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要塞：加夫里洛夫少校與東堡壘保衛戰

布列斯特要塞：加夫里洛夫少校與東堡壘保衛戰

所謂的“東堡壘”，是布列斯特要塞領土上最后一個有組織的抵抗核心。通常情況下，只要提及此處，人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便是彼得·米哈伊洛維奇·加夫里洛夫少校，根據蘇聯官方的定論，他正是這場防御戰的組織者。然而，關于從1941年6月22日開始直至該防線最終崩潰的真實歷史走向，我們現在恐怕已很難徹底洞悉（正如對1941年6月布列斯特要塞內發生的所有事件一樣，都存在諸多歷史迷霧）。蘇方的官方史料完全建立在幸存要塞守軍的回憶錄基礎之上。

而這些回憶有時表現出極大的矛盾性，在關鍵日期、事件時間線以及與其他守軍的敘述對賬上常常無法吻合。這里必須理解的是，這些當事人是在防御戰結束15年多以后才公開發表其回憶的。在布列斯特要塞的血戰之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經歷了不亞于此的劇烈動蕩與悲慘遭遇——有些人在德國集中營中死里逃生，有些人則成功突圍出要塞并與紅軍主力部隊會合、在各戰線前線繼續拼殺。

在漫長的歲月中，人們記憶中真實的事件進程、參戰戰士及指揮員的名字都會發生扭曲或遺忘。此外，還必須考慮到當時的蘇聯媒體極力回避有關集體被俘這一敏感話題的信息（而在布列斯特要塞防御戰中，集體被俘的情況確實大規模發生過），以及其他無法通過當時審查制度的事件。總體而言，守軍的回憶錄在很大程度上被相關權力機關進行了選擇性的編輯。或許也正因如此，在普通大眾提到布列斯特要塞防御戰時，眼前總會浮現出一幅德軍發動無數次沖鋒、造成數千人死傷、擊毀數十輛坦克、擊落大量敵機的畫面。現實情況其實更為殘酷和沉悶，盡管布列斯特要塞守軍的英雄主義氣概絕不會因此而褪色。

至于德意志國防軍的檔案，尤其是直接強攻布列斯特要塞的第45步兵師的文獻，雖然它們具有一定的官方公信力，但也需要批判性地看待。首先，其記載相當流于表面、著墨較少；其次，存在德語翻譯層面的技術障礙——某一個特定的詞組可能會有不同的譯法，有時甚至會曲解整個事件的走向。最后，德國完全沒有理由去夸大蘇軍戰士和指揮員的英雄主義，因此，德國文獻中出現的諸如“……遭遇了頑強抵抗”或“……該要塞由勇敢的對手防守……”等事務性評語，恰恰應當被視作蘇方宣傳書籍和電影中所描繪的那種不屈英雄主義的鐵證。

無論如何，在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共和國，還原要塞防御戰真實進程的科研工作仍在繼續，近年來媒體上涌現出大量全新文獻，著名防御戰研究學者羅斯蒂斯拉夫·阿里耶夫的系列著作、尤里·福明等歷史學家的考證成果相繼問世，這使得我們至少能夠大致勾勒出當時的事件走向（需要強調的是，本篇文章僅代表諸多歷史考證版本中的一種！）。

現在讓我們切入正題。東堡壘（更確切地說是復堡，即一種部署在更大型防御工事內部的小型掩體化核心陣地，但為了不給讀者增加閱讀負擔，后續仍統稱為“堡壘”）——是位于布列斯特要塞北島（即科布林工段）上的獨立永備工事。該工事建造于19世紀下半葉，是一座馬蹄形的防御建筑，由內部筑有卡面暗堡系統（反壁反擊地道）的外側土質圍墻、嵌入了雙層構筑營房的內側土質圍墻、糧彈庫以及各類輔助性艙室組成。

在內外兩側圍墻之間，是一條所謂的“干護城河”，防守人員可以通過貫穿內側土質圍墻厚度的專用地下通道（暗道）進入護城河。內側圍墻的高度約為8.5米，而外側圍墻的高度為4.4米。該防御工事是一處極佳的隱蔽避彈所，敵軍很難從外部直接發現它，因為其主體建筑全部直接構筑在寬厚的土質圍墻內部。在內側圍墻被攻占的情況下，敵方步兵也很難奪取外側圍墻，因為干護城河完全處于守軍交叉火力的絕對覆蓋之下，而任何試圖翻越內側圍墻的敵軍士兵，都會淪為襯托在天空背景下的活靶子。

