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我的高考: 一個農民坐飛機“趕考”的故事

1982年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即七七級）大學生畢業的年份。這一屆學生坊間有俗稱“黃埔一期”，據說原來是中國科學院“文革”后第一屆研究生（七八級）中流行的戲稱，后來也用于第一屆本科大學生。2007年時媒體曾經有一陣紀念他們高考入學30周年的熱潮，到了今年，一些媒體又組織紀念這些“黃埔一期”畢業并開始工作的30周年，有朋友也向我們約稿。但說實話，1982年“黃埔一期”無論是本科還是研究生畢業，基本都奇貨可居，與今天海量的畢業生“就業難”不可同日而語。除了少數例外，他們的分配大都很順利，沒什么跌宕起伏可寫。倒是他們的入學有很多故事。當年入學30周年時我沒有寫什么，現在寫這些可以交差嗎？答曰可以。于是我就寫下了如下文字：

高考之后又考研

1977年的高考與1978年的研究生考試作為“黃埔一期”都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眾所周知，1977年高考因為“文革”后“思想解放”的過程幾經討論，10月才定下規則，12月才考試，所謂七七級大學生實際上是在1978年1-2月才進校的。但是幾乎在高考規則確定的同時，1977年10月高層就已決定恢復研究生招生，最初只是想讓中國科學院招生，但很快更加“解放”的設想出來，到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就決定把研究生招生主體擴大到經批準的一大批高校，報考資格更擴大到未畢業大學生乃至沒有讀過大學的“同等學力”者。報考資格放得如此之寬，錄取名額卻非常少，研究生與本科生錄取名額之比只有如今的幾十分之一，要過初試、復試兩道關，從而在嚴格錄取的前提下為“自學成才”者打開了一扇參與公平競爭之門。教育部同時還決定把1977、1978兩級研究生一并招考，統稱為1978級研究生。

決定做出后，招生安排落實很快，2月完成報名，3月發放準考證，5月15日全國統一考試。而這時七七級大學生進校才3個月，離1977年高考也只有5個月。所以，當時有些人是連續參加了這兩場考試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1977年12月參加了“文革”后首屆高考，結果不理想。雖然據說在我們那個小縣算是文科總分第二名，但是各科成績卻是數學最高，語文不怎么樣，這對文科考生很不利。加上我的志愿填得太高，體檢更是“硬傷”（眼疾是我在農村待了9年多，多次招工招生招干均被打回的重要原因，這次考研也幾乎因此折戟，由于導師力保才得過關，我曾在回憶趙儷生先生的文章中敘述過此殊恩），所以未被錄取。到了1978年2月間有過一次補錄，后來知道是一些地方舊習未除，“政審”卡掉了不少人才，鄧小平得知后認為不對，遂決定在高分未錄生中再選遺珠，這也是那屆高考的又一特殊之處。我雖非因政審被卡，但也獲得補錄。不過這次補錄的學校都屬低檔，而且多在考生志愿外，屬于多給一次機會，不去也不勉強（當時按志愿正式錄取者不去是要受處罰的，記得那處罰是下年不得報考）。我因為當時已經報考了研究生，補錄學校又很不理想，權衡再三就放棄了這次補錄。

“同等學力”者

我當時是上山下鄉插隊9年多的“知青”，是廣西田林縣潞城公社營盤大隊平宜生產隊掙工分的“社員”。說白了就是個農民。15歲下鄉時是年齡最小的知青，9年多來，辭舊迎新，此時已經是我們公社南寧知青中僅剩的一個，在大批后來的本縣知青中儼然成為元老，有人按當時習語送雅號曰“苦大仇深的老貧農”。我號稱初中畢業，實際上在1966-1969年的“初中”期間“一進校就停課，離校前（‘文革’內戰）剛停火”，在學校里我們那一派組織中，由于此后再無人入校，我們也沒上過課，于是一直被別人叫做“新生”，槍炮聲一停，我們忽然就成了“畢業生”。盡管在9年多的“早稻田大學”中我也學到很多東西，在當地算小有名氣，但剛參加的高考就沒成正果，卻放棄補錄又去考研究生，在有的人看來未免太“冒進”。

