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2026年一季度，上海財政自給率跌破90%，創下除去疫情特殊年份的近10年新低。這個此前連續多年一季度收支平衡的財政強勢失守，直接拉開了全國地方財政格局轉折的序幕。今年一季度，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財政自給率全部低于100%，最高的浙江達到96%，最低的甘肅僅為13.8%，超過80個百分點的差距，把區域財政分化的現實攤開在所有人面前。
上海本次財政自給率下滑并非收入端出現萎縮，其財政收入基本和去年持平，但一季度支出上漲近500億元，全部投向城市更新和科創產業布局。這種主動擴支的底氣來自上海極低的土地財政依賴度，土地相關收入在其總財力中占比僅15%到30%，不需要靠賣地維持基本運轉。這類戰略性投入瞄準的是長期產業競爭力，和被動承壓的地區形成了鮮明分野。
不同地區應對財政壓力的路徑差異極大。天津債務規模持續走高，土地交易大多依靠本地國企內部流轉，土地財政早已失去造血能力，只能通過壓縮常規開支穩住賬面數據，財政基本面向下的趨勢很難在短期扭轉。中部省份中，江西依托新能源產業鏈形成的高稅收密度，財政質量遠超經濟體量更高但此前盲目舉債布局都市圈基建的湖南。發展路徑選擇的差異，在財政收緊的周期里最先顯現出后果。
回溯制度根源，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財稅收入大頭歸集至中央，民生、基建等落地性支出多數留存地方，天然形成的收支缺口讓中央轉移支付成為地方財政的常規補充渠道。當前每年超過10萬億的轉移支付里，超半數都是專款專用，地方可自主支配的額度非常有限，直接拉低了財政運轉的整體效率。部分基層地區已經出現薪資延后發放、養老金發放節奏調整的情況，普通人的生活早已和財政調整的節奏深度綁定。
土地財政持續退潮是本輪財政壓力的核心推手。2026年4月，全國300城住宅用地出讓金同比下降39%，部分人口流出的縣域降幅超過50%，政府性基金預算的缺口還在持續擴大。為了緩釋存量債務壓力，超長周期國債、債務置換工具陸續落地，拉長還款周期的同時，也會通過貨幣流通的調節分攤當前的壓力，最終傳導到每個人的購買力層面。
不管是東部發達省份主動布局產業的前瞻性投入，還是欠發達地區僅平衡下的運轉調整，本質上都是土地財政退潮后整個地方財政體系重構的必經階段。后續公共服務供給、民生保障標準、城市建設節奏都會迎來長期的結構性調整，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們要面對的遠非短期波動，而是整個發展邏輯切換的長期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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