如今該防御工事的整體外觀。在內側圍墻的右側，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認出當年被1800公斤超重型航彈爆炸震碎的彈坑遺跡。在右上角——是基建工程部拉韋林堡的地下暗道口。

位于內側圍墻與外側圍墻之間的干護城河。

外側圍墻射擊掩體（暗堡）的槍眼設計雖然沒有提供特別寬闊的射擊扇面，但卻能有效降低敵方子彈反彈跳飛入室內的概率，同時能夠極其高效地消滅那些攀爬至內側圍墻頂部、或企圖強行突破干護城河的敵方步兵。

內側圍墻的各個暗堡掩體之間彼此相通。

在暗堡的內墻上，裝備了專用的反滲透暗道，用于對抗企圖從圍墻外側潛入暗堡內部的敵方滲透破壞小組。暗道出入口采用了特殊的弱化磚墻結構進行封堵。

在堡壘防御徹底崩潰后，那些拒絕向敵軍投降的戰士和指揮員——其中包括加夫里洛夫少校——曾試圖躲藏在這些暗道中。

連接干護城河與工事內側圍墻的地下暗道入口。

從地下暗道通往內側庭院的出水口。

東堡壘內側圍墻的雙層構筑營房。在工事的頂部，當年部署了要塞守軍的機槍火力點。左側——為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駐地；右側——為第98獨立反坦克殲擊炮兵營駐地。

1941年6月，內側圍墻的營房內駐扎著第42步兵師所屬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全營編制238人；其中包括中高級指揮員及軍士63人）、第98獨立反坦克殲擊炮兵營的第一火炮連及醫務所（位于面向工事時的右翼營房），以及第333步兵團的運輸連。至于第98獨立反坦克殲擊炮兵營，其當時有一部分兵力正在靶場參加野外演習；另一部分兵力則在執行營區站崗及留守輪值任務。

在技術裝備方面，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裝備了1931/1938年式76.2毫米高射炮（第三火炮連配齊了4門火炮）。第一和第二火炮連按照編制本應裝備37毫米全自動高射炮，但截至1941年6月尚未完成換裝。此外，該高炮營還裝備了托卡列夫-馬克沁系統的四聯裝M-4高射機槍武器系統，這些機槍當時架設在GAZ-AAA三軸卡車的車廂內。該高炮營營長為格里戈里·謝苗諾維奇·圖羅夫大尉，但他未能實際參與該要塞的防御戰——在6月22日清晨遭到狂轟濫炸時，他無法穿過彈雨返回營部駐地，被迫隨大部隊向東撤退，在此后的歲月中他在各個前線奮戰，榮獲了多枚勛章與獎章。

圖羅夫·格里戈里·謝苗諾維奇大尉——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營長。

在外側圍墻的暗堡內，當時設有第333步兵團所屬各分隊的馬廄與軍需倉庫。

6月22日清晨，東堡壘駐地遭到敵方炮兵的猛烈覆蓋轟擊，在此期間，盡管炮擊在防空炮兵中間造成了人員傷亡，但防御工事本身并未受到任何實質性的嚴重破壞。顯而易見，在密集炮火的轟擊下，戰士和指揮員們陷入了極度震驚狀態，并引發了此類情境下不可避免的恐慌。人們紛紛四處奔逃尋找掩體，此外，大批在炮火下無法返回自身分隊原駐地的戰士和指揮員開始涌入堡壘。隨同撤入工事的還有婦女和兒童——即來自附近軍官宿舍（同樣位于北島）的指揮員家屬。然而，就在炮擊結束后不久，在東堡壘前方的十字路口，守軍利用密集的機槍火力，成功驅散并部分殲滅了從要塞中央島和北島方向推進的德軍突擊隊前鋒分隊。

在此期間，極高的火力密度間接表明，當時實施攔截射擊的正是M-4型四聯裝高射機槍系統，這些武器當時正列裝于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等部隊。目前，在要塞防御戰歷史研究界，關于究竟是哪一支守軍分隊直接參與了全殲上述敵方先頭部隊的戰斗，尚未達成統一意見。支持東堡壘守軍戰果的論據，除其本身編有高射機槍編組（ZPU）外，還在于該工事絕佳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夠有效壓制外圍區域，包括上述十字路口。

