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船專訪·香港故事丨馮可強：“一國兩制”來路的親歷者和“改革開放”的參與者

2026年，馮可強踏入八十歲的人生關口。他的人生歷程中，不乏重大歷史節點。

1985年，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簡稱諮委會）成立時，馮可強獲委任為委員，參與為香港謀劃長遠制度并見證中英談判、回歸過渡的重要歷史時刻。

如今，由香港政策研究所任職十多年的董事暨行政總裁的職位，半退下來任研究總監，馮可強依舊穿梭于香港與內地之間，以學者和實踐者雙重身份投身大灣區融合的實踐。

在近日接受紅船融媒專訪時，馮可強談及香港數十年變遷、參與基本法起草咨詢的往事時，句句帶著親身走過時代的厚重實感。

▲馮可強（曾秀萍/攝）

粵鄉子弟落香江

家國根脈扎根心底

馮可強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父母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從廣東鄉間來港避戰亂謀生。他的父親起初經營舊衣買賣小店，后來轉行珠寶買賣。家中七個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三，日子屬安穩小康。

父親讀書不多，只有小學學歷，母親不識字，卻把最樸素的中華家風刻進子女教養。他們對馮可強兄弟姐妹最重要的啟蒙，就是重倫理、明家國、待人寬厚。他們從不強求子女走固定道路，而是放手讓七兄妹各自闖蕩。要說有什么是他們反復叮嚀的，那就是從小灌輸給他們一份對故土的牽掛。

“港英年代，教科書刻意模糊中國歷史，講鴉片戰爭只會稱‘第一、二次中英通商沖突’，刻意回避鴉片侵略的史實，通篇弱化國家概念。”馮可強回憶道。當時，學校重英文教學，教材里極少正面講述祖國，多數年輕人對內地認知單薄。但他自小偏愛讀中國文史哲和人文地理書籍，父母那份源自廣東故土的家國情懷，悄悄在他的心底扎根。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馮可強在香港大學修讀完心理學和歷史學科畢業。畢業后，他成為一名中學教師。到八十年代初，當改革開放的浪潮襲來時，他和一群友好共同成立一間顧問研究公司，并出任董事總經理。

彼時，內地剛打開國門，內地和香港兩地信息隔閡深重。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中央相關部門委托馮可強團隊研究香港政治、經濟、金融、法律、教育、貿易等制度及提供建議。他牽頭集結銀行家、律師、學界專家等分組調研，寫成多份詳實報告，為內地官員認識香港提供第一手參考資料。與此同時，公司常年在深圳、珠海開辦干部培訓班，市長、廳局級干部、國企廠長等分批前來學習現代城市與商業管理，由香港學者、專業人士和商界主管授課，再赴香港實地走訪參觀政府部門、金融和商業等機構，另外又提供函授課程，前后累計培訓上千名內地公職人員。顧問公司亦同時為內地國企提供海外市場信息和產品宣傳服務。

在那段兩地破冰交流的歲月里，馮可強常年奔走于內地各省。他一邊和香港各界人士北上建立聯系及考察發展情況；一邊把香港成熟的城市治理、市場管理經驗帶給內地，為兩地連接架起一座民間橋梁，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

親歷基本法咨詢

守護港人治港初心

1985年12月18日，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正式成立。諮委會的180名委員中，覆蓋了香港工商、法律、教育、勞工、傳媒、社團、學界等各個領域，年齡跨度從22歲至80歲，由各界團體推舉、選舉產生。諮委會因此成為當年香港覆蓋面最廣、代表性最強的民意匯集平臺。

彼時，中英談判牽動全港人心，不少港人因之前接受的片面信息對回歸心存疑慮，甚至萌生了移民念頭。在這關鍵時期，諮委會不分晝夜分組研討，收集各行各業的訴求。馮可強曾以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會長身份，牽頭組織一系列的專業人士公開座談會，并把大家的意見匯總成一本厚厚的意見書遞交給了中央和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參考。

