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曾主張發掘明定陵，為何臨終時后悔？條件不成熟，又躲不過歷史風波

1969 年 10 月，在這樣一個看似普通的夜晚，北京監獄的干草鋪上，即將離漢的大學者吳晗在彌留之際，依稀仍會想起當年關于明定陵發掘時的激烈爭論。當時他力排眾議，堅持認為應該發掘明定陵，然而之后的一切遭遇，卻讓他對當初年輕氣盛自己做出的這個決定后悔不已。如果時光可以重來，他一定會再謹慎一些，如若三思而后行，又怎么會造成后來這場文化的浩劫呢？

兩種意見的爭論

應不應該發掘明定陵呢？

這件事真正的發起核心人物是當時擔任北京市副市長、著名的明史大家吳晗。

作為一名資深的歷史研究學者，他吳晗非常清楚，要想更加真實地了解明朝歷史，不如看到真實的物品最有說服力。

所以，作為一個在當時中國范圍內已經享有盛名的明史研究大家，挖掘明朝陵墓，探索歷史迷霧是吳晗心中一直放不下的執念。

吳晗對于明史的了解和追求，超乎很多人的想象。他治學極勤，主張“勤讀、勤抄、勤寫”，抄錄《朝鮮李朝實錄》中有關中國史的資料就達三百萬字，裝了八十個厚本。

這種近乎偏執的鉆研態度，放到明陵這件事上，便轉化成了勢不可擋的行動力。

1955年10月4日，一份由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范文瀾、張蘇六人簽名的《關于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送到了國務院。

當吳晗等人想要發掘明朝陵墓的消息傳開時，擔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和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夏鼐大為震驚。

這兩位也是當時歷史文化研究的大家，但是這二位也清楚地認識到，當時國內出土文物保護技術遠遠沒有過關，這些寶貴的文物在地下經歷幾百上千年，一旦重見天日，會遭遇什么樣的情況，誰也沒辦法預料。

不說人心之險惡，就說當時的自然條件和科技手段，也讓這很多人心里拿不定主意。

夏鼐在《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晗同志》一文中寫道：“鄭振鐸同志反對這件事，以為當時考古工作很忙，這些不急之務可以暫緩。我還替鄭同志作說客，知道吳晗同志是此一舉的發起人，親自勸說他不要急于搞這項發掘工作。”

但是，作為明史狂熱研究者的吳晗不為所動，他太想探究地下的歷史真相了。當這兩種不同的意見不斷爭論之時，最高層的批復卻只有四個字：“原則同意”。

三百年地宮重見天日

原則同意這四個字其實很微妙，你說他同意吧，他也沒有非常堅定，你說他不同意吧，他就在原則上同意。意思就是可以同意你們這樣做，但是你們要自己掌握好分寸，自己承擔后果。

不過明長陵畢竟體量巨大，為了保守起見，大家一番商議，還是決定找一個稍微小點的陵墓試試手，于是決定先對明定陵萬歷皇帝的陵墓進行發掘。

在這種情況下，轟轟烈烈的發掘工作就此開始了。

1956年5月17日，第一鏟土揚起。兩小時后，有民工大喊：“石條上有字！”大家圍上去一看，石條上刻著三個字“隧道門”。吳晗和夏鼐聞訊驅車趕到工地，一致認定這就是地下玄宮的隧道入口。

此后數月，發掘在希望與失望之間反復搖擺。直到1956年9月，民工欒世海在土中意外發現一塊小石碑，上刻“此石至金剛墻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這把“鑰匙”最終引領考古隊找到了地宮的入口。

其實發掘工作還是比較順利的，真正明定陵的破壞并沒有出現在發掘工作中。

趙其昌后來說過一句令人五味雜陳的話：“損壞沒有發生在發掘之初，而發生在發掘之后，這是萬萬沒有料到的。不無痛心，更不無遺憾，而遺憾再也無法彌補。”

失控的考古結果

萬歷皇帝陵寢地宮打開后，三百年的封閉環境被打破，空氣涌入，那些色彩斑斕的絲織品迅速氧化。

出土的萬歷龍袍，捻金線長達四千米、片金線一萬一千三百根，初見時光澤猶存、紋飾閃爍，沒過多久就開始褪色，局部化為碎片。

更糟糕的是，工作人員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軟化劑涂抹在半腐的衣物上，幾個月后全部變黑、變硬、變脆。

當時的文物庫房也極為簡陋，明十三陵特區辦事處文物科主任胡漢生坦言：“用極普通的房子作為文物庫，而且里面不恒溫恒濕，對文物，尤其是絲織品，造成了很大的損壞。”

自然條件的損害已讓人痛心疾首了，然而一些人為破壞讓明定陵的損失更加擴大化了。

1959年，定陵博物館即將開館，有工作人員認為復制的棺槨已經做好，萬歷皇帝和兩位皇后的金絲楠木原棺“就沒用處了”。于是三具巨大的棺槨被抬出地宮，從寶城上掀入山溝。

這些珍貴的金絲楠木棺槨就此消失，后來再派人去找，山谷里早已空空如也。

1966年8月24日，萬歷帝后的三具尸骨被砸爛后點火焚燒，灰飛煙滅。一座帝王陵，從開啟到毀滅，不過短短十年。

這樣的結果當然不是吳晗想要看到的，然而就在他已經后悔之時，更讓他心中后悔萬分和心痛的事情再次發生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緬定陵發掘出來的這些東西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而他作為一開始的積極倡議者也受到波瀾。于是，作為狂熱歷史愛好者的吳晗，就看著自己的努力和還來不及挽救的錯誤煙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