不同類型高校放在國家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和區域發展格局中重新定位。明晰研究型、應用型和技能型三類高校使命定位，首先要從“分層發展”的慣性轉向“類型生態”的思維。

　　研究型高校應以原始知識創新、戰略科學家培養和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為核心使命，圍繞基礎研究、前沿顛覆性技術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和高層次人才培養高地。對這類高校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短周期成果數量，而是能否提出新問題、開辟新方向、組織大團隊、建設大平臺，并在長期知識積累中形成不可替代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應用型高校應面向區域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縱深推進產教融合、科教融匯，聚焦工程技術人才培養、關鍵共性技術攻關、成果轉化和產業服務，實施“辦學能力優質、服務區域優秀”的“雙優”工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應用型高校的優勢在于把真實產業問題轉化為教學內容、科研選題和技術方案，在關鍵共性技術攻關、工程技術人才培養、成果轉化和區域創新生態培育中形成切實貢獻。技能型高校則應突出技術技能培養和崗位能力塑造，面向實體經濟一線輸送高水平技術技能人才。新型工業化、數字化轉型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并不只需要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也需要能夠理解復雜設備、掌握工藝流程、適應智能制造場景并持續更新能力的高技能勞動者。把技能型高校簡單置于高等教育鏈條末端，是對技術技能形成規律的誤讀。它們應當在職業能力標準、工作過程知識、產教融合平臺、現代學徒制和終身學習體系中形成特色，而不是被迫以論文、課題和“升格”作為主要成功標志。三類高校不是高低之分，而是使命、功能和評價邏輯之別。只有使各類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長，才能改變“千校一面”的同質化競爭，形成研究型高校引領創新、應用型高校支撐產業、技能型高校夯實一線能力的協同生態。

　　分類發展還需要在國家戰略與區域實踐之間形成更緊密的雙向賦能。高校與區域的關系正在從“物理共存”走向“化學融合”，高水平大學不僅是城市名片和文化窗口，也是區域創新生態的核心結點。哈爾濱工業大學在航天科技與計算機領域、西北工業大學在軍用飛行器制造領域的長期貢獻，體現了研究型高校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獨特價值；浙江大學通過遍布全省的技術研究院網絡嵌入地方產業集群，大連理工大學依托工科優勢融入遼寧產業升級轉型，則展示了應用型服務和區域協同中的大學功能。對地方高校而言，分類發展不是降低要求，而是在真實需求、優勢學科和區域資源之間找到高質量發展的生長點。因此，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深層目標，是把過去圍繞單一聲望體系展開的競賽，改造為各類高校各司其職、協同共生的良性生態。

　　（二）以貢獻治理重構評價標尺，破解“指標治理”的反身性陷阱

　　評價制度不是中性的測量工具，而是資源分配、組織行為和學術文化的強信號。Espeland和Sauder關于排名反身性的研究指出，公共測量并不只是描述現實，還會反過來重塑被測量對象的行為與目標。我國高等教育評價中的“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唯帽子”問題，本質上不是指標技術問題，而是單一績效邏輯對大學復雜使命的壓縮。過度量化評價至少存在三重深層危害。第一，它以標準化指標壓縮高校差異化發展空間，使高校把“更像研究型大學”誤認為“更高質量”，從而催生“大而全”“同質化”和“為指標辦學”的組織沖動。第二，它以碎片化成果替代立德樹人的整體目標，把人才培養、價值塑造、實踐能力、長期成長等難以即時量化的任務邊緣化，形成“重科研、輕教學”“重項目、輕育人”的扭曲激勵。第三，它使量化成果、人才頭銜、平臺項目和資源傾斜相互強化，形成閉環式馬太效應，既加劇校際分化，也削弱跨學科協同和服務區域的動力。對應用型高校而言，若繼續照搬研究型大學的評價標準，就會把其最應強化的工程實踐、產業服務、技術轉化和區域貢獻置于評價邊緣，最終導致“夾心層”困境制度化。

　　因此，深化教育評價改革，必須徹底破除“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過度量化評價弊病，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核心的價值導向。具體而言，一要全面破除“五唯”桎梏，摒棄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唯帽子的片面考核邏輯；二要實施分領域評價準則，基礎研究重點考察原創性、學術價值與科學貢獻，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則以產業轉化成效、用戶反饋和市場實際檢驗為重要標尺；三要強化用人單位和社會主體的評價參與，將畢業生崗位勝任度、長期發展質量和服務對象滿意度納入人才培養質量評價；四要統籌職稱、編制、薪酬、科研平臺、招生計劃等配套政策，打通評價改革制度鏈條；五要涵養創新文化，弘揚科學家精神，完善科研誠信、科技倫理和學術共同體治理。同時，還必須搭建政府、行業、高校、社會“四元主體”協同評價機制，將關鍵行業難題攻關、技術轉化收益、實踐育人成效、畢業生就業質量和服務區域貢獻作為應用型高校核心考核指標，真正以“新尺子”評價“新賽道”。

