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演講，美國廢奴者問7月4日，奴隸制爭議上桌

美國這些年是如何慶祝獨立的，美國革命250周年紀念活動將于7月4日正式全面展開，相關籌備計劃近來在美國受到媒體密切關注。其中一個反復被討論的問題，是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這種關注背后，是外界認為特朗普正試圖將這一紀念活動納入自己的政治議程。尤其引發議論的是，據稱特朗普政府將國會于2016年設立、無黨派性質的“美國250”委員會邊緣化，轉而扶持與之競爭的“自由250”組織。

看起來，250周年紀念已經成為一處激烈爭奪的政治場域。。這并非全無先例。正如歷史學家邁克爾·哈特姆在2024年出版的《“76”的記憶》一書中所說，美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圍繞美國革命的教訓和遺產爭論不休。這種爭論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晚期，當時美國政治開始呈現出一些今天人們已十分熟悉的對抗性特征。

1790年代，這類爭論主要發生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領導的聯邦黨人與托馬斯·杰斐遜領導的民主共和黨人之間。聯邦黨人希望重建與英國的關系，因此在7月4日的慶祝活動中，往往更強調秩序和強有力的政府。

而對民主共和黨人來說，這一紀念日則提供了一個機會，用來批評他們眼中聯邦黨人對英國的效忠。因此，7月4日的紀念活動常常帶有鮮明的黨派色彩。

此后幾十年里，圍繞7月4日的競爭性詮釋反復出現，尤其是在19世紀50年代，當時美國南北之間的地區緊張局勢不斷加劇。奴隸制正是這些緊張關系的核心。對非裔美國廢奴主義者而言，《獨立宣言》所闡述的理想，為他們批判南方奴隸制這一罪惡提供了有力武器。最典型的例子，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52年的一場演講。他尖銳地發問：“7月4日對于奴隸意味著什么？”

1861年內戰爆發后，圍繞7月4日的南北分歧進一步加深。許多南方白人甚至把南方在聯邦中的處境，與北美13個殖民地在大英帝國中的地位相提并論。按照這種看法，正如美國殖民者曾認為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統治帶有壓迫性，并將征稅和限制性立法歸咎于他一樣，南方也同樣受到北方壓迫，因為北方拒絕容許奴隸制繼續擴張。

歷史學家保羅·奎格利指出，通過建立這種聯系，這些南方人借助7月4日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的美國人，而北方人是叛徒”。這是一種借1776年的記憶為脫離聯邦辯護的做法。而時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的看法則完全相反。在他看來，真正繼承7月4日理想的是聯邦本身。

到了1876年美國獨立百年紀念之際，圍繞革命歷史的爭論仍在繼續。那次紀念活動發生在經濟衰退時期，也接近所謂“重建時代”的尾聲。那一時期，聯邦政府一方面讓南方各州重新加入聯邦，另一方面也試圖保障此前被奴役者的權利。

對一些北方白人而言，百年紀念被視為推動與南方和解的機會。其結果之一，是非裔美國人在革命中的貢獻被邊緣化，而黑人社群也積極對此提出抗爭。

在波士頓等城市，當地精英試圖主導7月4日紀念活動的做法，也引發了新近移民和少數族裔群體的反彈。他們決心確保自己能夠被納入紀念敘事之中。正因這些角力，歷史學家杰克·諾伊將1876年的百年紀念形容為一個“尚未和解國家在地區、黨派和種族層面的深刻分裂”的時刻。

1976年兩百周年紀念。與100年前相似，1976年的紀念活動同樣發生在一場極具撕裂性的沖突之后，那就是越南戰爭。也與19世紀70年代相似，這一紀念活動展開之際，美國正處于經濟不確定時期。1973年，中東產油國實施石油禁運，引發石油危機，隨后很快出現經濟衰退，并持續到1975年。

當時，負責籌辦200周年紀念的“兩百周年委員會”甚至被指存在腐敗問題，并被認為與尼克松政府的活動有關。該委員會于1973年被解散，改由一個名為“美國革命兩百周年管理局”的新機構取代。因此，兩百周年紀念同樣是一次充滿爭議的周年活動。紐約、費城和華盛頓都舉行了備受矚目的大型活動，其中一些活動有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出席。

經歷越戰時期的社會動蕩，以及“水門事件”引發的政治危機——這一事件最終導致理查德·尼克松于1974年辭去總統職務——許多美國人在愛國主義懷舊情緒中尋求慰藉。這次周年紀念甚至引起海外關注。英格蘭北部蘭開夏郡的沃頓村，因為與喬治·華盛頓家族淵源深厚，還專門舉辦了為期10天的慶祝活動。

但在其他地方，200周年紀念再次暴露出美國國內的分裂。左翼方面批評活動過度商業化。歷史學家杰西·萊米什就把大量相關產物稱為“兩百周年商業化產物”。

在美國一些城鎮和城市，紀念活動同樣顯露出社會失和。比如在波士頓，這一周年紀念就與當地圍繞學校取消種族隔離的緊張局勢糾纏在一起。

在美國，革命歷史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角力場，尤其是在黨派政治尖銳對立、社會動蕩和經濟前景不穩的時期。從這個角度看，250周年紀念與此前幾次重要紀念活動有著許多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