然而，這一假說也存在明顯的論證漏洞。首先，身處東堡壘內的戰士們是否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震驚中恢復過來并做好擊退敵軍進攻的準備，尚存疑問。其次，高射機槍系統本身需要繁瑣的射擊準備（如為槍管冷卻系統加注冷卻水、壓彈、組織彈藥前運、在地面上固定槍架等）。第三，在實戰使用高射機槍編組時必須頻繁變換陣地，而在東堡壘的地理條件下，這幾乎是無法實現的。

第四，在突擊隊被擊潰后，部分幸存的敵軍士兵曾隱蔽在東堡壘的圍墻上。在此情況下，蘇軍機槍手的陣地極大概率會被敵方鎖定并遭到后續的火力毀滅性打擊；或者守軍自己也會發現隱藏在圍墻上的奧地利士兵。若情況屬實，堡壘守軍極大概率在當時就會被敵軍發現并合圍封鎖，就像要塞內的其他抵抗核心一樣。

因此，本文作者更傾向于認為，參與擊潰德軍突擊分隊的是第125步兵團或第455步兵團試圖突圍出要塞的戰士。這兩個步兵團的編制內同樣裝備有M-4型四聯裝高射機槍系統。其中一部分機槍在企圖突圍出要塞時被成系列摧毀，并留在了德意志國防軍的新聞電影膠片和戰地照片中。在這些歷史鏡頭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散落的大量發射過的彈鏈。關于全殲該敵方突擊分隊（順便提一句，其指揮官在交火中被當場擊斃）這一事件，還存在其他版本的解讀，因此即便是防御戰中的這一標志性片段，至今也尚未被完全研究透徹。完全有可能是有數個守軍分隊或戰斗小組同時參與了這場戰斗。同樣也有可能，身處東堡壘內部的戰士和指揮員與隱蔽在圍墻上的奧地利士兵發生了激烈交火，盡管根據后者的回憶錄記載，他們當時遭到的火力壓制主要來自北島主圍墻以及軍官宿舍方向。

至于加夫里洛夫少校，據推測，他直到6月24日深夜才進入東堡壘。一個邏輯性的問題隨之而來——在此之前他究竟身在何處？直到較近一段時期，關于這一歷史謎題才形成了一個相對清晰的考證版本。歷史背景如下：彼得·米哈伊洛維奇·加夫里洛夫，軍銜少校，時任第42步兵師第44步兵團團長，曾參加過蘇芬冬季戰爭，此前與家屬共同居住在北島的軍官宿舍內，距離東堡壘不遠。而第44步兵團本身則采取分散駐扎模式，一部分部署在中央核心堡壘（Cidatel）內臨近三拱門的防御營房區（與第455步兵團混駐），另一部分則部署在北島的北門附近。

6月22日清晨要塞遭到炮擊之初，加夫里洛夫少校在安頓好家屬后，立即冒著炮火穿過三拱門橋，奔向其位于中央核心堡壘的團部駐地。然而此時團部大樓已被熊熊烈火吞噬，團旗被焚毀，而該團的一部分留守兵力已被加夫里洛夫的政治副團長（兼營級政委）N·R·阿塔莫諾夫帶出要塞。面對此景，加夫里洛夫被迫折返（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三拱門橋已被奧地利軍隊的機槍火力徹底封鎖，少校能死里逃生已是極大的萬幸），并且顯然是在軍官宿舍附近，他將來自不同分隊的零散戰士和指揮員組織起來，就地成立了一支臨時戰斗小組。

由于當時北門方向已經槍聲大作，加夫里洛夫率領他的小組向東堡壘右側轉移。在主圍墻東段，當時存有整個要塞唯一未被敵方火力完全封鎖的地下暗道，大批戰士、指揮員及其家屬正是通過這條暗道撤退向預定的兵力集結地。該作戰扇區即所謂的“營房基建部特型棱堡”（布列斯特駐軍房屋和設施營運部第二棱堡/KéCh棱堡），戰后更普遍被稱為“露營地”，它在戰爭爆發第一天清晨實際上是要塞防線上最關鍵的據點，因為守住該據點就能確保完成駐軍在戰時的核心任務——即撤出要塞并向戰略集結區集結。

