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學界大佬，70歲后最合適的工作，都絕非著書，而是編書

我現在覺得，文史學界那些老人，尤其是手握資源的大佬，真要“退而不休”或“發揮余熱”，最合適的工作其實是編書，而非再去著書。到了這個年紀，思力遽退，精力難濟，再想要寫出什么很有價值的甚至意在“藏諸名山”的學術著作，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看絕大多數的一流學者，但凡有分量的學術成果，都是在70歲之前完成的，絕少有例外。到了80歲還腦力不錯的，已經足以“驚為天人”，差不多是萬里挑一，更是“老天開恩賞飯吃”。說到底，文史固然門檻低，似乎入門很容易，可實際最是仰仗記誦與思維這種高度燒腦活，成名學者幾乎都要牢記海量的信息，而且如果是寫論著又得務必能細密精巧地組織起來，亦或者得能“精微有思致”地思辨，腦力稍微一遲鈍就不行了。近人中，以錢鍾書之天才，65歲以后都近乎停筆了，他是到了這個年齡坎，腦筋就跟不上，想靜心寫點什么都要頭痛欲裂，乃至一宿無眠，結果預想中的《管錐編》“續編”是一個字也憋不出來了。黃永年一生精力過人，已經是當代學者中的極品，學生追憶說他是“渾身上下有著使不完勁的人”，走起路來“健步如飛”，可一到80歲突然就不行了，需要坐在輪椅里由“眾多學生抬著上了會議廳”，讓人感慨“黃先生已經老了”（《黃永年編年事輯》，頁232）。此即“學術生命”到頭了，再強悍也扛不過天命。

天有四時，人有始中終，為了寫書而寫書，本來就并無多少意義。只是現在的大佬往往都很自負，讓徒子徒孫們寵壞了，捧到迷失自我了，多失去了最基本的學術判斷，往往真自以為還可以“咳唾珠玉”，老來寫下的每個字都是“金精美玉”，還野心勃勃意在“再攀學術高峰”，來個“填補學術空白”，可實際鮮有不是笑話的，無非參與制造廢料。現在學人，有自知之明還懂得自重的，已經是“端的稀世之珍”。想1930年代，吳宓在中華書局出版了一部詩集，自己在報紙上作廣告，說的是“作者自謂其詩極庸劣，無價值，但為個人數十年生活之寫照”，還值得一看云云，這樣的大佬“前輩風范”，現在可說絕跡了。前幾日，女演員袁某下場噴著名的老導演馮先生，說“錢也賺這么多了，回家養老去吧”，語雖不遜，道理確實是這個么道理。學術界也同乎演藝圈，最怕的是“大佬”們不服老，攢著勁搞了一堆“（門徒）叫座不叫好”的垃圾，又沒人敢說實話。這是大佬們失去了現實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要我說，學者的真正“黃金時代”，就是在60歲之前，幸運的人大概可以延遲到70歲還有“創見”出來，但也不適宜大部頭的著述，每天那摩可納黑咖啡（此辛公德勇最愛）猛灌一瓶刺激大腦也是無濟于事的。真正的一流人物，諸如燕卜蓀、艾耶爾、維特根斯坦、王弼、劉師培、劉咸炘，甚至30歲之前就寫完“震古爍今”的最重要著作了，往后余生活著似乎主要是為了嘲笑我們這些庸眾。想當年錢理群有個著名說法，大意是文史學術拼到最后都是“年紀”，而不是功底或儲備云云，這話充其量只說對了一半。過于拼命，不惜損耗身體，然后導致短壽的，確實都就此打住沒法“拼”了，郭在貽、吳方、張暉、陳昊這些才俊就是如此，但老到一定年紀還能“老當益壯”且“老樹開花”的，看來看去實際也沒有幾個。陳平原今年72歲了，大部頭的書似乎每年都還要出幾本，可真耐看的、有學術含量的有幾篇？我看他最重要且最立得住的學術成果，還是初版于?1988年，也就是他34歲時寫的那本《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想另一位北大“準一級教授”辛公德勇，今年67歲，返聘一年都到期了，已經正式退休，雖說近年每年“待出書目”都有個十幾種，不可謂不勤奮，簡直是學界勞模，但論學術價值，我以為可能是毫無價值，不是公號口水文集合就是在紅學之類領域無事生非，看了簡介都要搖頭。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學術生命是很短的，滿打滿算不過30年左右光景，也就是30-60歲之間，再勤奮再有能力如陳、辛教授這種，也很難逃得過這個規律。說起來，扯個閑篇，我這個“準一級教授”稱呼還真不是調侃，從孫波那本《徐梵澄傳》來看，當代學術界是有前例的：1978年底，徐從南印室利阿羅頻多學院歸國，中國社科院高層很重視，可當時該給他什么級別是犯了難的。想直接送“一級教授”，院方沒有權利；給個“二級”吧，人家老友賀麟、馮至都是“一級”了，如此對待“歸國學人”似乎不夠禮遇，結果胡鹽城他們想了大半天，暫時給的職銜就是“1.5級研究員”。所以，我很建議碑大能迷途知返，趕緊認錯敦請辛公老人家回去，即便給個“1.5級教授”榮譽，也從此天下太平多了，近年沸沸揚揚“二勇鬧京華”差不多順利解決了一個。

