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提起延安，不少人都覺得它始終一窮二白、全靠外部救濟，可事實上黨中央在延安后期不光解決了吃穿用度，還建起了能自我造血的經濟體系，那延安經濟咋實現逆轉的？又給建國后留下了啥經驗？本期就帶大伙揭開真相。
1935年中央紅軍落腳陜北，這兒是實打實的貧瘠高原，耕地零散稀缺，人煙稀稀拉拉，想擴充兵員都難找到合適的人，糧食物資沒著落，黨內攢的家底很快耗光，沒辦法只能向兄弟部隊借錢周轉，最后靠陜北本地籌糧和東征戰役的繳獲戰果，才勉強渡過了最兇險的生存關。
等國共二次合作后，黨終于騰出手來解決陜北的民生難題。當時陜北勞動力實在短缺，就推行起“精兵簡政”和“兵農一體”的政策，讓部隊里的人一邊練兵一邊種地。
1938年正式啟動大生產運動，把留守的軍隊編成一個個生產隊，拉到南泥灣、槐樹莊這些荒灘野地墾荒。還專門開表彰大會，給那些種糧多、紡線快的能手發獎狀、獎農具，大伙一看干得好有實打實的好處，都卯著勁往前沖，連機關干部也扛著鋤頭下地，慢慢就把墾荒自救的路子鋪了開來。
1941年國民黨突然掐斷延安的外部補給通道，可這時候的延安早不是當年缺糧少藥的陜北小根據地了。安塞茶坊兵工廠里機器轟隆，從原先只能修舊槍械，到能造步槍、手榴彈，連發射火藥都能自產，前線軍工物資再也不用靠外面接濟。
山溝里修起水渠引河入田，還挖了好幾處煤礦，燒飯取暖、工廠開工的能源都有了著落。
城里的造紙坊、紡織廠也開了工，工人們用本地麻紡線織布，造出的粗布夠軍民做衣服，印報紙、辦公用的紙也不用外地運，肥皂、火柴這些小物件本地工廠也能造，完全頂得住封鎖的壓力。
日子穩當后，延安的收入來源也慢慢湊成了三大塊。
先是農業稅，一開始收公糧，后來改成累進稅，誰家收成好、家底厚就多交，家里幾口人都吃不飽的就少交或是免交，陜北老鄉們也覺得公平，交糧都挺積極。
再就是國有工廠的盈利，占了財政收入的四成，比農業稅還多，茶坊兵工廠造的步槍、手榴彈能支援前線換經費，紡織廠織的粗布除了自用，還能賣給周邊換錢，連造紙廠印的本子都能賺點小錢。
還有三邊的鹽業貿易，那邊的鹽池產的鹽質量好，大伙把鹽裝在麻袋里，用毛驢馱著運到關中、山西，換回來糧食、藥品，還能換些銀元，足夠給部隊發餉、買物資，一來二去就形成了自我循環的路子。
延安這套經濟模式的路子，建國后一直被沿用下來。當初的兵農一體，后來催生了新疆建設兵團，幾十萬官兵拖家帶口去了新疆，一邊戍守邊境線，一邊墾荒種地、開工廠搞養殖，把大片戈壁灘改成了能種小麥棉花的良田，還幫著當地老百姓搞生產，帶動了新疆的發展。
還有延安時期的公糧制度，建國后繼續推行，抗美援朝時靠征上來的公糧給前線部隊送口糧，工業化建設初期，也靠公糧保障城市工人的吃飯問題，一直到2006年才正式取消農業稅。
另外，當時國有工廠盈利支撐財政的做法，后來發展成工商稅體系，現在這已經是國家財政的核心支柱，養著幾百萬公職人員，還支撐著教育、醫療這些民生項目。
說白了，延安哪是一直一窮二白？就是靠著因地制宜，盯著本地的地、工廠和鹽池實干，才從缺糧少錢熬到了自給自足。
所謂“窮”從來不是枷鎖，反倒是逼著手底下出活路的勁兒。
放到今天也一樣，別被眼前的難困住，找對路子踏實干，就沒有翻不過的山，這就是延安給咱們留的最實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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