戰士們與從布列斯特方向和要塞內部兩面夾擊而來的奧地利分隊展開了慘烈的拉鋸交火。6月23日清晨，另有三人加入了加夫里洛夫的小組，其中包括一名身份不明的政工干部（政委或指導員）。然而，在白天的戰斗中，敵軍的壓制力度不斷加強，該小組遭遇了嚴重的人員傷亡。最終，一部分戰士不幸被俘，而包括加夫里洛夫少校和卡薩特金大尉在內的殘部，則被迫退入（或殺回？）東堡壘內部。這一撤退節點極有可能發生在6月24日的深夜。該版本的考證主要基于第455步兵團團屬學校迫擊炮班學員、紅軍戰士弗拉基米爾·帕爾奇克的回憶，他隨后也加入了東堡壘守軍的行列。在露營地戰斗期間，加夫里洛夫臨時指揮的這個小組總人數曾達到近100人。

紅軍戰士帕爾奇克·弗拉基米爾·菲利波維奇（1921-1998）。時為第455步兵團團屬學校迫擊炮班學員。曾在KéCh棱堡及東堡壘奮戰。于6月29日負傷被俘。1945年從集中營獲救。因在布列斯特要塞防御戰中的杰出表現被授予一級衛國戰爭勛章。

照片上方中央處——為布列斯特要塞北島的第二棱堡（KéCh棱堡）。左下方——為東堡壘。

加夫里洛夫·彼得·米哈伊洛維奇少校（1900-1979），第42步兵師第44步兵團團長，布列斯特要塞第二棱堡及東堡壘戰區的防御總指揮。于1941年6月至7月間突圍失敗負傷被俘；1945年獲救。

卡薩特金·康斯坦丁·費奧多羅維奇大尉（1906-1983），時任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所屬第18獨立通信連連長，東堡壘聯合戰斗小組總參謀長。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獲救。

馬爾科夫·謝苗·謝苗諾維奇中尉（1916-2001）；第333步兵團運輸連連長。曾在東堡壘參加戰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獲救。

科洛米耶茨·雅科夫·伊萬諾維奇中尉（1914-1987）；第125步兵團迫擊炮連連長；曾在東堡壘參加戰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獲救。

紅軍戰士澤德吉尼澤·伊萬·亞索諾維奇（1920-1941）；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第一火炮連指揮部班無線電報務員。1941年6月22日在布列斯特要塞對空/對地戰斗中壯烈犧牲。

什拉姆科·謝爾蓋·費奧多西耶維奇中尉（1918-1941）；第一火炮連連長。曾在東堡壘奮戰；在布列斯特要塞戰斗中壯烈犧牲。

在進入東堡壘后，加夫里洛夫作為工事內當時軍銜最高的指揮員，統一指揮了駐守在工事內的全部戰士和指揮員（或至少是其中的絕大部分力量）。當時的全部留守兵力（總計400余人）被整編為數個戰斗小組，每個小組各自負責特定的防御扇區。此外，在開戰第一天，就有一支在邊境接敵后且戰且退的邊防軍小組（約10人）加入了東堡壘守軍，少校隨即將他們分配到了最關鍵的防御崗位上，包括操作M-4型高射機槍系統，并指派其中兩名戰士充當自己的貼身警衛。

在內側圍墻上，守軍構筑了專門配屬重機槍和輕機槍的隱蔽火力點；在通往內院的出入口也增設了一處火力點。在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的營部駐地內，當時留有一臺完好無損的無線電臺；然而，守軍始終未能成功與處于大潰退中的紅軍后撤主力建立起通信鏈路，其獲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全憑一臺收音機——順便提一句，正是通過這臺收音機，堡壘守軍才在22日中午得知了德國對蘇聯發動全面戰爭的正式消息。

最后，工事內還自發成立了一個類似于黨支部核心的小組，從政治動員角度而言，該小組旨在進一步激發守備部隊的戰斗意志。目前，關于誰是東堡壘的最高政治指揮員（政委），史學界尚無確切定論。一系列間接證據指向了第333步兵團第三機槍連的政治指導員斯捷潘·斯克里普尼克，他自要塞開戰伊始就一直堅守在工事內。

