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風狂虐，十四萬大軍灰飛煙滅：元朝第二次征日慘敗始末

公元1281年，這一年夏天，一支規模空前的艦隊從中國沿海和高麗半島出發，駛向日本列島。這是元朝皇帝忽必烈發動的第二次征日戰爭，日本史稱“弘安之役”。七年前，第一次征日——文永之役——因準備不足和臺風襲擊而草草收場。但那一次，忽必烈以為只是運氣不好，與第一次征日相比，這次征日的元軍規模空前：忽必烈從高麗要來了兩萬五千名水手和士兵，從蒙古人和金朝降軍中調動近兩萬人，共同組成了四萬人的東路軍，從高麗出發。又另外從江南地區抽調10萬士兵組成江南軍，他總共集結了十四萬大軍、四千余艘戰船，志在必得。

然而等待這支龐大艦隊的，是遠比第一次更加慘烈的覆滅。

一、箭在弦上：使者被殺，忽必烈決意再征日本

文永之役后，忽必烈并未放棄對日本的招降，他接連派出使節赴日，希望以和平手段迫使日本臣服，然而鐮倉幕府的執權北條時宗態度極為強硬——他不僅拒絕“通好”，更將元朝派去的三十人使團全部斬首，只放了四個高麗人回去報信。

使團被殺的消息傳回大都，忽必烈勃然大怒。至此，招降之路徹底斷絕，唯有武力征服一途。

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下令設立“征東行省”，正式啟動第二次征日計劃。這一次，忽必烈的目標不再是簡單的“通好”或懲罰性攻擊，而是全面征服日本，江南軍甚至攜帶了鋤頭、鐵鍬等農具，做好了長期占領和屯田的準備。

二、兩路大軍：東路軍與江南軍的組成

第二次征日的軍隊分為兩路：東路軍和江南軍。

東路軍從高麗合浦港（今韓國馬山浦）出發，由第一次征日的原班指揮官帶隊。統帥是忻都（蒙古人）、副帥洪茶丘（高麗人）和另一位高麗將領金方慶。忽必烈從高麗要來了兩萬五千名水手和士兵，從蒙古人和金朝降軍中調動近兩萬人，戰船九百艘，共同組成了四萬人的東路軍。

江南軍則從慶元（今寧波）出發，值得注意的是，這支軍隊是由江南簽軍和南宋滅亡后收編的“新附軍”組成——說白了就是江南地區的南宋降卒和簽軍，共計約十萬人，戰船三千五百艘，統帥是原南宋降將范文虎，另有女真人李庭、張禧等人輔佐。

而為了應對第一次征日碰到的后勤不足問題，并且蒙古人也不相信新附軍的戰斗力和戰斗意志，按照元廷的規劃，東路軍負責作戰攻堅，江南軍則負責在被占領區屯田種糧，以圖長久之計，兩軍約定于至元十八年六月在日本的壹岐島會師。

忽必烈最初任命老成的宿將阿剌罕為全軍主帥，直接指揮江南軍，然而阿剌罕行至慶元時突發疾病，死于軍中，這一變故將導致江南軍在缺乏統一指揮的情況下倉促出發——也為日后的災難埋下了伏筆。

關于此次出征的總兵力，各種史料記載略有出入，一說東路軍四萬人、江南軍十萬人，合計十四萬，也有記載稱總兵力達十四萬至二十萬之眾。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支在當時堪稱空前龐大的遠征艦隊。

三、東路軍先發：攻占對馬、壹岐

至元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東路軍九百艘戰船從高麗合浦正式起航，東路軍距離日本較近，很快就抵達了日本海域。

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對馬島，接著是壹岐島，在第一次征日中，對馬島就被元軍迅速攻陷，這一次也不例外——東路軍登陸后勢如破竹，島上的日軍守軍雖頑強抵抗，終因眾寡懸殊，全部戰死：

“二十一日丙辰，來犯對馬及壹岐，殺島民三百余口，慘毒尤甚。島民乃摯妻孥走匿山中，賊聞兒啼即至焉，至有父母殺其兒避之者。”

兩座島嶼接連陷落的消息傳回日本本土，鐮倉幕府迅速動員了九州地區的全部防御力量，日軍總指揮為少貳資能，以其二子少貳經資和少貳景資為輔佐，一線部隊總計約四萬余人，另有宇都宮貞綱率領約六萬西國武士部隊作為增援。