馮可強記得，諮委會各小組開會過程并非一團和氣。工商界人士關心自由經濟、資金出入境自由；法律界人士的關注點在原有司法體系的保留；勞工、基層代表則關注民生福利與參政管道。不同界別的訴求差別有時相當大，例如在政制發展方面，但他們通過反覆的討論,逐步放下分歧、互相體諒，只為給香港定下一套能支撐長久安穩的制度框架。

談及當年眾人合力爭取的核心共識，馮可強直言，“港人治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長期不變、法律金融體系維持獨立”這幾條核心主張，最終完整寫入條文，也是當年李嘉誠、霍英東、查良鏞等各界委員共同推動并達成的最大共識。

回望三十余年基本法的落地實踐，馮可強感慨這部法律最大限度地兼顧了國家主權與香港獨特優勢。正是因此，當年不少移民海外的同胞，后來陸續選擇回港發展。

當然，現實中也出現過不少認知偏差。后來一部分人片面放大“高度自治”，弱化“一國”這個根本前提，把兩制割裂看待，只談香港自身權益，忽視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底線，這也是后來社會風波滋生的深層根源。馮可強坦言，當年咨詢討論時一眾委員早已達成共識：高度自治絕非無限自治，一切前提是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國家主權不容稀釋，23條、國家安全相關條文，從一開始就寫入頂層設計，只是長久以來社會對基本法普遍認識不足，不少香港市民未能完整讀懂整部基本法的完整邏輯，亦有人故意歪曲解釋基本法的條文。

回看兩場風波

剖析殖民思維

在談到2014年“占中”、2019年“修例”這兩場風波時，馮可強的剖析客觀通透，不回避深層歷史根源。

“港英統治百年間長期推行去國教化教育，直到中英談判啟動，才倉促推出選舉相關安排，實則是刻意培植偏向西方的本地群體，埋下觀念分裂的伏筆。”馮可強直言不諱地說。

因為生長于香港，馮可強對殖民文化了如指掌。殖民時期表面標榜自由，實則嚴控批評英國統治的言論，不存在真正普選；回歸前后，西方價值觀、單一西式民主敘事長期滲透年輕群體，不少年輕人從小到大缺少系統國民教育，很少親身走進內地，只通過海外媒體接收碎片化負面信息，對國家發展、傳統文化缺乏直觀認知。

“一些原本可以理性溝通的朋友，后來理念越走越遠，走到鼓吹分離、依附外部勢力的地步，我實在難以認同。”馮可強明確表示。在他看來，合理訴求、針對治理的中肯批評完全有存在空間，但一旦走向否定國家主權、寄望外部干預、制造社會撕裂，就逾越了底線。國安法的落地，是補上了長久缺失的安全屏障，是彌補“一國”缺位帶來的治理漏洞，目的并非壓縮正常輿論討論空間。

馮可強也坦誠地認為，當下仍有部分人刻意曲解國安法。這些人只截取國安法條文中關于自由的部分片面宣傳，刻意回避主權與安全義務，從而制造不必要的恐慌。近年來，推進姊妹學校、內地研學、國民通識課程，正是對癥下藥，讓青少年親身看見內地真實發展，補上缺失的國家認知一課。

“如今，每逢假期大批香港年輕人赴深圳消費、往來大灣區，日常生活的交融，正在慢慢消解過往隔閡。”對這種變化，馮可強頗感欣慰。

愛國不在口號

而在行事與本心

基本法制定時明確寫入“港人治港”，如今又確定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對二者之間的邊界，一些香港市民不甚了解。針對這一問題，馮可強給出了一套兼具傳統文化與現代制度邏輯的解讀。

在馮可強眼中，愛國第一層根基是文化認同：認同中華傳統倫理，珍視中秋、春節等共同習俗，重視家庭關系，理解中華民族家國一體的價值底色。這份認同不分地域，海外華人亦共通。

第二層是制度層面的理性認同：認可國家主權框架，允許對治理短板提出建設性意見。

“批評應當以謀求進步為初衷，而非全盤否定、依附外部勢力對抗本國。”馮可強如是說。他并不排斥尖銳批評，而是注重區分批評者的立場——是站在中國人身份建言，還是借外部力量謀求撕裂。

