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壓力不是免罪牌”，領導命令不能代替法定職責

“如果不簽字就別干了，開除”，當職場遭遇領導如此違規違法的命令時，你會如何選擇？是得罪領導，輕則今后不會被提拔重用，中則被免除職務被調離重要崗位，重則真的會被開除，還是明白自己的法定職責，知道簽字后將來一旦追責的法律后果，而斷然拒絕領導的命令？

近日，一則媒體報道的，2026年6月，吉林四平市中院2026年6月二審宣判的一起持續三年、涉案13人、造成7.8億元壞賬的違法放貸大案，經裁判文書網公布了裁判文書后，被多家媒體報道。

基本的案情是：這家注冊資金1億元的縣域村鎮銀行，2016年至2018年間，違規放貸52筆，其中39筆形成壞賬，損失金額1.39億元；2018至2019年，再度批量違規放貸130筆，123筆形成壞賬，損失高達4.77億元。同時，該行向多家企業違規放貸49筆，總放款額1.84億元，最終壞賬本金達1.64億元，給銀行乃至背后的公共資金造成不可逆的巨額虧損。

其中，明知道客戶已經沒有償還能力，三年間，銀行向同一批實際借款人違法發放貸款182筆，162筆形成壞賬，損失約6.2億元。

究其原因，法院審理查明，這家村鎮銀行曾歷任業務發展部總經理、分管信貸的副行長謝某，在時任董事長安某（另案處理）、行長王某的授意下，牽頭組織實施違法放貸，形成了一條上至董事長、行長，部門總經理，下到一線主辦、輔辦客戶經理，自上而下的違法放貸流水線，十余名銀行人員參與其中。

法院終審判決，謝某作為主要策劃者與實施者，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其余12名被告人因具有自首等情節，最終被判處緩刑。

案件一審宣判后的上訴狀中，時任個人信貸部總經理岳某稱，副行長謝某曾以“不簽字就別干了、開除”相威脅，自己“內心始終抗拒”但“無法拒絕”。另外，4名上訴的客戶經理也稱只是“被動配合”，本身不愿參與違法放款，請求認定為“脅從犯”，免予刑事處罰。

二審法院認為，明知領導的放款命令屬于違規違法，而僅是因為領導以職場職務崗位變動相威脅，不屬于法律規定的“被脅迫”，最多就是屬于“一定職場壓力”。

具體到本案，相關經辦人員在幾年時間里違規辦理了數十筆貸款，具有長期性和反復性。即便是領導有“不辦理就會失去工作”的語言威脅，也不屬于刑法上脅迫情形下的緊迫性、來不及逃避問題。

據此，二審法院駁回了幾人的上訴，維持了一審判決。

領導的職場壓力，不是法律責任上的免責理由

《刑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對于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其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司法現實中，脅從犯的認定標準并不統一，但被司法機關嚴格掌握，因為適用的寬泛，很容易造成犯罪同案犯中以此逃脫或減輕罪責。

有人曾經統計過，檢索出自2014年到2023年十年間上海市轄區內所有公開的刑事裁判文書，其中提及脅從犯的刑事案件有40余件，最終認定為脅從犯的僅有3件?？梢?，司法實務中脅從犯的認定和使用，都是比較罕見的，

刑法上的“脅迫”，是指行為人以惡害相通告，對他人精神上施加強制，通常表現為以惡害（如殺害、傷害、揭發隱私、毀壞財產、損害名譽等）相威脅，使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從而不敢反抗，進而違背真實意愿作出某種行為（如交付財物、屈從于性要求或參與犯罪），其核心在于對被害人意思決定自由的壓制。

在“中國審判”發表的一篇標題為“刑法中的被脅迫行為及其評價機制”的文章中，將刑法上的脅迫認定標準，主要描述為，“被脅迫人實施行為時主觀上具有不自愿性”，行為人參與犯罪活動時，受到的脅迫是否達到了失去主觀意志自由是認定的關鍵。

在法院判決書中，刑法上的“脅迫”經常被表述為，“是指對被害人進行暴力威脅、言語恫嚇等，使其產生恐懼心理，從而不敢反抗?！?/p>

在“人民法院案例庫”發布的入庫編號為2024-04-1-179-020寧某永等17人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案參考案例中，王某強等因內心懾于僅具有輕微懲戒內容的傳銷組織內部規則，就聽從傳銷組織頭目的指使對被害人進行長時間拘禁及采取捂毛巾、灌水、拳打腳踢等方式多次對被害人進行毆打、折磨并致其中一人死亡。

法院認為，“脅迫”的成立需要外部威脅的現實存在，而不是假想的、推測的存在，由于認識錯誤而推測出威脅的存在，就不能認定為成立精神強制；過于輕微的外部威脅程度不能認定為精神強制的成立。脅迫的實現應具有現實性，一方面應有緊迫性、“來不及逃避”，另一方面是行為人沒有機會和條件擺脫脅迫。

根據以上分析，銀行領導的“如果不簽字就別干了，開除”、“不辦理就會失去工作”等語言威脅，顯然不構成刑法上的脅迫。明知客戶不符合貸款條件，卻只是聽從領導的命令或是職場壓力，就放棄了法定的貸款審核條件而違法放貸，其實討好領導的成分，多于忌憚被領導處理的成分。

究竟是服從領導的違法命令，還是堅守法律規定的職業底線，終究考驗的是個人的人生抉擇

不光是上述的銀行違規放貸案，領導自己基于各種利益的考量，或是自己根本也是來自無條件迎合或是服從上級領導的需要，或是領導壓根就不明白業務流程的法律規定，而用各種施壓手段，命令一線業務人員或是分管領導，做出違規違法的業務決定，并不是職場上罕見的事情。

曾經有從業人員感慨，明知領導的要求是違法的，但還是不得不簽字，知道將來一旦查起來，自己作為經辦人是要承擔責任的，所以簽字時的手都是顫抖的。

也許，這就是某些職場混得開的代價吧！不過，所謂業內人士都會知道，任何一個公職單位或是類似體制內的管理機制，僅憑領導的個人好惡是不足以開除某人的，最多也就免職或是調離而已。

現實司法案例一再說明，僅是領導的言語威脅的職場壓力，不足以構成刑法上的“脅從犯”的減輕或是免責理由，那些將此作為“不得不”或是未來可以開脫罪責想法的，都是一廂情愿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