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武 |威權司法：“司法民主”之陪審團在新加坡的滅絕 |比較法刑辯

威權司法：“司法民主”之陪審團在新加坡的滅絕

——司法民主的消逝、技術精英主義的崛起及其制度代價

引言：法庭內的“諸神黃昏”與技術理性的凱歌

在現代憲政主義與政治哲學的宏大敘事中，司法權力往往被描繪為一座遠離政治喧囂、由純粹理性與精巧法條筑就的象牙塔。它是對抗民粹狂熱與“多數人暴政”的最后防線。然而，在這個強調程序閉環與職業壟斷的空間內部，曾經存在過一種最具直接民主色彩、最具顛覆性的制度斑塊——陪審團制度（Jury System）。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留下著名的論斷：

“陪審團制度首先是一種政治制度，它不僅是使人民統治社會的最有效手段，也是使人民學會統治的最有效手段。它將主權者的真正方向引入了法庭，使人民本身或公民中的某一級階層擁有了裁判權。”

這一論斷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法理學命題：司法權力的正當性（Legitimacy）不僅來源于其職業的壟斷性與技術的精致性，更根植于主權者對正義生產過程的直接介入與道德背書。

然而，新加坡——這個在大英帝國殖民余燼中崛起的城市國家，卻在建國早期決絕地斬斷了這一普通法系（Common Law）的核心臍帶。從1959年取得內部自治后逐步限制陪審團，到1969年通過立法、1970年正式全面廢除，新加坡司法完成了一場極其深刻的“去民主化”與“絕對專業主義”的范式轉型。

長期以來，新加坡官方及實用主義法學派將這一變革奉為“因地制宜的司法進化”，并以其在全球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中的卓越排名作為合法性敘事。但如果我們將審視的標尺從“商業效率”拉回到“憲政民主”與“刑事訴訟主體性”，這場變革的本質便顯露無遺：它是司法民主在東亞威權體制下的全面消逝，是一場精密的、工具主義的倒退。

新加坡以割裂社群常識、犧牲公民深度參與為代價，換取了一架冰冷、高效且絕對可控的威權司法機器。本文旨在深度解構司法民主的政治哲學，還原新加坡廢除陪審團的歷史激辯，并剖析專業精英主義統治背后的威權邏輯、制度代價及其帶來的現代局限。

一、司法民主的法理學重構：陪審團制度的政治與法律哲學

要論證新加坡司法的路徑選擇是否構成“倒退”，首要的理論前提在于厘清“司法民主（Judicial Democracy）”的硬核內涵。在多數淺層政治討論中，民主往往被窄化為代議制選舉或行政權力的更迭（即投票民主）。然而，司法作為國家暴力機器中獨占合法裁判權、有權剝奪公民生命與財產的部門，其正當性同樣無法自給自足，必須接受民主價值的浸潤。

司法民主的核心邏輯在于：法律的最終適用權與事實認定權，絕不能被封閉的官僚精英階層所壟斷，而必須為普通公民保留制度化的準入通道。陪審團正是這一通道的最高制度載體。

1. 同輩裁判（Judgment by Peers）與人民主權的司法變現

陪審團制度的法理源頭可追溯至1215年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第39條。該條明確確立了“自由人非經其同輩的合法裁判（Legal Judgment of his Peers）或國法裁判，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或剝奪自由”的原則。這一原則在數百年演進中內化為普通法憲政主義的基石：

• 打破階層壟斷：它預設了一個深刻的懷疑——由君主任命的法官（或由官僚體系培養的職業司法官）天然帶有統治階級的政治偏好與階層盲區，無法完全代表整個社會的良知。
• 主權在民的微觀實體化： “同輩裁判”意味著，決定一個公民是否有罪的，不是掌握統治技術的官僚，而是與被告人處于同等社會契約地位的普通鄰人。它將國家的司法權打碎，以隨機抽簽（Sortition）的形式臨時賦予普通平頭百姓。這是人民主權在國家暴力適用時的最直接體現。

2. 陪審團否決權（Jury Nullification）與憲政最后防線

司法民主最激進、最具有對抗性的制度表征，是隱性存在的“陪審團否決權（Jury Nullification）”。在法律技術上，這意味著即使起訴方出示了完美無瑕的證據，被告人的行為在成文法條上已百分之百構成了犯罪，但如果陪審團基于社群的道德直覺與公理良知，認為該項法律本身是不公正的、邪惡的，或者在特定案件中適用該法將導致災難性的不公正，他們有權直接宣判被告人無罪（Verdict of Not Guilty）。