包括加夫里洛夫少校在內的許多幸存守軍都在回憶錄中提及過斯克里普尼克。然而，在諸多細節上，這些回憶存在極大的抵觸與矛盾，不同時期給出的這位“東堡壘政委”的面部與身體特征也大相徑庭；更不應忘記的是，此前在KéCh棱堡附近加入加夫里洛夫臨時指揮部的那十幾名戰士中，本身就包含一名身份不明的政委（或指導員）。事實上，德軍在東堡壘防御崩潰后，也曾在幸存的守軍中嚴密搜查一名政委，而敵軍掌握的體貌特征與斯克里普尼克完全對不上。這一切線索以及其他一系列檔案資料，催生了另一個歷史假說——即東堡壘的實際政委另有其人；甚至有學者提出，這位政工干部在激戰中已不幸犧牲，而他的遺骸至今仍被掩埋在堡壘的某處地下暗堡殘垣之中……

在堡壘內部，守軍設法搜尋到了定額的糧食與飲用水儲備。工事內建立起了一個臨時戰地醫療所，由軍醫羅伊莎·阿巴庫莫娃負責組織傷員救治。隨后，加夫里洛夫組建了數個偵察小組，奉命向布列斯特市區方向、東側外圍圍墻以及要塞中央島方向刺探敵情。前往中央島的偵察小組由科洛米耶茨中尉率領，然而，這隊戰士剛摸到軍官宿舍附近，便與德軍的一支野戰分隊迎頭撞上。在遭遇戰中，守軍利用輕武器火力和手榴彈將該敵方分隊部分殲滅并打散，但鑒于敵情不明，科洛米耶茨未敢繼續深入。至于其他派出的偵察小組遭遇了何種命運，目前已無從查考。

阿巴庫莫娃·羅伊莎·伊萬諾夫娜軍醫（1912-1989）；時任第95衛生救護營高級手術護士；東堡壘戰地醫療所的組織者與負責人。于1941年6月29日負傷被俘；1945年獲救。

卡茲敏·弗拉基米爾·帕霍莫維奇（1925-2021），第44步兵團軍隊列屬（紅軍之子）；軍樂團小號手。曾在東堡壘參加戰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從集中營獲救。

總體而言，截至6月24日清晨，東堡壘守軍已做好了采取更果斷行動的準備，他們渴望堅守到紅軍主力部隊的反擊推進，此時大多數守軍對此依然堅信不疑。當奧地利第135步兵團第2連在對科布林工段（北島）實施戰術清剿并逼近東堡壘駐地時，再次遭到了守軍密集的機槍火力壓制。德軍遭遇傷亡，被迫就地臥倒，并開始向守軍火力射擊死角區域全面后撤。在此期間，正如6月22日爆發的戰斗一樣，他們再次遭到了來自軍官宿舍方向的火力側擊。而且根據敵方的戰地回憶，紅軍戰士們的射擊極其精準且高效……盡管如此，德軍并未驚慌失措，他們迅速修正了迫擊炮彈著點，對守軍陣地實施了精準延伸轟擊，導致構筑在內側圍墻上的機槍火力點很快陷于死寂：兩名紅軍機槍手當場壯烈犧牲。

敵方新聞膠片完整記錄了6月24日戰斗爆發初期的歷史畫面……

德軍在受挫后撤后，采取了嚴密合圍并孤立東堡壘（德軍作戰地圖中標記為“23號要點”）的鐵壁戰術，企圖利用密集的火炮與迫擊炮火力切斷其守軍的一切戰術活動，以此強迫守軍繳械投降。此時，工事內的守軍或許已經意識到了所處的絕境。無論如何，在派出偵察小組的同時，守軍內部也在緊鑼密鼓地研判強行突圍出要塞的各種可行方案。然而，這些突圍構想最終未能付諸實施——最佳的戰術時機已經徹底喪失。

整個防御工事已被敵軍圍得水泄不通；每逢深夜，敵方動用強力探照燈和照明彈將東堡壘照得通明，守軍在工事內的任何戰術機動跡象都會遭到敵方機槍或迫擊炮火力的毀滅性覆蓋。在如此嚴酷的絕境下，守軍下達了戰斗到底的決議，誓死最大程度地拖延并牽制德軍的兵力。在蘇聯時期的防御戰歷史文獻中，曾多次提及守軍（包括東堡壘守軍）頻繁舉行黨支部會議的場景。雖然很難考核當時歷史現場的真實全貌，但此類核心集會、軍事會議，至少在指揮員層面上顯然是確實發生過的。與此同時，堡壘內部的生存環境正在急劇惡化。