那年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少部分是當時在讀的“黃埔一期”大學生和“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少量沒讀過任何大學的“同等學力”者基本上也都是城里的干部、工人等“得風氣之先”的群體，而且大多起碼還是讀過中學的。我一個“苦大仇深的老貧農”，基本上只是“文革”前讀過六年小學，在當年的考研者中著實罕見。當時我縣23個考研者中沒讀過大學的就我一人（考上了的也只我一人），我們系那屆錄取的11個研究生中，8個是老大學生，兩個是工農兵學員，“同等學力者”也只有我一個。全校錄取的“同等學力者”倒是還有若干，但本人身為農民的，至少我還不知道有第二個。

我雖然比較自信，但也不至于狂妄，當時這樣做是有原因的：我自認，論“表現”在當地干部群眾中還是有口碑的，論文化也不怕考試，但過去無論改革前重政治的“推薦”，還是重分數的前不久首次高考，我都被打了回來，主要是體檢過不去。有人說只看體檢表，給人的印象你就是個半瞎，應該走殘疾人就業這條路。我當然不服氣，可是尋思要突破體檢關，恐怕得有得力的“伯樂”力薦。但是普通高考，考生幾百萬，統一命題，集體改卷，除非是“狀元”，不可能引起注意。這時候看到研究生招生消息，我就有了想法。那時培養研究生是一個導師帶幾個弟子，猶如師徒相傳，師傅選徒弟應該是比較有可能體現個性化的。

趙先生的知遇之恩

于是趁在文化局搞鄉土文藝的機會，我在縣里查了全國招生導師目錄，覺得有兩位先生可能給我機會，一位是華東師大研究國際關系史問題的某學者。我給他寄了篇“習作”，是1973年石油危機和美元危機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我寫的一篇筆記“金元帝國的崩潰”。雖然當時寄出這篇文章后沒有得到回信（完全可以理解），但華東師大（當時叫上海師大）還是寄來了準考證。不過那年考研的時間是全國統一的，一人不能分考兩頭，所以我只能放棄。現在想來，沒有導師的力薦幫助我克服體檢障礙，加上國際關系史需要的外文優勢我并不具備，考上的希望幾乎是沒有的。

另一位就是我后來的恩師、蘭州大學的趙儷生先生，他在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發配西北之前活躍于史壇，所著（包括與師母高昭一先生合著）的幾本書我們家里都有。家父1949年前在大學就是讀歷史系，以后也一直有這方面的興趣，家里這方面的書不少，趙先生當年在山東大學與幾位同仁創辦的《文史哲》雜志，從開始征訂到“文革”一度停刊，我們家也一期不缺。這些我原來都讀過，在導師目錄中看到這一熟悉名字后又讓家里把這些書和文章都寄來細讀，對先生的研究有了較多了解。先生這些著述多數是關于農民戰爭史和史學理論的。在“反右”中蒙難后，先生的精力轉向土地制度史研究，但是卻被剝奪了發表著述的權利，他這方面的成果大都是在改革時代發表的，我當時不可能知道。不過土地制度史本身是“文革”前中國史學的“五朵金花”（五個討論集中的重大問題）之一，我對相關討論也有了解，加上在農村9年也有些直感吧。因此就給先生致信請教，除表達投師之意外，還寄去一些我關于農民戰爭和土地制度史相關問題妄加議論的“習作”（現在看來只能叫讀書筆記）。

寄出這些當然意在投石問路，希望得到先生的回信。但先生回信的熱情和嘉許還是出乎我的期望。他不僅對我這個素不相識又毫無資歷的自學者大加獎掖，鼓勵我認真備考，還給我寄來一包參考書。我后來又告訴他我可能遇到體檢問題。先生說：只要你初試復試都表現突出，體檢問題我會盡力爭取解決。后來他果然這樣做了。