在普通法歷史上，1670年的“帕恩案”（Bushel's Case）確立了陪審員不因其判決結果而受法官懲罰的原則，奠定了陪審團獨立性的基石。

陪審團否決權的政治哲學本質：它是公民社會對立法權和行政權的一種合法“消極抵制（Passive Resistance）”。

由于普通法系中陪審團的無罪判決具有不可推翻的終局性（Double Jeopardy原則的保障），且陪審團無需說明理由，這一機制實際上在冰冷的國家成文法與流動的社會道德之間鑄造了一個“安全閥”。它確保了法律不會淪為統治階層單純壓制社會的僵硬工具。

3. 公民教育與社會契約的內化

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司法民主具有不可替代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功能。在審判席上，普通公民被迫去傾聽多元的訴求，去分析復雜的證據，去體悟剝奪他人自由或生命的道德重量，并學會克服個人的偏見以服從理性的辯論。這種制度實踐將抽象的“法治（Rule of Law）”轉化為活生生的、內化于公民血脈中的責任感。缺乏司法民主的社會，公民對法律的認同只能停留在對懲罰的“恐懼”層面；而擁有司法民主的社會，公民對法律的認同則是基于對其“參與創造”的契約承諾。

二、新加坡陪審團制度的終結：從移植到清洗的歷史軌跡

新加坡的法律體系完全是英國殖民擴張的產物。1826年，大英國王頒布《第二司法憲章》（Second Charter of Justice），正式將英國普通法和陪審團制度移植到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在漫長的殖民時期，雖然該制度曾被批評為被歐洲裔精英壟斷、帶有殖民統治烙印，但它依然作為對抗總督濫權、維持普通法traditions 獨立性的核心機制而運轉。

然而，1959年人民行動黨（PAP）全面執政后，這一延續了百年的法律傳統開始迎來其政治宿命。

1. 1959年的限縮：退守死刑防線

1959年，新加坡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取得內部自治。由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迅速通過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法案》。該法案對陪審團進行了解構：全面廢除普通刑事案件的陪審團審判，將其適用范圍極度壓縮、退守至僅限“判處死刑的案件”（Capital Offenses）（主要是謀殺罪和非意圖殺人罪）。這一階段的限縮，拉開了國家政權全面收回事實裁判權的序幕。在官方話語體系中，這被解釋為在過渡時期減少訴訟延誤、提高治安治理效率的必要手段。

2. 1969—1970年的清算：李光耀與馬紹爾的國會大激辯

1969年，新加坡建國四年后，政府決定完成最后一擊。時任總理李光耀在國會正式提出全面廢除死刑案件陪審團制度的提案，引發了新加坡歷史上最著名的法律與政治大辯論。在這場論戰中，站在對立面的是兩位新加坡法律界的泰斗：實用精英主義的化身李光耀，以及自由人權主義的捍衛者、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長、著名刑事辯護大律師大衛·馬紹爾（David Marshall）。

辯論核心維度

李光耀（政府立場）

大衛·馬紹爾（法律界與反對派）

主體理性認知

普通人缺乏法律訓練，容易受到雄辯律師的愚弄，無法做出純粹理性的事實認定。

司法正義不僅僅是邏輯推演，更需要社群的常識與道德直覺來調和冰冷的法條。

文化與社會適應性

亞洲社會（特別是華人群體）缺乏西方理性法治傳統，容易受迷信、人情、宗族觀念及對死刑的恐懼影響。

不能因個別案件的偏頗而全盤否定公民的道德定力，這是對新加坡公民智識的集體貶低。

政治與權利防線

司法是國家治理的技術工具，必須追求最高效、最確定的產出，不容許不可控的變量。

陪審團是公民免于國家機器任意逮捕與冤屈的最后盾牌，廢除它是向威權集權邁出的危險一步。

李光耀在其國會辯論中，對陪審團制度展開了毫不留情的實用主義批判。他公開質疑：“為什么要讓十二個（后改為七個）完全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甚至連基礎英文（當時的審判語言）都聽不懂的普通人，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這難道不是對司法正義的嘲弄？”

