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士兵回憶：曾殘害八路軍戰士，他的頑強讓我們敬佩

“一個人，在密不透風的碉堡里，被毒氣熏得眼鼻全流，還能咬牙站著一動不動，他到底是怎么撐住的？”多年以后，參與過山西軒崗毒氣實驗的日本軍官菊地修一，在戰俘營里寫下這句疑問。對他來說，那不是一個普通的俘虜，而是一塊被毒氣、刺刀和恐懼共同圍攻卻遲遲倒不下去的“鐵石”。

有意思的是，這段被他反復回憶的情景，并沒有發生在什么大會戰的硝煙里，而是在一座偏僻的小鎮碉堡中完成。地點不顯眼，人物也沒有姓名，卻恰好折射出侵華戰爭中最冷酷的一面：化學武器、非人道實驗，以及不肯低頭的抗日戰士。

要理解那天發生的事，離不開更大的背景。進入20世紀30年代，雖然國際社會早已通過條約限制化學武器，但在實際戰爭中，化學武器并沒有真正從戰場消失。日軍在侵華過程中，多次秘密動用毒氣，對戰場和俘虜進行試驗。山西省崞縣軒崗鎮的這場實驗，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發生的。

一、戰爭中的“冷兵器”：毒氣與條約的擠壓地帶

1930年代，世界上主要列強大多加入了《日內瓦議定書》，名義上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氣等化學武器。紙面上的承諾看起來莊嚴，戰爭一旦打響，一切卻變得曖昧起來。

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為了壓制抗日武裝，多次嘗試化學武器。與大規模戰場投放相比，一些部隊更傾向于“試用”和“測試”，包括在封閉空間內觀察毒氣對人體的實際效果，這種方式既隱蔽，又便于收集數據。

菊地修一所在的獨立混成第3旅團獨立步兵第7大隊，就屬于這種“被選中”的部隊之一。對上級而言，山西的局部戰場不過是整個侵華戰爭中的一環，卻被用來作為試驗毒氣效果的“現場實驗室”。在軍事報告里，這些內容往往被概括成“化學兵器效果驗證”，實際落實下來，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被關進密閉空間，被當作一次性消耗的試驗品。

不得不說，這種做法本身就說明了一件事：當科技與戰爭綁在一起，最先被犧牲的，往往不是資源，而是人。條約仍在，墨跡未干，戰場上卻出現了另一套“默契”——只要不被大規模曝光，只要不影響國際輿論，化學武器依然可以被悄悄使用。

二、軒崗鎮碉堡：一場“實驗”是如何開始的

1939年5月上旬，山西崞縣軒崗鎮。這個地名在當時的作戰圖上只是一個小點，卻被日軍選作駐地和補給點。菊地修一，那時是獨立步兵第7大隊第3中隊的少尉小隊長，直接聽命于大隊長宮崎中佐。

一天傍晚，大隊部下達命令：從看押俘虜的地方，把一個八路軍戰士押到指定碉堡。執行命令的人，包括菊地在內，并不知道一開始要干什么，只被告知“軍醫官要做化學試驗，需要活體對象”。

這個被挑出的俘虜，是不久前在附近戰斗中被捕的八路軍戰士。此前，他經歷過長時間拷打，卻一直沒有交代部隊番號、上級姓名以及聯絡路線。對日軍來說，他被視為“頑固分子”，對上級來說，正適合作為實驗對象。

碉堡原本是日軍為防御修筑的火力點，墻厚、射孔少，密閉性很好。那天，碉堡入口被臨時加裝了木板和帆布，用鐵絲和木楔固定，只留下小小的觀察孔和投放毒劑的管道。小林軍醫官檢查了幾遍，確認沒有明顯縫隙后，才示意可以“開始準備”。

八路軍戰士被推入碉堡前，雙手已經被捆住。有人想強迫他跪下，他只是冷冷地站著不動。押送的日軍士兵不耐煩，用槍托在他后背狠狠捅了一下，嘴里嘟囔了一句：“進去，老實點。”戰士轉過頭，盯著其中一個人看了兩秒，并沒說話。