由于元軍第一次征日撤退時遭遇了暴風雨襲擊，損失慘重，日本朝野認為是神風天佑，因此路徑依賴之下，日本全國范圍內迅速展開了大規模祈神活動，由天皇和鐮倉幕府的實際掌權者北條時宗帶頭。

更關鍵的是，在第一次征日之后，鐮倉幕府用了整整五年時間，在博多灣沿岸修筑了一道西起今津、東至箱崎、全長約二十公里、高2米、底部寬3米的石壩——“元寇防壘”（日本人直到今天，仍然會祭祀這個防御工事），這道石壩將成為元軍登陸的最大障礙，其建造目的就是為了把元軍堵在狹窄泥濘難以行軍的灘頭，以取得半渡而擊的效果：

“筑砂石為壘，高丈余，險外易內，難攀附而易騎登。”

四、冒進博多灣：登陸受阻

按原計劃，東路軍應在壹岐島等待江南軍會師后再一起行動，但忻都急于爭功，無視原有的作戰部署，不等江南軍到來，便于六月初率東路軍分兩路直撲博多灣，想從此地登陸。

元軍先是派出一支小艦隊前往長門海域，用以迷惑日軍，吸引并牽制日軍的注意力，使其無法支援大宰府。然后剩下的東路軍大部隊則于六月六日開入博多灣。

然而到了博多灣后，眼前的景象讓元軍大吃一驚——整個博多灣沿岸都被石壩封鎖，元軍因情報準備不足，戰略執行失敗，面對日本人的沿海防御工事，軍隊一直無法大規模上岸，被堵在岸邊和船上元軍曾多次嘗試沖灘，但當他們踩著海水和泥濘的海灘艱難前進時，都被依托石壩防御的日軍擊退。

更要命的是，日軍經過七年的準備，早已不是文永之役時那支倉促應戰的軍隊，他們的弓箭經過改進，威力已經大了很多，能夠更好的穿透元軍鎧甲，九州武士的戰斗力也比第一次時更強，開始不那么看重一騎討（單挑），而是由多個武士組成小隊，以戰斗群的方式作戰，東路軍在博多灣屢戰屢敗，始終無法在灘頭站穩腳跟。

無法攻下博多港的元軍只得新找沒有防御工事的登陸地，派遣的偵查部隊探知志賀島和能古島防御薄弱，也未筑石壩后，東路軍轉而前往志賀島錨泊。

六月七日早上，元軍登陸志賀島，但卻發現志賀島其實也不咋樣，很狹窄，不適合大兵團作戰，而且僅在退潮后才有海灘可連通陸地，但這已經是元軍能夠找到的最好登陸地了，元軍只能奮力搶奪海灘，但此時日軍已經趕到了志賀島附近進行防御。雙方交戰連連，在海灘上連日征戰，對于元軍來說，搶灘登陸戰實在是難打，面對日軍的進攻和小部隊偷襲不斷損失士兵，軍中水土不服，又爆發大疫，死者三千余人，后勤供應還很是困難。戰爭不利的情況下，元軍不同將領之間還矛盾重重，溝通不暢，一直無法形成合力。

最終在無法取得優勢的情況下，東路軍最終決定率軍撤退回壹岐島，與江南軍會師，然后共同作戰。

但東路軍雖然停止了攻勢，日軍卻不愿意停戰，主要是他們在此地的士兵太多，兵糧供應不上，只能貿然進攻元軍艦隊。

不過日軍的戰斗意志還是挺不錯的，他們乘坐小船，以蜂群的形式舍生忘死的戰斗。雖然日軍的船只比較小，但是數量很多，動作靈活，能夠迅速包圍一艘元朝軍艦發起襲擊，然后在其他元軍船只到來之前，燒船離開，取得了一些小戰果。元軍被襲擾的不厭其煩，但最終還是找到了解決辦法，那就是將船只鎖連起來，環繞在船隊外部形成一圈，“舳艫十里，以鎖聯之，為圜營外向”，拋石機、床弩等遠程武器隨時待命，用投石機和床弩等遠程武器遠距離轟擊日軍，抵抗住了日軍騷擾，據日本方面記載：