大衛·馬紹爾則代表新加坡律師公會（Law Society of Singapore）在國會外及社會上發出了強烈的抗議。馬紹爾作為曾創下“100名謀殺案被告，99名免于死刑”傳奇紀錄的刑辯大律師，深知陪審團對于弱勢個體的保護價值。他嚴厲指出，政府廢除陪審團，并非基于扎實的社會學統計，而是基于李光耀個人年輕時作為律師的一段特定經驗（1950年“瑪麗亞·赫托騷亂”中，李光耀曾協助四名涉嫌謀殺英國軍士的穆斯林被告利用陪審團心理漏洞無罪釋放）。馬紹爾認為，政府不能因為偶爾出現的“放過有罪者”，就徹底剝奪人民的民主防線。

然而，在人民行動黨占據絕對多數的國會中，馬紹爾和律師公會的抵抗顯得蒼白無力。1969年年底，修正案無懸念通過。1970年1月5日，法案正式生效，新加坡的陪審團制度徹底壽終正寢。新加坡全面進入由法官獨任或（早期死刑案件）雙法官合議審判（Bench Trial）的時代。

三、威權司法的底層邏輯：技術官僚壟斷與“唯效率論”

新加坡之所以在1970年決絕地告別司法民主，其深層動因絕非單純的“陪審員英文水平不夠”或“程序延誤”等技術性瑕疵。這場變革是新加坡威權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過程中，對國家機器控制力、行政效能以及精英主義政治哲學進行精密計算的結果。

1. 新加坡“天才政治（Meritocracy）”對普通大眾的排斥

新加坡統治階級的核心意識形態是精英治理主義（Meritocracy）。在李光耀及其繼任者的治理哲學中，無論是經濟規劃、地緣政治、還是社會治理，都是高度復雜的、近乎科學試驗的工程，必須由整個社會中最聰明、受過最好教育、通過了層層文官考試的“天才精英”來執掌。

這種哲學延伸至司法領域，便推導出一個必然的結論：正義的裁判是一門高超的法律技術，普通民眾不具備掌握這門技術的能力和理性。廢除陪審團，本質上是精英階層對普通大眾智識與道德定力的全盤否定。它用一種技術官僚的傲慢，解構了“同輩裁判”中蘊含的平等契約精神，將司法權力全面收歸給由國家挑選、任命并供養的法官群體。

2. 國家效能至上主義（Statism and Efficiency）對程序正義的吞噬

作為一個生存環境脆弱、嚴重依賴外部資本的微型島國，新加坡將“效率”拉高到了近乎國家宗教的神圣地位。在新加坡政府看來，英美傳統的陪審團制度在商業和行政效率上具有不可容忍的赤字：它需要花幾天時間去篩選陪審員，法官需要用通俗的語言向他們解釋復雜的證據法規則，陪審團關起門來可能會陷入無休止的爭論導致流審（Hung Jury）。

為了吸引跨國資本、打造廉潔高效的國際商業中心，新加坡需要一個能夠快速產出預期結果、毫無拖泥帶水的司法環境。取消陪審團，消除了司法程序中最大的“不確定性變量”，極大地縮短了刑事和民事訴訟的周期，使司法機器的運轉能夠完美匹配行政權力的快節奏。

3. “有法律無自由主義”的威權法治閉環

現代憲政學者（如Jothie Rajah等）將新加坡的體制定義為典型的“威權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在這種體制下，法治（Rule of Law）被高度推崇，但它被剝離了保護個人自由、對抗國家壓迫的自由主義內核，而被重塑為“以法統治（Rule by Law）”的高級技術形態。

在這個閉環中，司法系統必須保持絕對的“可控性”。陪審團那關閉在黑匣子里、無需給出理由且無法被行政推翻的裁判權，對威權國家而言構成了巨大的政治隱患。全面廢除陪審團，是威權體制為了消滅司法系統內部的“民主飛地”、確立國家權力的絕對單向壟斷而進行的必然清洗。

四、司法民主消逝的制度代價：法律異化與政治防火墻的坍塌

無可否認，從純粹的商業治理和行政效能來看，新加坡的司法改革交出了一份驚艷的成績單：法庭清案率極高，貪腐率極低，商業合同的執行效率全球矚目。然而，當我們轉換視角，從司法民主的存續、公民權的完整性以及長期的政治合法性來衡量，這一選擇所帶來的制度代價是高昂且深遠的。它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不可逆的退化。

1. 公民權與法律良知的制度性剝離

當陪審團的最后一盞燈熄滅后，新加坡的法庭徹底淪為一個高度封閉的、技術官僚的“無菌室”。普通公民被全盤排斥在國家正義的裁決過程之外。這種剝離導致了法律在社會學意義上的“異化”：法律不再是社群共同體道德良知的體現，而變成了高高在上的國家對社會的規訓工具。