對于當下兩種極端現象，馮可強保持審慎反思。

一類人終日高喊愛國口號，行事卻只謀求個人商業利益，遇到國家需要時不見實質擔當。馮可強認為這類人“屬于表層化、功利式愛國”。另一類人盲目排外，看見外來文化、外國商品便扣上“不愛國”帽子，否定各國文明可取之處，陷入狹隘極端。

“真正愛國不必日日掛在嘴邊。”馮可強說，“內地許多科研工作者默默深耕，很少說激昂口號，卻以工作成果助力國家發展，這才是實在的家國擔當。”

他進一步補充道，中華文化自古包容——從敦煌融合多個古代文明，到歷代吸收外來技術制度，現代化同樣需要平等看待各國長短。看清我國AI、高端產業尚存差距，主動學習先進，才是大國應有的開闊胸懷。

在馮克強看來，香港作為國際窗口，保留國際化優勢應成為共識。

香港發展新路

以智庫與大灣區協同破局

疫情過后，香港復蘇緩慢，為此不少市民心生悲觀。

在談到這一問題時，馮可強從政策研究視角提出清晰思路。“香港不能再固守早年單一窗口思維，內地產業全面崛起后，必須重新找準自身定位。依托頂尖高校的科研能力，把實驗室留在香港，產業化落地深圳等大灣區內地城市、北部都會區、河套園區，形成政產學研金的大灣區對接聯動。”他說。

作為一名研究者，馮克強深知“金融、法律、國際文化交流是香港固有長板”。同時，他也看到了社會治理中“對智庫、宏觀長遠政策研究扶持力度不足”的短板。

針對“長板”優勢，馮可強認為，香港要主動對接國家五年發展規劃，融入整體發展大局。針對“短板”，他主張“加大對學界和民間智庫扶持，吸納更多專業研究者為城市長遠規劃提供多元方案”。

與此同時，馮可強不主張全盤否定港英時期留下的治理經驗。“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本就是保留香港適配國際的制度優勢、開放包容的城市氣質，取其所長、融入國家發展，而不是非黑即白地割裂歷史。”他說。

馮可強清晰地看到，香港的獨特價值，在于連通內地與全球，雙語環境、海外人脈網絡、成熟國際規則體系，都是不可替代的橋梁。

結語：文化要現代化

城市要常開放

在八十年歲月中走過香港街巷，又用半生時間往返兩地，擁有這一經歷的馮可強始終抱持一份溫和樂觀。

馮可強認為，中華傳統文化不是僵化古董，需要結合現代社會賦予新內涵；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兼容并蓄才是中華文明綿延千年的底氣。

在香港走到回歸三十周年節點，過往的風浪提醒所有人：“一國”是不可動搖之根，“兩制”是繁榮發展之翼。當年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匯聚工商、學界、政壇各界百余位前輩，以包容協商定下城市制度根基；如今新一代年輕人更要多走進內地、多平視世界，放下偏見與割裂，以包容、務實之心看待自身身份、城市前路，香港才能持續發揮獨特作用，與祖國同步穩步向前。

馮可強簡介：

馮可強，香港公共政策研究學者。香港大學人文學科畢業，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一眾友好組建顧問研究公司并出任董事總經理，受中央相關部門委托主持香港制度系列研究。1985年起擔任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參與回歸過渡期制度設計咨詢。近十多年來擔任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行政總裁及研究總管;曾四度擔任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負責人，并為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創辦人之一。半生致力于內地與香港交流、城市治理研究與政策咨詢工作，為連接兩地的民間橋梁。

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介紹：
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簡稱諮委會）成立于1985年。諮委會180名委員覆蓋全港各行各業，商界、政壇、文教領域一眾家喻戶曉的香港名人皆位列其中：

工商界有李嘉誠、霍英東、包玉剛、黃保欣。

政界與專業界有董建華、梁振英、譚惠珠、鄧蓮如、鍾士元。

文教傳媒領域有《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金庸），勞工界代表譚耀宗，社會服務界林貝聿嘉，還有范徐麗泰、蔡素玉等后來深耕議會、社會公益的前輩。

委員隊伍里甚至包含外籍人士、港英公務人員、不同立場社團代表，兼顧多元聲音，不設單一立場門檻。

采寫：朱順忠 張玲梅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