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關系解凍的動因與局限

作者：黃裕舜

（Brian Wong）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羅德學者

基于共同的經濟與戰略利益，中加兩國正謹慎修復雙邊關系。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國內政治制約以及來自美國的地緣政治壓力，將繼續限制兩國實現更廣泛的和解。

5月底，中國外長王毅訪問渥太華。這是十年來中國外長首次訪加，也是中加關系據稱已從低谷中恢復的顯著標志。過去十年，兩國關系一路波折，2018至2021年轟動一時的“三M事件”（孟晚舟事件和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邁克爾案）、所謂技術竊密和間諜活動的指控與猜疑、新冠疫情，以及加拿大國內對華不滿情緒急劇上升，這一切共同導致了雙邊關系的嚴重惡化。

在與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的會晤中，王毅明確將卡尼去年訪華譽為使兩國關系“重回正軌”的關鍵轉折點。這番表態帶有外交策略考量：既肯定卡尼初露端倪的外交理念，也在話語層面將其與前任政府的對華政策拉開距離。

雙邊會談中，卡尼重申對“新型戰略伙伴關系”的支持，這恰好契合中方樂見的外交話語體系，盡管是修辭層面上的。這一提法并非偶然，它呼應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表態，即采用“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方法，與政治經濟格局與加拿大截然不同的國家接觸。當然，卡尼主動推動的和解（至少在元首互動與情感層面）并非沒有爭議，國內批評者指責其妥協退讓，未能讓絕大多數加拿大公民從中獲益。

▲1月14日，加拿大總理卡尼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四天的正式訪問。（圖源：新華社）

中方多年來也清晰意識到，同全球北方國家打交道，必須顧及其國內民意，理解成熟西式民主政體政客面臨的種種制約與多重權衡，尤其是像加拿大這樣以自身穩定、開放為榮的國家。要求這位剛上臺的總理在政策和言辭上做出180度轉彎，不僅不切實際，更會消耗掉近年兩國積累的脆弱善意。

昔日友好緣何陷入僵局？

梳理歷史背景至關重要。卡尼政府這種戰略模糊、措辭靈活的立場并非首創。早在鄰國美國尼克松總統歷史性訪華的數年前，萊斯特·皮爾遜總理領導的加拿大政府便決定搭建與新中國的秘密溝通渠道，理由是孤立中國不利于“世界和平及聯合國框架下戰后集體安全體系的完整”。在繼任者皮埃爾·特魯多領導下，加拿大于1971年成為首批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在發達經濟體中開創了先河。時至今日，加拿大仍有大量戰略界人士認為，中加不存在根本性的領土與戰略利益分歧，渥太華應對這個共享太平洋通道、具有強大經濟實力的國家采取更加務實的態度。

但2010年代初以來，前文所述種種矛盾點讓這一動態蒙上陰影。加拿大國內國安、防務領域聲音不斷增多，指稱中國干涉其內政。加上2018至2023年間中國許多外交官采取了更為尖銳和強硬的姿態，外界普遍形成一種印象，即北京有意向太平洋對岸輸出影響力。中方部分機構也形成固有判斷：在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戰期間，加拿大始終對美國言聽計從。雪上加霜的是，全球掀起供應鏈安全化浪潮，中方以稀土、新能源產業鏈作為博弈籌碼，令加拿大外交官產生新的擔憂，他們害怕被本國經濟所高度依賴的國家“卡脖子”。

且不論這些擔憂是否屬實，但互不信任的種子已然埋下。在賈斯汀·特魯多飽受詬病的執政后期，中加關系一路斷崖式下滑。即便有多米尼克·巴頓大使這樣的人士付出勇敢努力，憑借豐富經驗和對中國商業的深刻理解成功解決了“三M事件”，也未能挽回頹勢。

另一位領導人，另一種命運？

近期兩國積極重建互信，背后動因何在？主流觀點認為，根源在于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加拿大反復無常、利己且強硬的態度。從關稅威脅到對加拿大主權的嘲弄，特朗普讓許多加拿大人對其本人乃至美國心生反感。事實上，卡尼能在大選中擊敗對手，部分原因在于選民認為其競選對手與特朗普有某種聯系（盡管未被證實）。

▲1月16日，中加貿易與投資晚宴在北京舉行。

但筆者觀點與主流看法有部分不同。作為從牛津畢業的技術官僚，卡尼深知加拿大未來的增長必須依賴于加強在全球商品市場的準入、擴大高等教育等服務出口吸引力，以及積累對美國、歐盟、其他長期合作伙伴以及印度、東盟等新興大國的議價資本。中國是加拿大商品潛力巨大的市場（盡管市場準入門檻客觀存在），也是全球制造業供應鏈核心環節，不能被排除在外。憑借大選大勝所帶來的政治授權，卡尼認為當下可以優先推行以經濟為核心的務實決策，不必一味迎合國內極端意識形態反華派與安全鷹派的情緒。當然，此番博弈能否成功，關鍵要看北京能否拿出實際對等舉措，而非僅停留在口頭承諾。

與之對應，中國為雙邊關系設定底線。由于美國關稅持續加碼、拜登政府對華遏制布局產生負面影響，以及逐步認識到中國目前尚無法與全球北方脫鉤，中方對G7多數經濟體采取了更為克制的外交姿態（盡管實踐中自信與底氣日益增強）。即便高市早苗言論引發中方強烈抗議，中日關系充滿波折，但過去一年兩國關系仍相對穩定。頗為矛盾的是，特朗普制造的全球亂象雖客觀提升了中國軟實力，但中加關系真正迎來緩和契機，卻得益于中美元首緩和對話帶來喘息空間。一個對華更友好的美國政府或許不會對鄰國變得更具吸引力，但確實為加拿大等中等強國帶來更多戰略回旋余地。

前路尚存結構性阻礙

前路絕不會一帆風順。中加貿易失衡問題客觀存在，加拿大企業在華經營時，也會不斷尋求更長期、全面的知識產權與商業權益保障。渥太華的外交官與技術官員還必須直面國內民粹主義聲音，那些人以安全風險、意識形態分歧為由，呼吁兩國經濟系統性脫鉤。

對中方而言，也必須真正接受一個現實：在多元結盟的國際格局下，各國會越來越多地同時與中國和中國首要地緣戰略對手開展合作。只要北京堅持實現關鍵技術自主可控，它也應具備戰略共情，理解加拿大對現代經濟關鍵原材料高度依賴中國的擔憂。如今美國對華施壓持續加碼，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常務副國務卿、副國務卿等中高層官員，以及商務部等技術官僚部門頻頻向加拿大施壓，渥太華不得不適應一種新常態：中美雙方尤其是美國會不斷要求它選邊站隊。

若加拿大無法通過儲備關鍵戰略物資實現真正戰略自主，該國的平衡外交能在中美之間維持多久？這是一道棘手難題，答案唯有加拿大領導層能夠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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