這帶來了雙重負面效應：

• 公民責任感的退化：法律變成了報紙上的條文和政府的告示，公民不再需要在審判席上承擔決定同胞生死的道德重疊。這種制度性慣性導致了社會公共參與精神的普遍冷漠。
• 法律與道德共識的脫節：缺乏了陪審團作為中介，法律無法根據社會公序良俗的實時變化進行個案的微調。法律展現出一種精致的冷酷，它只在乎邏輯的閉環，而失去了對社會底層活生生現實的感知力。

2. 司法精英的象牙塔化與“同理心赤字”

在廢除陪審團的同時，新加坡為了確保法官群體的絕對廉潔與專業，推行了極端的高薪制（新加坡最高法院法官的年薪高居世界前列）。這種“高薪養廉”體制雖然徹底杜絕了物質腐敗，卻在客觀上人為制造了一個與社會底層徹底割裂的“司法貴族階層”。

這些法官生活在極其優渥的社區，接受著最頂尖的精英教育，長期的職業訓練讓他們習慣于法條主義（Legalism）的邏輯推演。當他們獨任審判涉及底層社會沖突、家庭暴力、精神絕望引起的犯罪案件時，往往暴露出嚴重的“同理心赤字（Empathy Deficit）”。他們能夠給出程序上無可挑剔的判決，但這些判決往往缺乏社會學意義上的溫度，無法撫平社群在個案中所遭遇的創傷。

3. 政治涉訟案件中“民意防火墻”的坍塌

這是新加坡威權司法最常為人詬病、也最無法回避的結構性軟肋。在過去數十年中，人民行動黨政府頻繁利用誹謗罪（Libel）、內安法令（ISA）或藐視法庭罪，在法院起訴政治異見人士與反對黨領袖（如著名的惹耶勒南案、徐順全案）。在這些高度敏感的政治訴訟中，起訴方（通常是政府高官）往往能獲得數額巨大的巨額賠償，直接導致反對黨領袖破產并喪失議員資格。

【有陪審團機制（如英美普通法）】

政府起訴異見者 ──> 隨機市民陪審團裁判──> 判決代表民意

（結果：法官不背負政治包袱，國家暴力與政治對抗之間有“民意防火墻”）

【無陪審團機制（新加坡威權司法）】

政府起訴異見者 ──> 高薪職業法官獨任裁判──> 判決引發社會質疑

（結果：司法直接暴露在政治聚光燈下，極易引發“國家機器御用工具”的結構性指責）

如果陪審團制度依然存在，這類案件的事實認定將交由隨機抽簽產生的普通市民來做出。無論最終判決有罪還是無罪，它都具備天然的民主合法性，政府無法操縱，公眾也會傾向于服從社群的集體決定。

然而，在沒有陪審團的新加坡法庭上，所有的裁判壓力都重壓在獨任法官一人的肩上。盡管官方不斷強調法官的絕對獨立性，但國際法律界與本地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很難不產生結構性的懷疑。廢除陪審團，讓新加坡司法失去了最重要的一道政治防火墻，使其在處理政治涉訟案件時，永遠無法擺脫“將法律工具化”的國際輿論陰影。

五、比較法視野下的東亞司法現代化路徑抉擇

支持新加坡模式的學者往往提出一種帶有文化相對論色彩的辯護：東亞儒家文化圈強調秩序、和諧與對權威的服從，西方那種帶有天然對抗性、容易引發社會撕裂的陪審團制度，并不適合東亞的土壤。新加坡廢除陪審團，正是東亞社會走向自主司法現代化的杰出代表。

然而，這一論點在當代東亞司法改革的整體圖譜面前是不攻自破的。如果我們橫向對比同樣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同樣屬于東亞發達經濟體的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就會發現它們在政治與司法現代化走向成熟時，做出了與新加坡截然相反的路徑抉擇。

• 日本（裁判員制度，2009年正式推行）：刑事重案由6名普通市民與3名職業法官共同審理，旨在打破官僚司法壁壘，引入社會常識，重塑國民對司法的信任。
• 中國臺灣地區（國民法官制度，2023年正式實施）：由6名隨機選出的普通國民與3名職業法官組成合議庭共同參與定罪與量刑，強調“讓司法照見人民的視界”，提升司法公信力。

日本與中國臺灣地區的司法改革實踐證明：東亞文化與公眾參與司法之間不存在天然的排異反應。相反，當一個社會步入發達階段、公民意識全面覺醒后，職業官僚對司法權的絕對壟斷必然會引發普遍的公眾信任危機。日、臺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不惜降低審判效率也要引入民眾參與，正是為了通過注入司法民主的血液，來修復被僵硬的法條主義拉開的法庭與民眾之間的距離。