“我船輕且小，莫不為之破碎矣！前后斫營者千萬人，咸戰歿”（《八幡愚童訓》）。

之后東路軍全軍退到壹歧島，而日軍則緊追不放，與元兵惡斗連日，日方殊死戰斗，此時日軍的戰斗力比七年前強了很多，元軍打頭陣的是高麗人，被日軍重兵擊退，甚至擊殺了元軍將領康彥、康師子，一度力挫高麗軍，但隨著更多元軍參戰，日軍很快戰敗。

而面對海上的進攻，元兵“登船樓，發炮火“，打得日軍傷亡慘重，統帥少貳資能（日軍中絕對的大人物）率兵數萬防戰于壹岐、瀨戶浦，但最終和兒子一起負傷戰死。據日本《鎮西要略》記載，元軍艦炮威力巨大：

元人“登船樓，發火炮，我兵披靡，多死創。”

這次之后，日本人才算消停了，退出壹岐島。

五、會師：十四萬大軍齊聚日本海域

江南軍方面，五月時，在得知日本平戶島守軍均調至大宰府防御后，元軍統帥阿剌罕將會師地點從壹岐島改為了平戶島。六月初，江南軍派出先遣艦隊前往壹岐島與東路軍進行聯系。

而正在此時，元軍出現了重大變故，征日的元軍總指揮阿剌罕早不死晚不死，突然這個時候病死了，忽必烈連忙任命阿塔海接替指揮，但江南軍的統帥范文虎等人認為先遣艦隊早已發出，日軍應當已經知道了相關軍情，此時不能再拖了，再拖戰機就沒了，因此在阿塔海尚未到職的情況下，就于六月十八日分批開航了。當阿塔海趕到出發地點時，范文虎早已率軍出航。

七月，十萬江南軍、三千五百艘戰船終于抵達次能島和志賀島附近，與東路軍會和。

兩軍會合后，元軍士氣一度大振，十四萬大軍、四千余艘戰船聚集在日本近海，場面蔚為壯觀。然而會師之后，元軍面臨的困境并未緩解，元軍雖然攻下了九州大陸邊上的平戶島、鷹島等地，肆意屠殺當地日本人，但在繼續嘗試登陸作戰時，博多灣的石壩依然堅不可摧，日軍在岸上嚴陣以待。

元軍實在找不到一片適宜登陸的土地，因為元軍對日本的情報非常欠缺，短期內根本無法找到合適的登陸地，而元軍將領之間還矛盾重重，各軍難以協調，只能繼續死磕。

江南軍主帥范文虎原本就是南宋降將，其他將領根本看不起他，指揮系統從一開始就處于半癱瘓狀態。東路軍內部也好不到哪去，指揮官洪茶丘和高麗將領金方慶互相看不順眼，經常吵得不可開交，士兵們的士氣愈發低下。

元軍將領們吵吵鬧鬧，個人有個人的想法，紛紛亂亂，原本按照之前制定的軍事計劃，元軍在兩軍會和以后，應該立刻開始進攻日本的太宰府，直搗黃龍，但卻因為將領間的溝通不暢和天氣惡劣，耽誤了最寶貴的時間。

結果到了八月初一，還沒等元軍進一步行動，臺風來了。

六、八月一日：滅頂之災

至元十八年八月一日（日本歷閏七月一日），一場突如其來的超級臺風襲擊了停泊在日本近海的元軍艦隊。

臺風對元軍造成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關于這場臺風的威力，漢文史料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記載，由于元軍戰船“縛艦為城”——即船只密集停泊、用繩索相互連接——在“波如山”的臺風襲擊下，“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號呼溺死海中如麻”。

連左副元帥阿剌帖木兒都溺斃，很多元軍船只被毀，將士們抱著木板才僥幸游回岸邊被岸上的人救起：

“秋閨七月甲子朔，颶風大作，海水簸蕩，賊船皆覆沒破壞。左副元帥阿刺帖木幾以下溺死者無算。流尸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海中積尸，觀之如島”（《元寇紀要》下）。

臺風持續了整整四天，元軍戰船在狂風怒濤下互相撞擊，紛紛傾覆沉沒，元軍船毀人溺，師喪大半，據記載，僅江南軍就有四千余艘船只沉沒，東路軍的九百艘戰船也損失大半。只有江南軍張禧所部和也速?兒所部由于事先做了準備，損失不大。臺風過后，張禧和也速?兒率部救援落難元軍，落水的范文虎被張禧救起，最后眾部隊勉強在臨近的島嶼上設立一個臨時營地。

