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7月11-12日，百川論壇——“中國式現代化與亞太經濟合作”2026研討會在深圳前海召開。在主旨演講中，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主任、中國APEC研究院院長劉晨陽從“兩個大局”的宏觀視野，深入闡釋了APEC“中國年”的重要意義。他指出，理解今年中國辦會的戰略目標，不能只看當下形勢，而應放到APEC自1989年成立、中國自1991年加入這一縱貫30余年的歷史維度中去審視，才能看清這一平臺之于亞太和中國的不可替代價值。
劉晨陽教授在百川論壇上作主旨演講（圖源：主辦方）
APEC扮演著“四個重要角色”
“APEC之所以成為亞太區域合作的主渠道，恰恰是因為它完美契合了所有成員在當時‘嘗盡分裂的苦’、轉而‘期盼合作的甜’的共同愿望。”劉晨陽認為，在冷戰的墻破裂之后，市場的元素開始流通起來，大家的目標一下子從零和博弈、對抗，轉變為經濟合作。這一特定歷史機緣，構成了APEC不可復制的制度底色。
正是基于這一底色，劉晨陽表示，如今APEC扮演著四個重要角色——國際關系的“調節器”、地緣政治的“減壓閥”、地區秩序的“穩定器”，以及國際經貿規則的“孵化器”。這些核心特質與獨特優勢，既是根植于其過去30多年發展進程的深厚積淀，也是眾多合作框架所難以替代的。
APEC如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
“開放是中國參與APEC的第一根本要務”，劉晨陽強調，APEC不僅見證了中國融入區域合作的歷程，更成為當前對接高標準國際規則、推動制度型開放的戰略抓手。
展望今年深圳辦會，他建議，深圳應以自身40余年積淀的“開放”與“創新”基因，精準呼應APEC“中國年”的核心議題，力爭打造亞太創新增長合作的橋頭堡。在他看來，成功辦會的高層次要求，不僅在于城市形象的展示，更在于能否在會后搭建長效機制，將APEC元素深度嵌入城市國際化發展的總規劃，從而真正抓住這一歷史性契機。這也正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源性”書寫了最生動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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