言歸正傳，那對于多數大佬來說，老來最合適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以為，除了“為己”寫寫散文搞搞回憶錄出出書信集托托舉舉家中兒孫之外，“為人”（字面意思）方面可能就兩樣：其一，盡其所能提攜后進，但不要拉幫結派搞利益分贓的什么“師門”，而是真的伸手幫助后輩，不管學院內外，多發掘有才華之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過去的胡適之就是絕好的榜樣，前些年的裘錫圭先生也是好樣的；其二，其實就是編書，尤其是編纂資料性質的書。第一點應該很好理解，惟第二條很容易讓人忽視其重要性。但我以為道理是比較顯然的，時至今日，“編書”尤其是編資料書已經是極吃力不討好到自取滅亡之事，一般都不會計入學術工作的KPI，對于績效考核幾乎沒什么用處，所以多不會去做也不愿去做。可資料性的書籍，對于文史學術而言又是有奠基性功用的，任何時候都是亟需且重要的基礎工作，怎么可以舍去呢？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大佬”的用處就明顯了：他們有資源，有人脈，有號召力，還能拉到雄厚資金，如果出面組織，是再合適不過了。因為如此一來，既能真正推動學術進程，又切實有益于當下后世，還可以讓底下干活那些學者得到應有的實利，換算績效與職稱都不在話下，這是一種無可取代的“雙贏”乃至“三贏”局面。當代有好幾位“大佬”，一輩子都沒什么靠譜著作，可到底資歷深、德高望重，后來就是靠組織編書，不僅地位愈加鞏固了，對于學術共同體也是“居功至偉”，甚至足以“流芳百世”。武漢這邊的“冷門絕學”首席大佬宗福邦老先生，吉人之辭寡，名下就一本著作都沒有，可謂一輩子都在編書，后來也當上了文科院士的“資深教授”，去世后官方謚曰“竭誠奉獻，克善終始，一盡忠悃”。他這種就屬于看似“空頭學術家”，但所主編的《故訓匯纂》與《古音匯纂》，只要中國文化不亡，人有存沒而學不息，就應該會有人去看的。如果沒有他作為華中古學“領軍人物”堅持要這么干，這種工具書絕對永不見天日。

而且，這種工作往往惠而不費，大佬往往主要“掛名”就夠了。他最重要的作用，是搞“后勤”，是凝聚團隊，是利益仲裁，學術上若尚有能力無非是加以“審定”，年紀大也是可以勝任的。以我自己閱讀感受而言，當代“大佬”中，我就很感謝王水照與周勛初兩位老先生，他們的那些學術著作，我其實不感冒，也評價不高，但他們分別帶人編纂出來的兩部書，《歷代文話》正續編以及相關“周邊”（比如《宋元駢文批評文獻輯纂》等）與《宋人軼事匯編》，我就非常受益，都是“案頭書”，每每翻出讀來感激莫名。所以也千萬別小看“大佬”們的能量，按北師大趙勇教授自己的說辭，其師童慶炳晚年隨便一句話，都能左右該985百年名校submaster的人選，論職務最高不過“研究生院副院長”；當代文史第一大門派“程門”，其老幫主程千帆在世之日，雖自嘲不過“客卿”，實際也是上臺講幾句話，就能直接“推動南大文科政策的調整。文科雖然式微了，但“您大爺永遠是您大爺”。

