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處傷口,反復捅打。趙一曼落到日偽手里后,最毒的一項折磨,不是把人打倒,而是讓她清醒著疼。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珠河縣小西北溝,槍聲在山溝里滾。
趙一曼率部突圍,身上已經負傷。胳膊、腿都傷了,血把衣服浸透。人昏過去后,敵人把她押走。
她那時三十一歲。
很多人記住趙一曼,是因為“紅槍白馬”的女政委,是刑場前寫給寧兒的遺書。可在那封遺書之前,她先過了半年多的關。
關口就在哈爾濱。
偽滿哈爾濱警察廳的地下室,后來成了東北烈士紀念館的一部分。趙一曼被押進去時,日偽方面最想知道的,是珠河抗日組織、游擊隊活動和共產黨人的聯絡。
她沒有說。
敵人沒有馬上殺她。
這才是更狠的地方。她身上有重傷,腿傷嚴重,日偽還要讓軍醫處理一點,留著命,繼續審。
在珠河時,刑訊已經開始。后來日本戰犯大野泰治在法庭上供述,趙一曼的胳膊和腿負了重傷,他拿鞭子幾次捅她、打她胳膊上的傷口,逼問情報。
傷口不是傷口。
成了刑具。
一鞭子下去,不是打在皮肉上,是打進已經裂開的地方。血水、膿水、舊傷、碎骨的疼,全被重新翻出來。
他還威脅她:“如果不講出共產黨的組織及其活動情況的話,我還打你的傷口,使你痛苦。”
趙一曼沒把組織說出去。
從珠河到哈爾濱,刑訊沒有停。押到哈爾濱警務廳拘留所地下室后,大野泰治繼續用木棒打她的胳膊,捅她的腿,或用手擰、打她的傷口。
這不是一陣毒打。
這是反復挑一個人最疼、最脆、最不能碰的地方下手。
地下室里,敵人問的是名單、地點、活動情況。趙一曼回給他們的,是怒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她知道自己為什么被抓。
九一八事變后,趙一曼受黨組織派遣來到東北。她在哈爾濱做工運,曾參與領導電車工人大罷工;到珠河后,又在白山黑水間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
日偽報紙怕她,也盯她。
一九三四年七月,她前往珠河縣工作。后來擔任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委員、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一師二團政委。
她在東北用的名字叫趙一曼。
在四川宜賓老家,她原名李坤泰。她還有一個兒子,小名寧兒。一九二九年出生,沒多久就被寄養。孩子再見不到母親,只剩下一張合影和一封遺書。
可那時,趙一曼還不能想孩子。
地下室里,敵人把她看成“重要人物”。他們想從她身上撬開珠河抗日力量的口子。
她越不說,刑訊越重。
因為那不需要重新制造疼痛。
只要碰一下,疼痛自己就會從骨頭里爬出來。
她沒有低頭。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趙一曼被關押在偽濱江警務廳拘留所,后被送入哈爾濱市立醫院監視治療。
醫院不是自由。
病房外有看守,身體還在敵人掌握里。但在這里,趙一曼把董憲勛、韓勇義爭取了過來。一個是看守警察,一個是十七歲的女護士。
兩個人看見的,不是一個“犯人”。
是一個腿傷嚴重、受過酷刑,卻仍然不肯吐露組織秘密的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晚,董憲勛雇來汽車,和韓勇義一起把趙一曼背出后門。車開向賓縣游擊區。
門打開了。
可只開了一夜。
六月二十九日早上,敵人發現趙一曼失蹤。下午兩點,追查到運送方向。六月三十日清晨五點,在離游擊區只有二十多里的李家屯附近,追兵趕上了他們。
趙一曼再次被抓。
這一次,敵人已經沒有耐心了。
大野泰治后來承認,他寫過關于趙一曼的報告書,稱她是中國共產黨珠河縣委員會委員,是組織以珠河縣為中心的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活動的中心人物。他在報告里提出,先治好一點,再詳細審訊;若沒有利用價值,就殺害。
那份報告,成了殺害趙一曼的基礎。
酷刑沒讓她開口,逃亡沒能成功,最后剩下的,是去珠河刑場的一段路。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趙一曼被押赴珠河縣。臨刑前,她要來紙筆,給寧兒寫信。
她寫:“母親對于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又寫:“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
手已經很難握筆。
她還是寫完了。
信里沒有求生,也沒有喊冤。她把一個母親最軟的地方放在紙上,又把一個共產黨人最硬的地方留給刑場。
那一年,寧兒七歲。
他還不知道,遠在東北的趙一曼,就是自己的母親。
八月二日,珠河縣小北門外,槍口舉起。趙一曼站在那里,身上帶著舊傷、刑傷和那封剛寫完的信。
槍響以后,紙還在。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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