說實話我真是非常感動。“我本非良驥，愧對伯樂期；駑馬自加鞭，不負恩師意。”我放棄補錄而一心考研，也就不算是狂妄了。

在“早稻田大學”學外語

其實從2月間報名到5月間考試，我花在專業上的時間還不算最多。當時除體檢外，外語是另一個障礙。記得1977年高考時，除外語專業外，一般考生的外語成績是僅供參考，不計入總分的。但研究生考試外語就是個硬杠。當時“文革”剛過，國人的外語水平普遍低，“黃埔一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文、中醫、中國史這類帶有“國學”色彩的專業，導師大都主張重專業，而不過分要求外語。但總分數仍是一道坎。而趙先生當年是清華外文系出身，他還是重視外語的。我當時只讀過先生的著述，對他的早年一無所知，但我自知與一般考研者不同，由于有體檢的障礙和資歷的缺失，我必須在其他方面樣樣都讓人無話可說，先生才好為我爭取。

我雖然在農村自學過英語，但此前并沒有重視。臨考需要提高。而在農村別的都可以看書自學，唯有外語，在當時全無視聽工具的情況下又沒有老師，起碼聽、說都是沒法自學的。我于是完全不管聽說，連教科書都不怎么看（按部就班來不及），只死啃幾本不同的語法書，力求掌握語法，而在語法書的例句范文中熟悉詞匯的同時，還直接閱讀大學外語專業高年級教材中的長篇課文以增加詞匯量。由于完全不管發音，我讀單詞都是按漢語拼音來讀的，比如home就被我讀成“霍么”。我的記憶力還可以，很快積累了一定的詞匯量，掌握語法后就形成了一定的閱讀能力。考研時是蘭州大學外語系出題，我考了48分，在中國史考研者中名列第二。

但是這樣學的英語是既不能聽也不能說的“聾啞英語”，以至于后來進校后，聽研究生外語課都困難。我索性就“路徑依賴”了，沿襲故技，自己就著詞典和語法書看外文原著，閱讀中理解不了的疑點記下來。上外語課時老師講的我似懂非懂，下課時就拿原著追著老師請教與課堂內容不相干的一大堆問題。這樣很短時間內，我居然先在分班考試中由初級班升入高級班，接著在全校研究生一外（英語）、二外（日語）的第一次“過關”考試中，成為蘭大第一批外語“過關”的研究生，而且英語成績并列第二，日語甚至是第一。不過說實話，我也就能夠應付那時的考試而已。幸好那時的外語考試都不考聽、說，否則我就露餡了。而且由于過關后我就全力搞專業，不再上外語課，雖然專業中的外文資料我還是在看，但總的閱讀能力并無提高。到了國外也依然是“聾啞人”。沒有聽、說配合，就沒法真正進入語言環境，形成外語思維，隨著年齡增大，機械記憶力減退，閱讀能力還會下降。我常對孩子說，我的外語學習其實是不足法的。但在“早稻田大學”的環境下，不這樣我還真的很難過考研的外語關。

就這樣，我在5月間作為唯一的“同等學力者”到縣城參加了“黃埔一期”研究生考試。6月間我拿到了初試通過、去蘭大復試的通知書。后來得知，在蘭大同專業考生的初試中，我的兩門專業課分數都是第一，外語第二，政治較差，總分也是第二。

復試路費問題

拿到復試通知書確實令我振奮，但還有個難題，就是路費何來？那時農村人民公社一貧如洗，即便是富裕的生產隊，一個強勞力一年的現金分配也不過幾十元。從我們那個滇黔桂交界的山村即便就是回一趟南寧，往往也需要家庭接濟，更何況從南寧這個華南城市還要奔向西北的蘭州，比到北京、上海和廣州都遠。本來這不是大事，家里知道我拿到復試通知書高興壞了，他們支持我去復試在經濟上毫無問題，母親甚至還堅持要一路陪我去。但是自我下鄉那天起就立志不向家里伸手，要自己養活自己，9年來一直不讓家里寄錢。甚至有兩次在隊里分紅后還寄了點錢回家，象征性地表示自己已經成人，能夠“掙錢養家”了。盡管回想起來這其實很虛偽，因為不讓寄錢，家里就常常寄東西，尤其是我當隊里的義務衛生員時不斷給我寄各種藥品，用后來我妻子挖苦的話說，是“慷爹媽的慨討好鄉親們，無非要表現你很積極”。其實這對父母而言，比寄點錢還要麻煩得多也花費得多。但是9年下來，不向家里要錢已經成為習慣。這次我也不想為復試而破例。