所謂“大佬著書不如編書”論，以今之教授而論，我覺得最有說服力的，可能還得數山大杜澤遜老先生。近些年，他發力指導那些碩博門徒們，十年如一日所編的那些經學、藝文志、齊魯文獻及四庫全書相關資料書，意義應該比他本人所寫那些學術著作都高多了，也是更可能傳世的——雖然這樣的大實話可能很冒犯這位堂堂“講席教授”。也確實是大實話，若非這些大佬們老來愿意“為人做嫁衣”干，這些事、這些書、這些資料可能就永遠沒有學者愿意去埋頭整理，即便僥幸餓肚子吃妻離子散吃拼好飯幾十年終于整出來，多數也沒有條件可以出版的。所以說，對于絕大多數當代學者來說，編書可能才是真正嘉惠學林且功德無量的“學術貢獻”，而不是通常認為的“著書”。滬上已故大佬顧廷龍晚年“擬寫自傳提綱”，就說自己在上圖數十年，就干了三件事：購書、印書與編書，其中組織編纂《中國叢書綜錄》又以為是重中之重（《掌故》第十二集，中華書局2025年10月版，頁48）。顧起潛老先生靠這些編的書，也可以不朽了。你說顧先生寫了什么“學術著作”，似乎也沒人在意，他去世近30年，不用學生曲意吹捧，地位依然在那里，這“性比價”不比寫一堆學術垃圾強多了？皮錫瑞就說清儒有三大功績，而搜遺輯佚編書是為其首。

?所以，我是很期待當今“大佬”們，尤其是掌握資源與話語權的那種級別，老來最好能認清現實，多編書少著書。這是“搜遺篇開來學”的工作，其文德著矣。過去顧亭林說“著書不如鈔書”，如今大佬是“著書不如編書”，因為從現實狀況來看，絕大多數“大佬”的晚年著作都沒什么意思，甚至就是叻色書，勤于著書也不過是變相的戀棧，不肯讓賢放手。他們此后最應該做的“收尾工作”，其實就是編書，而且是編有用的書，編冷門的書，編沒人愿意做的書，用章學誠的話總結就是“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現在的問題，就是多數“大佬”還勘不破這一點，越老越勤奮，越老出書越多，任情反道，率意操觚，真馬一浮嘲笑的“年高乃爾，何猶不解此”，生前大家噤不敢言身后，往往都是自取其辱。學術史上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近讀金實秋《汪曾祺酒事廣記》，看到這么一條“掌故”，似乎可為此說落一注腳：1972年12月1日的深夜，汪曾祺給身為學界大佬的老友朱德熙教授寫了一封信，說一個人在家，“讀了一本妙書”，是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最后五分鐘一出獨折戲附北平語調的研究》。接著他感慨，“讀了趙書，我又想起過去多次的感想，那時候，那樣的人，做學問，好像都很快樂，那么有生氣，那么富于幽默感，現在怎么你們反倒沒有呢”（廣陵書社2017版，頁26）？答案應該也是現成的：現在搞學術的，似乎個個都動機不純，連當為晚生后學榜樣的“大佬”們，都老來為了個區區“一級教授”或“中心主任”小芝麻官，可以內訌不斷，不惜師門群毆，甚至可以公演一哭二鬧三上吊苦情戲好幾年，如何能出“真學術”？這是“到老如今日”，仍看不破那點蝸角蠅利門戶私計，“將老身反累”而已。我替這些大佬感到不值。

要我說，德勇也好，趙勇也罷，如果能不爭一時閑氣，看輕那頂“狗官帽”，但拼生前身后名，靜下心來編幾部好書，也許聲望與實績早就甩開王某川榮某江們了。說穿了，編書非小道，連我們的至圣先師孔先生，文章不寫一句空，終其生也不過就是一個“編書家”。

2026.7.2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