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說法：偽報貿易性質通過“進境快件”“跨境電商”等進行走私

甘海濱律師

【案件基本信息】

裁判書字號：(2023)贛71刑初5號刑事判決書

案由：走私普通貨物罪

【基本案情】

2018年年初，被告人閔某甲聽說做奶粉“倒貨”比較賺錢，為謀生便開始 做代購，即幫一些掌握進口奶粉的賣家尋找國內客戶，以中間商的形式“倒 貨”賺取差價。2019年3月開始，閔某甲先后通過微信找到專門做A 國直郵奶 粉的微信名為“XXXXX” 的謝某(另案處理),以及微信名為 “XXXXXXX” “某直郵供貨商”“觀眾直郵貨商”等供貨商，談好購買價格后，閔某甲按照謝某等供 貨商的要求將虛假購買人信息，包括收貨人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等發給謝某 等供貨商，供貨商或再轉發至境外賣家，境外賣家根據買家提供的收貨信息， 按“個人郵寄進境物品”的性質，將閔某甲購買的奶粉以“進境快件”郵遞至 閔某甲提供的收貨地址。

其中，境外賣家根據閔某甲提供的85個虛假購買人信息，將奶粉折分發貨，由被告人閔某乙收貨后，存放于閔某甲三姐閔某丙的自建房內，閔某乙再根據閔某甲后期找到的買家，通過快遞發給下家。2019年至2022年，閔某甲、閔某乙逃避海關監管，以“個人郵寄進境物品”方式走私奶粉，并將走私入境的奶粉通過銷售給母嬰店等下家的方式牟利。經海關計核，上述涉案奶粉偷逃稅額共計231余萬元。

從2020年開始，被告人閔某甲通過“跨境電商”從保稅區走私奶粉、保健品等貨物。閔某甲通過向成都某公司(另案處理)提供虛假購買人信息，包括收貨人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等，偽裝為個人消費者購買奶粉、保健品等。成都某公司明知涉案貨物應當以一般貿易方式申報進口的情況下，仍通過跨境電商平臺以個人消費的名義申報稅率，共同利用優惠稅率政策逃避海關監管。閔某甲將上述奶粉、保健品等貨物在國內銷售獲利。閔某甲負責與成都某公司對接、聯系客戶、在國內銷售貨物等，被告人閔某乙在閔某甲的授意下收集、制作個人身份信息表格、收發包裹等。經海關計核，上述涉案奶粉、保健品等貨物偷逃稅額共計415余萬元。

【案件焦點】

通過“進境快件”或“跨境電商”偽報貿易性質的走私犯罪中的主、從犯如何認定。

【法院裁判要旨】

南昌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閔某甲、閔某乙違反海關法規，伙同他人偽報貿易性質走私進口貨物，偷逃應繳稅額達到640余萬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應依法懲處。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通過“進境快件”或“跨境電商”等走私犯罪中，主從犯應如何認定。涉互聯網犯罪的“進境快件”或“跨境電商”在縱向鏈條上、組織結構與組織形式上，以及罪量要素上被網絡所“分割”。

在傳統走私犯罪的網絡異化趨勢下，審理通過“進境快件”或“跨境電商”偽報貿易性質的走私犯罪，不應拘泥于犯罪人的實際到案情況，而應根據走私犯罪多環節、跨區域的實際情況，結合各個環節被告人的分工特點，根據其對犯罪所起的作用大小，進行認定。在本案走私普通貨物的共同犯罪中，閔某甲起了次要作用、閔某乙起了輔助作用，均系從犯，應當依法減輕處罰。二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可以依法從輕處罰；二被告人自愿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以依法從寬處理。據此，判決如下：

一 、被告人閔某甲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

二 、被告人閔某乙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8萬元。

案件宣判后，判決已生效。

【案件評述】

通過“進境快件”或“跨境電商”偽報貿易性質走私犯罪中，主從犯的認定具體把握以下幾個原則。

一 、綜合認定犯罪分工，要結合犯意的提起、犯罪階段的發展與全部犯罪事實考量共同犯罪中主從犯認定，不僅要考慮行為在犯罪構成中的作用、對定罪與量刑的影響，還應當結合整個犯罪事實考慮犯罪的本質和行為本身對法益的侵害程度，所以從實質上來看，對法益侵害結果或者危險結果的發生起支配作用的就是主犯。

此類犯罪模式是，早在國內貨主參與到走私犯罪前，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早已搭建完畢倉儲、發貨、報關整個犯罪鏈條，國內貨主僅需提供虛假的身份信息給供貨商，供貨商按照收貨地址將貨物拆分發貨。

本案中，不能僅局限于閔某甲、閔某乙二人之間的犯罪事實考慮主從犯認定，而應在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及閔某甲、閔某乙之間的整個犯罪事實來考慮，從該整體的犯罪事實來看，走私貨物進境的犯意并非由閔某甲引起，整體的走私犯意形成系由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主導，整個犯罪環節的組織和指揮系由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完成，對于走私普通貨物罪所保護的法益海關監管秩序直接侵害的系報關行為，該行為系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所主要支配，其對該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起支配性作用，因此從整體犯罪事實上來看，結合涉互聯網犯罪的獨有特征，一般應認定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為主犯，下游各層級過貨人、國內貨主為從犯。

二 、在以犯罪數額作為構成要件的犯罪中，不能拘泥于個案犯罪數額，要綜合考慮行為人的參與情況、犯罪數額在全部犯罪所得中的比重等考慮走私普通貨物罪以偷逃應繳稅額作為入罪標準，因境內貨主為納稅義務人，往往導致司法實踐中僅以個案中的偷逃應繳稅額作為認定主犯標準，而忽視了個案偷逃應繳稅額在整體的犯罪環節中的比重。本案中，涉及閔某甲的貨物偷逃應繳稅額在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全部犯罪行為所偷逃應繳稅額的比重很低，將閔某甲和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全部定為主犯，與其各自所參與的犯罪所偷逃稅額不相適應，因此從犯罪數額在全部犯罪所得中的比重考慮，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系主犯，閔某甲、閔某乙系從犯。

三 、認定主從犯應考慮量刑個別化與罪責刑相適應量刑個別化是建立在定罪活動基礎之上，同時考慮個案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進而根據相應的量刑政策乃至相關的刑事政策作出恰如其分的裁量。本案中，閔某甲系畢業未久的大學生，家庭條件較差，其參與走私奶粉進境程度較淺，于專業的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而言，其社會危害性更低，所參與的走私貨物入境數額顯著低于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如在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和閔某甲之間不做主從犯區分，將導致僅參與較小部分走私普通貨物入境環節的閔某甲和參與全部走私普通貨物入境環節的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的量刑差異不大，與其各自所參與的犯罪不相適應，也不利于打擊海外走私源頭，因此從量刑個別化的角度考慮，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系主犯，閔某甲、閔某乙系從犯。

綜上，通過“進境快件”或“跨境電商”偽報貿易性質走私犯罪中，認定主從犯應從犯罪鏈條的搭建、犯罪環節的組織和指揮、侵害海關監管秩序的直接實施者、國內貨主的貨物偷逃應繳稅額在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全部犯罪 行為所偷逃應繳稅額的比重、量刑個別化與罪責刑相適應等角度予以綜合考量。

（甘海濱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