　　評價改革既要“破”，更要“立”。破“五唯”只是糾偏的起點，真正決定改革成效的是能否建立兼具科學性、公平性與引領性的評價新標尺。科研和人才培養均具有長周期屬性，“短平快”的評價方式容易誘發功利化和短視化，應強化過程性、周期性和階段性評價，推廣以“小同行評議”為核心的專業評價機制，賦予學術共同體更大職業自主權，使評價回到專業標準、學術規范和真實貢獻本身。對于教學型、科研型、社會服務型人才，也應在同一價值體系中予以同等尊重，讓各類人才在各自賽道上跑出最好成績。

　　四、行動路線：以結構重塑、機制再造和數智賦能推進“十五五”高等教育改革

　　“十五五”時期，高等教育不僅要承擔基礎研究主力軍、人才培養主陣地、原始創新策源地的基本使命，還要承擔國際合作主界面、文化弘揚主干道、文明指引航標燈等時代職能。立足服務現代化產業體系、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保障優質均衡高等教育供給三大核心任務，未來改革應在結構變革、模式變革和體系變革中協同推進。

　　（一）搭建“頂天立地”的學科專業敏捷動態調整機制

　　“頂天”，是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建立快速響應通道，圍繞關鍵核心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科技制高點，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綠色低碳等領域學科專業，形成必要的戰略儲備。“立地”，是立足區域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培育特色優勢專業，避免盲目追逐熱門賽道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制度設計上，應構建“需求預警-研判決策-專業撤并轉立-質量反饋”相銜接的敏捷響應鏈條，依托國家人才供需對接大數據平臺、行業發展監測和區域產業圖譜，定期識別緊缺領域、冗余專業和潛在增長點。在保障教育規律和培養周期的前提下，賦予高校更充分的專業調整自主權，同時建立撤銷、合并、改造、新設的分類通道，使學科布局能夠跟上科技和產業變革節奏。學科調整不僅是制度和結構層面的優化，也涉及教師發展、學術歸屬和組織文化。改革不能簡單理解為對既有學科和崗位的壓縮，而應通過轉崗培訓、資源傾斜、平臺建設、團隊重組和新課開設，引導教師向新興、交叉和戰略急需領域有序流動。麻省理工學院以共享教職方式推動計算科學與傳統學科深度融合的經驗表明，跨學科建設的關鍵不在于機械增設機構，而在于盤活現有師資、重組知識結構、形成持續創新的組織機制。

　　（二）構建內生驅動型高校內部質量保障體系

　　質量保障改革的關鍵，是推動高校從“被動應付外部評估”轉向“主動開展持續改進”。高校應成為質量建設的第一責任主體，圍繞人才培養目標、課程體系、師資隊伍、學生發展、實踐教學和畢業去向，建立覆蓋全過程的數據采集、診斷反饋和改進行動機制。外部評估機構的職能也應相應轉型，從單純評估組織者轉向質量能力建設者，為高校提供數據分析、同行咨詢、改進建議和質量文化培育支持。借鑒歐洲社會外部評審經驗，可常態化引入企業、行業協會、用人單位、校友和社會組織參與專業認證與辦學成效評審，使評價更加貼近真實崗位需求和社會貢獻。與此同時，應加強質量保障數字化轉型，建設智能化質量監測平臺，使質量數據與學科專業動態調整、資源配置和人才培養方案修訂形成聯動。

　　（三）以分類評價牽引高校特色化分類發展

　　分類發展能否落地，關鍵在評價結果能否真正影響資源配置和辦學選擇。對研究型高校，應重點考察基礎研究原創突破、戰略科技力量建設、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和國際學術引領能力；對應用型高校，應重點考察產教融合深度、技術轉化實效、解決行業企業真實問題的能力和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對技能型高校，應重點考察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學生就業適配度、崗位成長性和產業一線服務能力。評價方法上，可借鑒“萊頓宣言”、DORA和CoARA等負責任科研評價理念，堅持量化指標服務而非替代同行判斷，承認研究產出、人才培養、社會服務和開放合作的多維貢獻。評價結果應與經費投入、招生計劃、學科專業布局、科研平臺、人才項目等資源配置形成聯動，打破“帽子-資源”的固化綁定，完善“管辦評研選用”協同機制。評價體系也應從單純后驗型考核轉向發展型激勵，鼓勵該寫論文的把論文寫在高水平學術問題上，該解決國家需求的把成果落在真實問題和真實貢獻上。