于是我向縣知青辦提出這個問題。他們也沒法解決，建議我找教育局。這時我們縣20多人考研只有兩個人獲得復試資格的消息已經傳開，出于縣里榮譽的考慮，教育局也認為應該支持我。可是那年的明文規定，復試費用由考生自己負擔，單位不予報銷。可能由于那時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他們都是有工作拿工資的，就不考慮我這個“農民”的情況。教育局的人說：即使我們去復試，單位也不出錢，何況你還沒有“單位”？我說正是因為你們有工資，能夠負擔得起，我們這些掙工分的怎么辦，不正需要你們考慮嗎？結果經過“研究”，也不知道從哪筆經費中以“困難補助”的名義批給我150元，當時這算是一筆“巨款”，路費問題解決了。

從山村到南寧

7月初我開始復試之旅。這次旅行的一波三折出乎意料，現在想來既反映了當時我國令人難堪的交通狀況，也折射出當時的社會變革。如今的“黃埔一期”回憶文章大都是講考試的，很少有人談旅行。我就來補補這個缺吧。

我是坐著生產隊的手扶拖拉機上路的。這機器曾在改革前的中國農村頗為流行，算是那時“農業機械化”水平的代表了。手扶拖拉機最早是在戰后日本的小農家庭農業中流行的，引進中國卻成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集體經濟”所用。它們大多以195型單缸柴油機配皮帶傳動，簡單、廉價但動力不足，不知北方如何，至少在南方的粘重土壤中它根本拉不動配套的兩鏵犁。我們那時都是剛買的新機器就卸掉一鏵，以單鏵作業。這樣一來，只帶一鏵的“拖拉機”其實就跟一頭牛差不多，而這“鐵牛”的購買、維修、燃料成本比牛更高，還不如牛靈活——牛能走的路它不一定能走，牛能進的小田塊它進不了，牛不喝油它要喝，牛能積肥它不能。有人戲稱“兩臺機器不如一匹牲口”。所以那時其實很少用它犁地。除了配旋耕機來碎土整地以及有時用作移動動力源外，它的實際用途主要是掛上小拖車跑運輸，包括鄉間的載人運輸。于是又有了“牛拉犁，拖拉機趕集”之說。

但是這種手扶拖掛操縱性能很差，由于沒有方向盤和導向輪，只有兩個驅動輪，轉彎時需要放開一側離合器才能扳動扶手使整臺機器轉向，轉向后要及時合上離合器恢復正常行駛，更令人頭大的是下坡轉向還須反向操作（即松開另一側離合器），否則就可能沖向相反方向造成危險。我在農村時曾學過修理農機，也曾下田試過兩把，但從不敢上路。駕駛它跑路不僅費力，而且反應必須很敏捷，加之它的剎車也很不靈便，而它跑的往往又是崎嶇彎曲的山區道路，我至今覺得這種“手扶司機”要比“方程式”賽車手難當多了。用它載客其實很不安全，發生事故時有所聞。今天印度新聞照片里很多人坐在汽車頂上旅行，引來貧窮和不發達之譏，其實就安全性而言，坐汽車頂恐怕比坐手扶拖掛還稍好。最早推廣“手扶”的日本是從不用它載人的，亞洲發展中國家流行“手扶”的不少，但跑路主要靠“手扶”的，就以那時的中國農村為典型了。那時我國還沒有農用汽車之說，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后面的小掛車上坐滿了人，這是當時農村很常見的景觀。

秦暉作品集及兩本港版引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