相比之下，新加坡依然固守著1970年確立的威權技術官僚模式。在公民社會日益多元、資訊高度透明的今天，這種“將人民關在法庭大門之外”的模式正顯露出其時代的局限性。它雖然擁有極高的“生產正義”的效率，卻越來越難以提供能夠凝聚社會道德共識的、具備深厚民主合法性的“全面正義”。

結語：諸神黃昏后的現代警示

新加坡展現了一部典型的東亞實用主義國家機器擴張史。在這場演進中，效率戰勝了民主，專業技術解構了政治倫理。

新加坡通過廢除陪審團制度，極為成功地創造了人類司法史上的一個異數：它向世界證明，一個國家可以在徹底閹割司法民主、將普通公民完全排斥在法庭之外的同時，構建出一個高效率、高廉潔度、高度保障跨國資本財產權的法律帝國。對于追求絕對秩序和商業確定性的現實主義者而言，這或許是一場無與倫比的制度神化。

然而，如果我們拒絕對效率進行盲目的跪拜，如果我們堅信法律不僅僅是統治者管治社會的精致技術，更是全體公民踐行社會契約、彰顯共同體公義的道德載體，那么新加坡的這一轉身，無疑是一場深刻的、制度性的倒退。

法治如果沒有了人民的肉身參與，如果沒有了司法民主的靈魂護航，那么高高在上的法庭最終將演變成一具極其精密、冷酷且無法被人民所左右的統治機械。在那座高聳的象牙塔里，正義，終將淪為精英們自說自話的獨角戲。新加坡的模式或許在全球贏得了承認，但它留給世界關于威權司法的警示，卻震耳欲聾。

（全文完）

作者：

莊玉武律師，畢業于中國政法?學，在?龍江?播電視臺歷任?慶、牡丹江、齊齊哈爾記者站站長，前著名調查記者，曾在?東盛唐律師事務所執業；是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法律服務專業委員會刑事部副主任；曾是?龍江省海國龍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獨?董事、微博法律頻道嘉賓律師、哈爾濱市南崗區青聯法律界別主任、黑龍江省營商環境建設監督局法律專家顧問。正在或者曾擔任中食農業發展公司、外資韓國丹富仕飼料公司、美國約翰迪爾農機公司、甘南縣國稅局、哈爾濱道外區征收服務中心、中國?地保險公司等法律顧問；曾為浙商資產公司、工大集團、工大后勤集團、深圳華控賽格公司、深圳時代裝飾股份公司、哈爾濱市阿城區人民政府、哈爾濱市租車協會、深圳市福田區街道辦等提供法律服務。

莊?武律師致力于為私權吶喊，公眾號（視頻號）“比較法刑辯”“徒法不能自行”主理人，并辦理了大量重大熱點案件、刑事無罪案件、征收補償賠償、撤銷行政處罰等案件。

執業領域為高端經濟刑事犯罪辯護，征地拆遷及行政處罰案行政訴訟，重?商事訴訟等。部分案件有：王某涉嫌四起敲詐勒索全部無罪案、昆明馬某涉嫌請托型詐騙罪無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詐騙罪無罪案、劉某和季某敲詐勒索罪無罪辯護案、農墾系統維權型敲詐勒索無罪辯護案、哈爾濱殺警察案死刑被告人罪輕辯護、農墾系統曲某某涉嫌貸款詐騙罪無罪案、銀行信貸經理高某騙取貸款罪共犯的無罪辯護案、“紅通人員”孫某騙取貸款罪輕辯護案、小學生被奸殺案被害家屬代理、某虛假房產證詐騙罪被害人代理、請托型詐騙罪被害人代理；深圳寶安區某廠房征收拆遷案、江西某公路數十家居民征收拆遷案、綏芬河某公司農民工保證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深圳某上市公司違法建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黑龍江某地閑置土地處罰案、黑龍江某地城管局控制的違建控告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億元股權糾紛案、貴州某擬上市公司股權協議糾紛案等。除此之外，還代理過大量其他的刑事案件減輕處罰、緩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暫緩執行或減輕處罰等案件。

莊玉武律師獲得的里程碑意義的成就有：獲得中國第一個刑事律師調查令；創立“比較法刑辯”范式，推動中國刑事立法及刑事辯護實踐進步（比如律師調查權、被告閱卷權等），并匯通全球刑事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