　　（四）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

　　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改革不是三個系統的簡單并列與疊加，而是以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對規劃、政策、資源和評價進行系統重組。面向復雜科學問題和真實世界挑戰，高校應把培養復合型、交叉型、創造型人才作為核心任務。科教融匯要把科研訓練嵌入人才培養全過程，使學生在真實問題、真實平臺、真實團隊中提升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產教融合要依托產業提供問題場景、實踐載體、技術路線和經費支撐，使教育鏈與產業鏈形成深度互動；學科交叉要突破院系壁壘，建設跨學院、跨學校、跨區域的交叉創新平臺，形成穩定的組織支撐；評價聯動則要統一以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配置育人和科研資源。只有實現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和評價聯動，才能推動教育鏈、人才鏈、創新鏈和產業鏈深度耦合。在科研組織方式上，應處理好有組織科研與自由探索的關系。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組織跨學科團隊協同攻關，是高校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使命；但原始創新也常常孕育于長期積累、自由探索和非共識問題之中，二者應形成辯證統一、相輔相成的動態平衡。高校既要在“卡脖子”技術和重大工程問題上強化體系化攻關，也要為一部分學者進行“天馬行空”的基礎探索留出制度空間。唯有堅持二者并重，才能在解決現實急需的同時厚植“開天辟地”式突破的創新土壤。

　　（五）依托數字化與AI技術重塑高等教育辦學新形態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變知識生產、學習認知和組織治理方式，高校人才培養也必須從知識傳授為主轉向能力生成、問題解決和智能協同并重。未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將逐漸成為類似數學、哲學一樣的基礎性通識能力，高校應加快推進項目式學習、微專業、跨學科模塊化課程和彈性培養路徑，使學生能夠圍繞復雜問題組合知識、工具和方法。數字化轉型還應服務教育公平和優質資源共享，推動“在地國際化”與“虛擬國際化”雙輪驅動，使更多學生獲得跨文化、跨學科、跨區域學習體驗。在治理層面，高校要依托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提升管理精細化、學習支持個性化和質量監測實時化能力。對“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的新型研究型大學，應在經費穩定、人才集聚和貢獻評價上給予制度支持，使其在新興學科和前沿交叉領域形成可持續創新能力。教學改革同樣需要“有組織”的系統推進。與科研活動中高度依賴學者個人探索的自發屬性不同，課程體系、教材建設、實踐平臺和質量反饋更需要頂層設計和組織協同。高校應建設跨院系課程開發團隊，推動教師將前沿科研成果轉化為優質教學資源，形成“一門新課程，三年成雛形，五年再變革，十年成經典”的持續迭代機制。數智技術可以進一步打破校園物理邊界，推動優質課程資源、虛擬仿真實驗和學習分析工具共享，構建以學生發展為中心、數據驅動、智慧融通的新型教育范式。

　　（六）支持頂尖一流高校實現從“頂天立地”向“開天辟地”戰略躍升

　　對多數高校而言，“頂天立地”意味著在既有學術體系和產業賽道中追求高質量發展：既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又扎根區域經濟社會需求。但對于少數沖擊世界一流前列的頂尖高校，僅做既定框架內的最優者并不足以實現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代際跨越。這類高校必須主動承擔“開天辟地”的使命：在“天”的維度上，開辟原始學術范式，提出新的思想、假設、理論和實驗體系，形成能夠被國際學術共同體跟隨的新知識疆域；在“地”的維度上，開創引領性產業疆域，催生并主導重大新應用場景、新技術路線和新產業生態，從技術需求的回應者轉變為需求的定義者和產業的架構者。與之匹配，人才培養目標也要從培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者，進一步升維為培養具有國際領導力的人才，使其能夠設定科學議題、定義技術軌道、引領創新生態。

　　五、結語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高等教育由大變強的關鍵歷史窗口期。當前學科建設、學術評價、人才供給領域的多重矛盾，本質上是規模擴張階段遺留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對標全球高等教育數字化、交叉化、多元化變革浪潮，我國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停留于局部修補，而應牢牢抓住分類發展與分類評價這一關鍵牽引，貫通學科動態調整、內生質量保障、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和數字化轉型全鏈條，推動高等教育治理從指標驅動轉向使命驅動、從單一尺度轉向多元貢獻、從外部約束轉向內生改進。

　　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格局調整，破除固化評價積弊、重塑學科發展體系絕非一蹴而就。結合高校辦學治校實踐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邏輯，是徹底扭轉“學科自洽”的傳統辦學思維，牢固樹立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科技前沿演進、區域產業發展和學生全面成長的使命導向。唯有持續完善差異化、多元化、貢獻導向的現代評價體系，引導不同類型高校找準定位、特色發展，持續夯實高水平科技自主創新與高層次人才自主培養根基，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久久為功，才能全面推進教育強國建設，以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宏偉事業。

【嚴純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蘭州大學原校長、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