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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道炯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禁毒合作雖未成為2026年5月中美峰會的主要亮點,但在雙方商定的“建設性戰略穩定”框架下,中美對芬太尼問題的承諾可能是最具實質成效的領域之一。
禁毒合作雖未成為2026年5月中美峰會的主要亮點,但在雙方商定的“建設性戰略穩定”框架下,中美對芬太尼問題的承諾可能是最具實質成效的領域之一。美方峰會簡報承認“芬太尼前體化學品流入美國的勢頭得到遏制”,體現了對2025年11月韓國釜山峰會協議執行情況的認可。兩個大國之間加強合作,將對東南亞禁毒產生重大影響。
芬太尼于1959年問世,是一種強效合成阿片類藥物,在醫療上用作止痛藥和麻醉劑,但極易濫用和成癮。這款“良藥”的“毒品”危害,最早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在美國加州出現致死案例。2010年代中期,芬太尼相關死亡病例激增,使得阻斷其跨境流通成為首要任務。美國當局認為,流入美國境內的非法芬太尼及芬太尼類似物主要源自中國。
2017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訪華期間提出這一問題,芬太尼自此成為雙邊關系中的一個突出議題,并導致美國于2025年2月1日對所有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的關稅。但事實上,中國已于2019年對芬太尼類物質實施整類管控,切斷了直接流向美國的渠道。此后,雙方禁毒政策協作轉向前體化學品、其他合成毒品以及相關的非法資金流動。
中國的出口管制制度是將受控物質列入官方目錄。該目錄規定,未經目的地國主管當局事先批準,不得放行受控物質。2025年11月,中國將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列入此前由阿富汗、老撾和緬甸組成的國家名單,該名單上的國家進口指定前體化學品,均需出口企業辦理專項出口許可。中國還在目錄上增加了13種物質。更新后的清單明確要求,中國出口商向北美運送特定前體化學品,必須獲得政府專項許可。實際上,它限制了原材料的無序流動,從而切斷了跨國犯罪組織借機牟利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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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中國公安部披露,中國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國司法部緝毒署就一起跨國販賣新精神活性物質案件開展聯合偵辦。
毒品販運是由來已久的社會經濟頑疾,其危害不分國界,也無關政治分歧。可在地下實驗室生產的合成毒品的出現,給源頭追溯帶來獨特挑戰。因此,開展國際合作以攔截非法流通,符合所有相關方的利益。
中美合作的一個長期爭議點是引渡問題。自1998年的“金魚案”以來——當時中國警方查獲一批藏匿于觀賞金魚尸體內、計劃運往美國的海洛因,該案一名嫌疑人以證人身份被移交美方——美方常以法律、政治分歧為由,擱置中方引渡逃犯請求。這種情況可能正發生變化,2026年4月,美方近年首次將一名中國涉毒逃犯引渡回中國。在特朗普5月訪華前夕,雙方在一次兩國聯合緝私行動中逮捕了三名美國人和兩名中國公民。這些進展表明,合作正從高層外交轉向機構層面的執法協同。
中美合作在東南亞“金三角”地區也取得一些成效。該區域涵蓋緬甸、老撾和泰國部分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臭名昭著的非法毒品生產、中轉和消費中心。中美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便在該區域聯手打擊販毒、鏟除罌粟種植,并取得顯著成果。進入21世紀,依托國際援助的源頭控制項目,合法的糧食和經濟作物取代了罌粟種植。這減少了鴉片供給,同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落地當地農業產業。
然而,合成毒品的出現帶來了新挑戰。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2025年5月的一份報告發現,金三角地區的合成毒品制造和販運“呈指數級增長”,且網絡運作日益靈活,精通各類技術手段。中國2025年毒品形勢報告將泰國灣確定為“源自金三角和東南亞的毒品的關鍵海上分銷樞紐”。2026年4月,中泰越三國聯合行動,摧毀了三國境內三個非法制毒工廠,逮捕了40余人。此次行動目標是依托咪酯(一種尚未列入國際禁毒公約管制的鎮靜劑)以及其他前體化學品。
中美執法的去政治化,以及雙邊禁毒行動的加強,對東南亞產生了影響。
首先,中美可借助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國際麻醉品管制局等既有多邊平臺,與東南亞各國對應機構實時共享有關前體、非法制毒設備的情報。這些平臺也為兩個大國與該地區分享更全面的禁毒專業知識提供了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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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長魏曉軍(臺上左二)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中美禁毒合作情況。
其次,針對毒品犯罪的聯合行動,也可順帶打擊其他犯罪活動。近期美國對該地區網絡詐騙的打擊表明,東南亞非法分子實施的網絡犯罪影響著美國人。2026年5月,中國、阿聯酋和美國聯合打擊了跨境詐騙活動。東盟若與中美相關部門聯手對這些詐騙中心采取行動,將大大瓦解依托毒品供應鏈滋生的跨國犯罪網絡。
第三,中美兩國在本土毒品濫用治理領域均積累深厚經驗,雙方可向東盟國家共享治理知識與實操方案,推動各國針對已知、潛在有害化學品的國內法規標準趨同。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販毒集團常利用各國管制法規差異規避國際打擊。
在禁毒領域,中美已經證明,即使高層政治議題難有突破,功能性合作也是可行的。將這種合作擴展到東盟伙伴(涵蓋藥品監管、藥學研究和執法等領域),將放大協同效應,同時也為世界其他地區樹立示范樣板。最終受益的是各國民眾乃至公共衛生安全保障水平的整體提升。
本文原載于新加坡智庫網站fulcru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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