戰士只是回了一句：“你們遲早會走。”一句話，說得并不高，卻讓在場的幾個人一時間愣了一下。隨后，沉默被命令打斷，他被推入碉堡，門被關死，外面的鐵栓緊緊扣上。

三、“實驗對象”的身體反應與堅持

毒氣投放開始時，碉堡外的日軍全部戴上了防毒面具。小林軍醫官負責開啟毒劑容器，讓氣體沿著管道慢慢灌入碉堡內部。菊地站在一旁，用手用力按緊面具邊緣，生怕漏進一絲氣體。面具勒得太緊，他的耳后和下頜被壓得生疼，說話都困難。

通過觀察孔，可以模糊看到碉堡內部。剛開始，那名八路軍戰士還站在原地，背倚著墻。氣體擴散后，他很快開始咳嗽，胸腔急劇起伏，眼睛急速流淚，下巴微微發抖。他嘗試靠墻稍稍抬頭，似乎想讓氣體不那么集中地沖進鼻腔，但空間太小，空氣早就被污染。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他的眼睛被刺得幾乎睜不開，睫毛被淚水黏在一起，鼻涕和口水已經分不清。氣體刺激呼吸道，每一次呼吸對他來說都像刀子劃過。可以想象，喉嚨仿佛被灌進火焰，胸腔像是被粗砂不斷摩擦。

他搖晃了幾下，卻仍舊沒有倒下，只是一點一點沿著墻滑坐到地上。手被反綁，無法擦眼，只能把頭偏向一側，拼命用嘴大口喘氣。毒氣刺激下，咳嗽越來越劇烈，有幾次甚至咳到幾乎窒息，可他強行撐了過去。

菊地后來回憶，當時有人低聲嘀咕：“這人怎么還不倒？”小林軍醫官則盯著內部反應，記錄時間，計算“從投放到坐倒”的間隔。他們想知道，這種劑量下，被試者能堅持多久，會出現怎樣的癥狀。

在碉堡內，這名戰士已經分不清時間。他只知道喉嚨灼痛，胸口像被壓上巨石，頭腦時清時昏。每當意識模糊時，耳邊傳來模糊的腳步聲和說話聲，似乎有人在外面看著。那一刻，他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只能努力抬起頭，用對方看不到的表情告訴自己：不能在他們面前倒下。

有一次，他突然劇烈抽搐，身體側倒，側臉重重磕在地面上，發出悶響。碉堡外，有日軍士兵低聲說：“倒了？”小林軍醫官卻仍然觀望，過了幾十秒，這名戰士又緩緩挪動了一下身體，似乎想再次撐起來，至少讓自己不完全趴倒在地。

這種反復，在那個密閉空間內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毒氣并沒有像部分日軍預想的那樣“迅速結束一切”，反而讓所有在場的人看到了一個人“慢慢被熬到極限”的過程。對執行者來說，這不過是一份冷冰冰的時間記錄，對被折磨者而言，卻是一次又一次與生理本能的較量。

四、頑強從何而來：八路軍戰士的精神支撐

從外部看來，這名戰士不過是一個普通俘虜，穿著破舊軍裝，被打得傷痕累累。但是，他在毒氣中的堅持，并不是單純的“硬氣”，背后有更深的原因。

試想一下，一個基層戰士在入隊、參加戰斗之前，多次被告知：一旦被俘，要咬緊牙，不許說出組織情況；一旦開口，可能給整個連、整個團帶來損失。這樣的要求反復出現，配合周圍戰友的示范和集體輿論，會慢慢滲入個人意識。

所以，在軒崗鎮的碉堡里，支撐這個戰士的不只是“個人倔強”，更是他在加入部隊后的那一套“紀律觀念”。他知道，如果說出陣地、聯絡點、上級姓名，那些還在山溝里轉移的戰友，有可能被包抄，有可能被包圍殲滅。這種預想，在毒氣涌入的那一刻，變成一種讓他無法說出“求饒”兩個字的壓力。

八路軍在抗戰中之所以能長期堅持，除了戰術靈活之外，還依賴戰士的這種“精神防線”。很多俘虜審訊記錄都顯示，日軍常常抱怨八路軍俘虜“不老實”、“難對付”，原因就在于這些人已經習慣把“保密”和“頑抗”當作戰斗的一部分。

碉堡里的這名戰士沒有留下姓名，卻在日軍的筆記里留下了一串冷冰冰的字：“某月某日，八路軍俘虜一名，毒氣試驗，中度劑量，持續約一小時以上，仍有反應，最終停止動作。”字里行間看不到他的神情，只能從那些描述中隱約感到，他在極端痛苦中，還是盡力讓自己撐到最后一刻。