早在6月24日，糧食與飲用水的極度匱乏便已初現端倪。傷員們急需的藥品也徹底告罄。在此需要提醒的是，堡壘內當時還滯留著大約10名婦女和兒童；其中的部分兒童尚處于襁褓或哺乳期，他們根本無法忍受饑餓與干渴的折磨……部分指揮員完全斷絕了與開戰第一天失散的家屬的音訊，這對其心理防線與精神狀態造成了極大的負面沖擊（例如政工干部斯克里普尼克便是如此）。最后，對紅軍主力部隊迅速殺回的期望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步破滅，導致戰場態勢進一步惡化。不過在當時，鑒于在堡壘軍需倉庫內搜尋到了補充庫存，守軍的彈藥尚且充足，因此大多數戰士依舊滿懷繼續拼殺的決死意志……

紅軍戰士馬卡羅夫·格里戈里·謝爾蓋耶維奇（1918-1997）；第333步兵團運輸連獸醫。曾在東堡壘奮戰。于1941年6月30日負傷被俘。1943年成功從集中營逃脫；隨后投身敵后游擊戰運動。

多米延科·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維奇中尉（1912-1982）；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通信主任。曾在東堡壘參加戰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獲救。

科索夫·約瑟夫·列昂季耶維奇中尉（1915-1987）；第333步兵團炮兵連連長。曾在東堡壘參加戰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從集中營獲救。

西辛·瓦西里·雅科夫列維奇中尉（1919-1989）；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第一高炮連第一高炮排排長。曾在東堡壘參加戰斗；于1941年6月29日被俘。1945年從集中營獲救。

敵軍任何企圖強行逼近東堡壘的試探性推進均被蘇方火力粉碎。6月25日，一架德軍的菲施勒FI-156“鸛”式輕型偵察機出人意料地掠過東堡壘上空，當即遭到守軍密集輕武器火力的對空迎擊。部分守軍戰士甚至自發組織了極具攻擊性的敵后夜襲戰術。例如根據敵方檔案記載，在6月26日深夜，數名身份不明的紅軍戰士成功潛入合圍并鎖死堡壘的德軍某一分隊前沿駐地，用手榴彈炸毀了德軍的步兵掩體，并成功繳獲了一挺輕機槍作為戰利品。

一名在東堡壘外圍被紅軍擊斃的德國士兵尸體。

6月26日至27日，敵軍企圖動用裝甲部隊徹底粉碎守軍的抵抗。兩輛坦克——一輛繳獲的蘇軍T-26輕型坦克和一輛法制索瑪S-35中型坦克（后者隸屬于部署在布列斯特火車站的德軍裝甲列車編制）駛入陣地，利用坦克炮對東堡壘的土質圍墻實施直接直瞄轟擊。當時敵軍也有可能投入了BA-3M/BA-6型裝甲車對抗守軍，但由于缺乏確切的檔案記載。紅軍戰士們試圖利用手榴彈和步兵輕武器全力對抗敵方的裝甲洪流，然而同樣，目前既沒有關于成功擊毀敵方坦克和裝甲車的確切蘇方數據，在德國國防軍的文獻中也沒有相關損失的記載。在此期間，德軍一門88毫米Flak 36型高射炮也推至前線，向堡壘實施了直瞄壓制射擊。

部署在布列斯特要塞北門前方的一輛戰利品法制索瑪S-35中型坦克。

部署在東堡壘前方的一輛戰利品蘇制T-26輕型坦克。

敵方坦克正利用坦克炮對堡壘圍墻實施直瞄摧毀性射擊。

截至此時，防守人員的戰術處境已大幅惡化。糧食與飲用水儲備已近枯竭；守軍曾試圖通過在地下室和暗堡內掘井取水，但未能取得預期的出水效果。許多隨軍兒童的生命體征已逼近極值。最終，部分守軍的戰斗意志開始發生明顯動搖——人們逐漸看不到繼續進行無謂抵抗的現實意義。在6月26日夜間至27日凌晨，東堡壘內部發生了一系列至今不明的隱秘變故，導致一部分守軍成批脫離了防御工事。