為什么元軍的船只如此不堪一擊？

答案在于船只本身的質量，第二次征日所用的戰船，很多本身就不是海船，大部分是從南宋水軍繳獲的內河船只。南宋水軍的主戰場在長江、漢水等內河流域，所用的船只是平底船。這種船在風平浪靜的內河尚能勝任，但吃水淺、缺乏破浪能力，根本不適應海況，在大海上的抗風暴能力極弱。

考古發現也證實了這一點，在長崎縣鷹島附近海域發現的元軍沉船殘骸中，至今沒有發現V字型遠洋船的龍骨——這意味著這些船都是為內河航運設計的平底船，當日本海的颶風襲來時，這種船幾乎只有傾覆一個結局。

此外，高麗建造的九百艘戰船質量同樣堪憂，元廷也曾下令在江南各地建造海船，但因民力艱苦，大部分造船計劃中途廢止，最終出征的船只中，絕大多數都是倉促拼湊的內河船——這等于讓一群旱鴨子去闖太平洋。

而且元軍的將領還沒幾個懂水戰的，不懂航海常識，不了解如何應對臺風，沒有將戰船分散開來應對風暴，結果就是損失慘重。只有江南軍的張禧所部和也速?兒所部將戰船疏開（相隔五十步）錨泊，以避免在臺風天戰船在風力和海水推動下互相碰撞。

七、將領棄逃：十余萬士卒被遺棄孤島

八月五日，風勢稍歇，此時擺在元軍將領面前的是一個艱難的抉擇：是繼續留在日本海域孤注一擲，還是撤退回國？

經歷過這場被日本人稱之為“神風”的大臺風之后，雖然元軍還有很多士兵活著，結果不等元軍進行整備，重新制定軍事計劃，很多在陸地上天不怕地不怕的元軍將領們害怕，如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人在心有余悸之下，看到臺風掀翻了船，二話不說爬上船，帶上自己的親信就跑了。

看到有人先跑了，那些本來還計劃再戰的元軍將領們也迅速心理崩潰了，雖然有將領要求破釜沉舟決死一戰，但是絕大多數將領們都選擇了逃亡。據《元史》記載，大將張禧曾建議破釜沉舟——“士卒溺死者大半，其脫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于敵，以求一逞”。意思是說，既然已經損失慘重，不如讓幸存者沒有退路、就地取糧，拼死一搏，作背水一戰，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許能登陸成功，但已經喪膽的范文虎等人拒絕了這一建議，而選擇了立刻撤退。

元軍將領們將戰馬、物資和武器裝備等等，都丟在了海岸上，各自收集幸存者乘坐僅剩下的四百多艘船只逃跑。此時，平戶島尚有被救起士卒四千人無船可乘，范文虎命棄之不顧，張禧卻不忍，他將船上的七十五匹戰馬棄于島上，冒著超載沉沒的危險，將這四千士卒艱難帶回國。有學者認為，即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僅有四萬元軍得以回歸大陸。而且元軍艦隊在撤退路上還碰到了日軍的攔截，一支殿后的元軍艦隊僅有少量逃走。

到這里，各方史料都還算是比較清晰，相互之間還能夠對得上，互相印證，但是接下來的故事就不太好講了，因為我翻閱大量資料，發現各方的資料開始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大量相互矛盾的地方。

首先，雖然各方史料都記載了仍有大量元軍被遺棄在了一些海島的海灘上，他們想要在岸邊砍伐樹木修理船只，結果被日軍重兵圍殺，但是在人數上各方史料卻有很大的出入，比如元朝史料記載，己方丟了十萬人：

“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范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海船坐去，棄士卒十余萬于山下，無食無主者三日。眾議推張百戶某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