五、菊地修一的目擊與心理裂縫

站在碉堡外的菊地修一，表面上只是執行命令的一環：看守、記錄、保障實驗過程不被打擾。他戴著防毒面具，看不到自己的表情，看得到的是俘虜緩慢的掙扎。

毒氣作用到一定階段，小林軍醫官示意停止投放，等待內部反應。碉堡里那個人幾度倒地，幾度掙扎，終于在某一刻徹底失去支撐，身體無力地癱在地上，很久沒有動。外面的士兵互相看了一眼，有人說：“差不多了吧。”

碉堡門被打開的一瞬間，殘余氣體緩緩散出。日軍士兵又一次確認防毒面具密封，才小心翼翼進去。那名戰士被拖出來時，臉色浮腫，眼瞼通紅，呼吸已經極其微弱，卻還沒有立刻斷氣。有人試圖用日語罵了句，踢了他一腳，他僅僅皺了一下眉，沒有發出聲音。

這時，大隊長宮崎在場。他看了幾眼，吩咐：“結束他。”隨后，一個日本士兵拔出刺刀，站到戰士身旁，刺向胸膛。刺刀拔出時血并不算多，顯然此前毒氣已經嚴重破壞了他的生命機能。有人又補刺了幾下，確保他不再動彈，這具身體才安靜下來。

多年以后，在戰俘營的交代材料中，菊地寫道，那一幕給他的沖擊比戰場射擊還要大。戰場上，敵人和自己互相開槍，誰倒下被認為是“戰斗結果”；軒崗碉堡前，他清楚地知道，眼前這個人被關進密閉空間，手被綁住，沒有武器，被動承受毒氣和刺刀，連反擊的機會都沒有。

他曾問過小林軍醫官：“這么做，有必要嗎？”軍醫官只是淡淡地說：“這是上級命令，我們要了解武器的效果。沒有準確數據，戰場上會有更多人死。”

從字面上看，這番解釋像是一種“科學化”的合理化語氣。可在具體場景中，一個人的面孔，一個人倒地前的反復掙扎，會在心里留下裂縫。菊地后來在別處作戰，偶爾會在夜里想到那個碉堡，想到那雙被毒氣刺得幾乎睜不開，卻還在努力抬起的眼睛。

這段記憶沒有讓他立刻反叛軍隊，他依然在日軍序列中繼續作戰，一直打到1945年日本投降。只是，這塊裂痕一直存在。有人問他：“那時候你為什么不阻止？”他只能在材料里寫下：那時只是個少尉，執行命令是軍人的職責。他沒有給自己更多解釋，也沒有為自己辯解。

六、戰敗之后：從日軍少尉到國軍少將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大量駐華日軍根據戰后安排，集中、繳械、等待遣返。但形勢并沒有對所有人完全一樣。中國境內的政治力量此時正進入新的對峙階段，部分掌握技術和經驗的日軍軍官，被國民黨軍隊吸納，用于繼續內戰。

菊地修一就是被吸納的一員。憑借在炮兵和步兵上的作戰經驗，他被任命為國軍少將炮兵團長，參與指揮對解放軍的作戰。從侵華日軍軍官，到中國內戰中的國軍將領，這樣的身份轉換，對外人而言或許匪夷所思，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卻并非孤例。

對國民黨軍隊來說，這些日軍軍官熟悉地形，了解中國戰場情況，又掌握現代兵器使用，短期內可以彌補自身某些技術短板。對這些前日軍軍人來說，這是繼續保住軍人身份的一條道路。有人選擇遣返回國，有人選擇留下為國軍服務，菊地屬于后一類。

這段經歷，讓他的戰爭軌跡更顯復雜。此前，他是侵略者一方的基層軍官；戰后，他又成了中國內戰中某一方的炮兵指揮員。身份一變，槍口指向發生變化，面對的敵人卻仍然包括當年的八路軍及其延續力量。

1949年4月24日，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各大戰場取得主動，菊地所部在戰斗中被全殲，他本人被生擒。那一年，他已經在中國戰場上打了十余年，經歷了侵華戰爭和內戰兩個階段，最終以戰俘的身份結束自己的武裝生涯。

