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如何講好“共同性”這個故事？

博物館作為保存、研究、闡釋和傳播人類文明的公共文化機構，既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的史料場域，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空間。博物館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須錨定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高度，在充分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揭示各民族在“三交”進程中形成的共同歷史記憶、文化符號、制度經驗和價值追求等，將抽象的共同體理論轉化為可見可感可思的公共文化知識。

▲民族文化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石建杭 攝

從學理上看，博物館“共同性”知識生產至少包含以下三重學理維度

歷史實證反映深層邏輯。博物館“共同性”知識生產不是根據歷史事實簡單排列文物，而是通過研究闡釋并揭示文物之間的內在關聯，讓觀眾在展陳中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深層邏輯。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各民族在“五個共同”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的民族實體。博物館要以文物、古籍、遺址和考古成果為基礎，建立能夠相互印證的物證體系。比如，邊疆地區出土的中央政權頒賜印信、簡牘文書、錢幣度量衡、典籍殘片、交通和宗教藝術遺存，直觀反映了中央王朝與邊疆地區的制度聯系、經濟往來和文化交融，印證中國歷史上大一統格局從來不是單向度的政治統合，而是多民族共同參與、持續互動、雙向認同的結果。

▲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現場。石建杭 攝

整體敘事是核心原則。既往展陳中，往往容易出現兩種偏差：一是過度凸顯地方性與族群性，將各民族敘事呈現為割裂的碎片，消解了共同體的整體性；二是過度強調一體性而忽略多元互動的具體過程，導致共同體敘事淪為空泛的抽象表述。中華民族共同體主題展覽要科學把握多元與一體、差異性與共同性的關系，既要呈現服飾、節慶、歌舞、飲食等各類外在的文化形態，更應深入挖掘這些文化形態如何在遷徙、貿易、婚姻、信仰和日常生活中實現嵌合，匯聚形成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華文化，形成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要將制度史、社會史、文化史、生活史敘事整體貫通起來，完整清晰呈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軌跡。

公共轉化是關鍵中介。理論成果經過系統化敘事轉譯，才能成為普通觀眾可理解、可共情的公共知識。為此，博物館“共同性”知識生產需要在學術嚴謹性與大眾傳播性之間建立適配轉換機制：在內容設計上，從觀眾熟悉的歷史常識切入，降低認知門檻；在空間敘事上，統籌文物、圖像、文本、聲音與互動媒介，使之共同服務于核心敘事；在話語表達上，避免概念堆砌與口號化表述，要以準確、平實且富有層次的語言闡釋文物承載的歷史關聯。數智時代，要警惕炫技替代歷史闡釋的傾向。數字地圖、三維復原、沉浸影像與智能導覽等技術手段，只有嵌入清晰的價值導向與敘事邏輯，才能成為觀眾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有效工具，數字技術一旦脫離核心內容邏輯，便極易淪為淺表化的感官體驗，消解“共同性”知識生產的深層價值。

從實踐上看，博物館推進“共同性”知識生產、實現社會價值，需要重點加強以下幾方面工作

敘事范式從文物展示向關系闡釋轉換。傳統展覽多以時代、地域或門類為基本框架，重在說明文物本身的年代、材質、工藝和審美價值。中華民族共同體主題展覽則需要進一步呈現文物中蘊藏的各地制度聯結、各民族文化交融和價值共享等歷史信息。如，清代《御制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滿、漢、蒙古、藏四體合璧碑銘，既反映了我國豐富的語言文化景觀，也反映了各民族以中央政權為凝聚核心的溝通機制。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尊、罍（léi）等禮器，體現了蜀地對商代中原禮制的吸納、對中原文化的主動認同。博物館應通過跨區域、跨學科研究，把散落各處的材料串聯利用起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提供更豐富的物證支持。

▲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現場。石建杭 攝

把扎實的學術研究化為內容根基。沒有“共同性”知識生產意識，文物就難以進入共同體敘事。沒有深入研究，展覽就容易停留在材料拼接的層面。博物館應主動加強與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藝術學等學科領域的合作，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關鍵問題，重視體現“五個共同”的實物證據和文獻材料，并將其作為長期的基礎性工作開展研究。

以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價值指向。博物館應加強場館建設與文物活化利用，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筑牢文化根基。博物館不能只展示“有什么”，還要講清楚各民族“如何共同擁有”“如何共同創造”“如何共同傳承”等歷史敘事。要通過展覽設計與展示，讓文博場館成為傳播民族團結故事、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陣地，引導各族群眾在沉浸式參觀、互動式體驗中感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在日常生活中用心用情守護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古籍展現場。石建杭 攝

把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全面融入公共教育體系。面向青少年群體，博物館可通過研學課程、非遺工作坊和館校合作等方式，將文物與傳統技藝所承載的歷史知識轉化為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教育的有效資源。面向社會公眾，可采用問題引導、情境體驗和討論式教育，使觀眾在理解史實的基礎上形成價值判斷。面向國際社會，應堅持“請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以文物為媒介，開展對外宣傳和國際交流活動，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建立閉環式反饋機制。展覽是否真正促進了公眾理解，是否增強了觀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和認同，不能僅憑參觀人數和傳播熱度判斷。博物館應逐步建立面向各類群體的反饋機制，通過問卷調查、訪談、數據分析等，了解觀眾在觀展前后的認知變化、情感反應和理解難點，用以進一步優化展覽策劃、講解教育和傳播設計，形成研究闡釋—展覽傳播—社會反饋閉環。

總之，在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推進博物館“共同性”知識生產，要求立足物證，向公眾講清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內在邏輯。要將文物研究、展覽敘事、公共教育與社會傳播貫通一體，讓博物館成為連接歷史與現實、溝通學術與大眾、推動認知與認同的重要平臺，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貢獻更為堅實、系統的文博力量。

（作者單位：民族文化宮）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牛銳　海寧

制作 | 石建杭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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