而日方自己的記載，卻是只見到了幾千號元軍：

“漂流免死者，尚數千人，皆至鷹島，繕修壞船七八艘，將逃歸”。

而不管元軍到底在日本丟下了多少人，日軍還是集結起了數萬人的可用兵力，此時日軍士兵皆認為日本有神助！因此士氣高昂。此戰，日軍分成了三個梯隊：由第一梯隊在島嶼的東灘登陸并建立陣地，吸引元軍注意力與火力；第二梯隊趁第一梯隊與元軍交戰時再搶占一片灘頭，擴大登陸場面積并為第一梯隊提供掩護；第三梯隊則匯入第一、第二梯隊的陣地，對元軍形成包圍；最后日軍還準備了一支預備隊防止情況失控。此外，還有日軍艦隊在海上巡邏，消滅任何靠近島嶼的元軍艦隊，等到海面上的元軍被消滅后，這部分軍隊也將登陸，加入地面戰場。

八月七日上午，日軍很快就攻上了島，期間日軍雖然也遭受了巨大損失，但最終取得了勝利。元軍在絕地之下根本沒有戰斗力和戰斗意志，他們在島上的各個防御工事相繼失守，剩下的元軍終被壓縮到棟原、中川原一片狹小區域內從事最后抵抗，但很快又被擊敗，之后大面積的投降了日軍（一說大約兩三萬人，一說幾千人，還有的說只有千余人）。只是投降并不意味著安全，很多人迎來了屠殺。被俘者中，“盡殺蒙古、高麗、漢人，不殺新附軍而奴之”——蒙古人、高麗人和北方漢人被處死，而南宋降卒（新附軍）則被留作奴役。

由于日方的史料更加真實一些——“殺傷溺死甚多，請降者千余人，悉斬之”，因此歷史學家們認為，此時滯留在島上的元軍根本不可能有十萬人，日軍其實在人數上是占據壓倒性優勢的，要不然十萬元軍不可能一天就全部戰敗。

而關于元朝此次征日的傷亡數字，《元史·日本傳》記載：

“諸軍船為風濤所激，大失利，余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

現代史學家們認為，元朝第二次征日的真實損失情況，并不是像《元史》上說的那樣在日本連續遭受厄運，喪師十之七八，損失了十萬人，這個數字是被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因為還有其他史料顯示有的元軍部隊全軍而還，而且很多將領都是全須全尾的回來了，不像是損失慘重的樣子，日方也有資料顯示己方只抓了幾千名元軍俘虜。

并且范文虎逃回元朝后，還沒被怎么追究原因，他向忽必烈報告說：“初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他將失敗歸咎于臺風和部下厲德彪、王國佐等人。

令人意外的是，忽必烈并未嚴懲范文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范文虎甚至被提拔為中書左丞。這或許是因為忽必烈自己也清楚——中途易帥，無人指揮、船只質量低劣、指揮混亂、大軍各行其是、將領貪生怕死、情報缺失嚴重、不占地利，問題遠不止范文虎一人。

第二次征日的失敗，其實也并未徹底粉碎元朝征服日本的野心。此后忽必烈仍念念不忘，但在大臣們的勸諫之下，和要鎮壓各地起義，再未組織過大規模的對日遠征。而日本方面，兩次“神風”拯救了國家。鐮倉幕府將這兩場勝利歸功于神明的庇佑，進一步強化了“神國”意識，這種意識在此后數百年間深深影響了日本的歷史走向。

在整場戰爭中，日本方面即使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但卻也損失慘重，勉強抵擋住了元軍，己方多名重要統帥被陣斬，多地被元軍燒殺成白地，元人王惲在《秋澗集》里稱，兩次征日過程中，元兵前后殺、俘日方達十幾萬人之巨：“我師既捷，轉戰而前，所殺獲十馀萬人。”仔細想想，以元軍那種作戰風格，肆虐日本多地，怎么可能少殺人呢。

回顧元朝第二次征日的全過程，可以發現這場災難絕非偶然。

從戰略層面看，忽必烈在不了解日本海氣象規律的情況下，選擇在臺風頻發的夏秋之交發動遠征。從戰術層面看，兩路大軍缺乏統一指揮，東路軍貿然出擊、打草驚蛇。從裝備層面看，用內河平底船去闖外海，無異于以卵擊石。從將領層面看，范文虎等人在關鍵時刻棄軍而逃，將士卒遺棄在異國孤島。

十四萬大軍、四千余艘戰船，最終葬身于日本海的驚濤駭浪之中。這場災難不僅是元朝軍事史上最慘痛的失敗之一，也是人類航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難之一，日本海海底的沉船殘骸，至今仍在無聲地訴說著七百多年前那個夏天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