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歐三大經濟體的優勢、挑戰與未來

作者：跋公

世界三大經濟體美國、歐洲與中國的發展路徑與現狀差異較大，在面對地緣政治沖突、科技競爭、制造業外流、財政赤字攀升、社會分裂加劇的現實挑戰中，誰更占據優勢？7月8日，長期專注于研究中國制造業和中美關系的學者、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王旦 (Dan Wang) 與經濟學家兼法學教授娜塔莎·薩林（Natasha Sarin）在《紐約時報》一檔播客節目中圍繞“美國經濟是否正在衰落”這一話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并從創新生態、資本和人才吸引力等視角將美國與中歐進行了比較。

盡管兩人都承認美國存在諸多問題，但也一致認為美國在三大經濟體中仍最具活力，盡管面臨赤字、法治風險、不平等和供應鏈脆弱性等問題。中國正在經歷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和社會信心方面的挑戰，歐洲則面臨創新能力不足和結構性停滯。不過，在美國建國250周年慶典之際，兩人也呼吁美國警惕自身面臨的制度風險。他們認為，真正的問題不是美國是否已經衰退，而是美國是否能夠維持和利用自身優勢。

美國是全球創新引擎，但內部風險仍在積累

兩人都認為，美國最大的優勢是其動態創新能力、雄厚的資本市場以及全球人才吸引力，尤其體現在人工智能（AI）、航空航天和半導體等領域。世界領先的AI實驗室和企業都在美國，模型訓練也在本土進行，預計將推動生產率的提升。薩林提到SpaceX近期上市造就眾多百萬富翁，也凸顯了美國在科技前沿的領先地位。這種成功也和美國的移民政策密切相關，許多《財富》500強企業都是由移民及其子女創辦。

王旦指出，很多移民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的制度環境，能夠更清楚看到美國的優勢。其中之一就是美國擁有雄厚的儲蓄和風險投資能力，能夠“賭上全部身家”押注半導體、電信設備、人工智能等變革性技術。歐洲和中國難以匹敵這種動員資本的能力。這解釋了為什么盡管美國政治存在各種問題，但美國股市仍然繁榮，美元仍是全球儲備貨幣，投資者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為巨額赤字提供融資。

▲美元通脹走勢。

然而薩林認為，美國最大的風險并非經濟基礎，而是制度基礎正在受到挑戰。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主義”可能讓外國投資者質疑法院裁決的可靠性，對技術移民的攻擊也在削弱美國吸引人才的優勢。她強調，美國政府長期存在財政赤字是最大隱憂。美國是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稅收較低的國家（在38個成員國當中位于第32位），但支出龐大，尤其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社保和醫療支出不斷擴大。目前美國赤字約占GDP的6%，未來十年可能升至8-9%，每年超過萬億美元。

薩林不認為美國擁有的美元發行權可以降低債務風險，高赤字不斷推高債務利息支出、利率，不僅增加了政府、社會融資成本，還有可能抬高民眾購房、購車等消費成本。當經濟遇到危機時，高債務意味著政府更難采取大規模刺激措施。

除了薩林提到的制度層面的問題，王旦還提到了在實體經濟層面的挑戰，尤其是供應鏈的脆弱性。以他的家鄉密歇根州為例，底特律三大汽車制造商過去幾十年持續衰退，大量制造崗位流失至美國南部地區或墨西哥和加拿大。 特朗普政府推動貿易保護政策時，中國采取限制關鍵材料（稀土、磁鐵等）出口的方式進行反制，這暴露了美國供應鏈中的弱點。

中國制造業供應鏈優勢明顯，未來經濟信心是關鍵

王旦長期研究中國經濟和制造業發展。他認為，中國正在創造許多世界領先的基礎設施和制造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正在面臨增長動力下降的壓力。

他最近在中國實地考察三個星期后認為，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越來越宜居。街道更安靜、電車全面普及（每兩輛新車中就有一輛是電動車，遠高于美國的十分之一）、地鐵網絡也在持續擴張，空氣污染大幅減少。另外，中國的新能源產業高速發展、工業機器人應用增加，AI應用也在持續推進。

▲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自由貿易區，嘉賓體驗中國汽車制造商奇瑞與西班牙埃布羅公司合資工廠的首款車型。（圖源：新華社）

然而他認為，中國最大的挑戰不是生產能力，而是社會信心。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房地產、投資、出口以及制造業的發展。但現在，這些動力正在減弱，青年就業壓力增加。房價下降也直接影響消費意愿。企業和投資者的信心也不足。

“中國消費者雖然擁有更好的商品、更便宜的服務，生活質量提高了，但對未來的期待下降了”。

總體上，中國在電池、電動車、太陽能、制造業供應鏈領域具有明顯優勢。這也是為什么一些海外年輕人通過社交媒體開始重新評價中國的發展水平。不過，王旦認為，由于移民和資本流入的限制，中國仍難以挑戰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

歐洲增長乏力不足、缺乏美國式資本市場

兩人認為，與美國和中國相比，歐洲擁有很多優勢，比如高福利、豐富的文化資源以及良好的公共服務等，但歐洲的問題是經濟增長基本陷入停滯，缺少推動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

王旦認為，歐洲缺乏深度資本市場的支撐，無法像美國那樣在半導體、AI和通信技術等前沿領域進行大力投資。而且，歐洲企業和投資者更加謹慎，重監管環境抑制了企業創新，就連安裝空調的問題都因官僚主義和文化習慣而困難重重。所以，歐洲更多是美國技術的購買者，而非創造者。

▲3月11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歐洲議會全會上講話，表示歐盟國家能源價格飆升，歐洲企業以及消費者長期以來對此叫苦不迭。

此外，歐洲在人口和移民方面也存在挑戰。疫情后歐洲經濟恢復緩慢，GDP長期徘徊在美國水平的70%左右。美國能夠通過移民持續吸引全球人才，而歐洲雖然接受大量移民，但很多移民難以融入精英階層，引發了本土反彈，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右翼民粹政黨在法國、德國等國支持率持續上升。

兩人認為，歐洲“功能失調”（dysfunction）使其難以成為美國的有力競爭者。投資者不會大規模轉向歐洲債券等資產。

總之，兩人反對將“羅馬帝國式衰落”敘述套用在美國身上。羅馬衰落持續200年，美國的問題雖嚴重，但仍然擁有其他國家難以復制的優勢，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不過，兩人認為美國不能自滿，過去250年積累的優勢（美元信用、法治傳統、創新生態、人才吸引力）需要長期維護。一個國家建立信任需要幾百年，但失去信任可能只需要幾年。如果美國能夠在AI革命、財政壓力和社會分裂疊加的時代，保持自己在制度、創新和人才等領域的優勢，美國就仍可能成為未來幾十年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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