七、戰俘營里的供述與判決

被俘后，菊地被送入戰俘管理機構。對他這樣的對象，管理部門有一套嚴格程序：登記經歷、核實身份、調查在侵華期間的具體行為，尤其是是否涉及屠殺、化學武器使用等嚴重罪行。

在一次次審問中，他不得不重拾那些壓在記憶底層的畫面。軒崗鎮碉堡中的毒氣實驗，被反復問及。他交代了時間、地點、參與人員，承認自己當時以少尉小隊長身份參加了押解和看守，并在場見證了整個過程。

審訊人員中，有人直接問他：“那名八路軍戰士有沒有哀求？有沒有表示愿意交代？”菊地沉默了一會，說：“沒有。他一直在咳嗽，一直在流淚，很痛苦，但沒有說一句求饒的話。”這樣的描述，并非出于歌頌，而是他實實在在看到的情景。

另一個問題，是他戰后加入國軍的問題。審訊中，這一段經歷同樣被詳細記錄，作為判斷其戰爭責任的一部分。最終，相關機關認定他在侵華期間以及戰后繼續作戰中，確實參與了對中國人民的戰爭行為，特別是在毒氣實驗事件中有明確責任。

經過審判，菊地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這一判決既考慮到他作為基層軍官執行命令的事實，也考慮到他確實有直接參與非人道行為。他在服刑期間，寫下多份交代材料，其中就包括對那名八路軍戰士的特別回憶。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材料里，他并沒有為自己的行為找太多借口。偶爾出現的，只是一些類似“當時軍隊紀律嚴格”“不可能拒絕命令”的解釋。更多的篇幅，則用來描述那名戰士在毒氣和刺刀面前的堅持。他寫道：“那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超出了當時所有人的預料。”

服刑期滿后，菊地被允許返回日本。他從此離開了長期駐扎的中國土地，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在社會中生活。而他在軒崗鎮碉堡前看到的一切，留在了史料、審判記錄以及他當年的字里行間。

八、一個無名戰士與一段冷酷記憶的歷史位置

那名八路軍戰士，沒有姓名，沒有籍貫，在日軍的記錄中也只是一個代號。可以肯定的是，他在1939年之前，曾參加過山西局部戰斗，被俘后從未交代組織信息；他接受過政治教育，有基本的保密意識；在毒氣實驗中，他在極端痛苦里咬牙堅持，以自己的沉默和遲來的倒下，保護了尚在戰場上的戰友。

從抗戰史的視角看，這樣的個體并不孤立。無數無名戰士，以不同方式，撐起了抗戰時期中國軍隊的戰斗力。有人倒在正面陣地，有人死在秘密據點，還有人被敵人用作“實驗材料”，死在極不光彩甚至隱蔽的環境中。軒崗鎮碉堡里的那具尸體，只是其中之一。

從侵華日軍的角度，這場毒氣實驗提供了一組數據：某種劑量下，一個體格尚可的成年男子可以堅持多長時間，出現哪些階段性反應。這些數據被寫入軍事檔案，以供上級參考，成為化學武器“實戰效果”的一部分。這種冷冰冰的記錄方式，恰恰暴露出當時戰爭的殘酷邏輯——人被當作工具，被當作測量儀器，連死亡時間都要被折算進“戰術價值”。

菊地修一的回憶，為這段事實提供了一扇窗口。通過他的筆記，可以看到日軍化學武器的某些具體操作方式，可以看到戰時基層軍官執行非人道命令的狀態，也可以看到某些人在多年之后，面對過去行為時所產生的遲來的震動。

另一方面，這段記憶也幫助后人理解抗戰時期八路軍戰士的精神狀態。面對毒氣、酷刑、刺刀，一個普通戰士能撐多久、能堅持到哪一步，并非只靠一時沖動，而是長期組織教育、戰友互勉和具體紀律共同塑造出的結果。軒崗鎮那間碉堡里的頑強表現，是這種精神在極端環境下的一次集中體現。

從1939年5月軒崗鎮的碉堡，到1949年4月24日菊地被俘，再到其后12年的服刑，這條線索串聯起了侵華戰爭與中國內戰的一段特殊軌跡。毒氣、刺刀、戰犯審判，這些看似分散的片段，實則共同構成了那一段年代里難以回避的一部分歷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