與此同時，在德軍的戰地報告中披露，其在同一時間段俘虜了一名蘇軍“政治官員（政工干部）”，該戰俘向日耳曼軍隊供述了關于堡壘守軍總兵力、武器裝備與彈藥儲備現狀等極其詳盡的核心情報。報告中還明確記錄了該戰俘的供詞，即“……少校和政委是要塞防線的靈魂”。鑒于該戰俘掌握的信息高度全面，且當時堡壘內的其他政工干部即便存在也僅是個別現象，因此可以以極高的概率斷定，這名叛變投敵的政治官員正是指導員斯克里普尼克。

在加夫里洛夫少校后來的回憶錄中，對這一歷史變故僅用了一句極其晦暗的評語加以概括：“……政治指導員走了”。在6月28日深夜，又有另外一個小組脫離了堡壘，且該小組的成員主要由守軍的各級指揮員組成。在敵方的正式公文中，這些脫離堡壘的防守人員被通稱為“逃亡者”，不過考慮到德語軍事術語翻譯的微秒差異，在此將其譯為“叛逃者/投降者”完全切合實際。這兩批脫離防線的人員總數約為10至20人。

在此悲劇性的動搖時期，堅守陣地的其余守軍開始大規模隱匿或銷毀個人證件，其中包括部分絕密軍事檔案。在一處暗堡內，防空炮兵戰士們將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的戰時戰功軍旗秘密掩埋在地下。根據科索夫中尉的回憶，在斯克里普尼克小組投敵后不久，守軍便震驚地發現，原本部署的核心武器——M-4型高射機槍聯裝系統已被人為拆卸破壞。這是否與該指導員叛逃前的某種蓄意破壞活動存在直接關聯，目前已很難蓋棺定論。當然，史學界也存在另一種假說，即這些高射機槍當時是由戰士們主動拆卸下來的，目的是將其轉移并改裝到普通的輪式步兵槍架上使用。

盡管如此，大多數戰士和指揮員仍堅守在各自的射擊陣地上。在兩名女童和一名男童不幸夭折后（女童實際上因極度虛脫已陷入昏迷），指揮部決定將滯留的婦女和兒童送往敵方戰俘營以求生存。其中一部分平民于6月28日撤出工事；其余人員則于次日撤離。與此同時，德軍步兵第45師師部意識到，對東堡壘的圍攻已曠日持久。6月27日，在與守軍的交火中，一名德國士兵被擊斃；28日，又有一名德國士兵受傷。最終，德軍決定聯絡盧夫特瓦費（德國空軍），對堡壘實施毀滅性空中轟炸。6月29日清晨，Ju-88轟炸機編隊對東堡壘發動空中突擊，根據不同資料記載，共投擲了6至10枚500公斤級航空炸彈。順便提一句，這是唯一一例經確鑿檔案記錄的敵方航空兵對布列斯特要塞核心陣地實施的轟炸行動。

當天下午16時30分起，德軍又投擲了11至12枚同級別航彈，并投入了一枚重達1800公斤的SC 1800“撒旦”（SATAN）超重型高爆航空炸彈，根據敵方士兵的回憶，其爆炸產生的劇烈地表震動波及了整個布列斯特市。這枚超重型航彈精準命中了內側圍墻的右翼，根據某些版本的考證，直接引發了守軍地下彈藥庫的連鎖大殉爆。爆炸沖擊波沿著干護城河劇烈擴散，徹底摧毀了外側圍墻的部分永備暗堡。在此之后，根據德軍文獻記錄，堡壘上空升起了白旗，守備部隊開始集體出降。總共有389人走出工事。這些戰士和指揮員給德軍留下了編制有序的深刻印象，且臉上毫無精神崩潰的沮喪之色。他們是在得到了防御總指揮——少校的批準后才停止抵抗的。而這位少校以及前文提及的東堡壘政委，并未跟隨出降隊伍走出工事……

6月30日，德軍對東堡壘駐地實施了最終的戰術清剿；在此期間，幸存的負傷戰士和指揮員（顯然是在被辟為臨時醫療所的一處艙室內）被俘。敵方文獻中關于在布列斯特要塞領土上俘獲紅軍官兵的最后記載，定格在7月4日。至于加夫里洛夫少校，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他最終不幸負傷被俘。官方認定的被俘日期為1941年7月23日，但這僅僅是基于加夫里洛夫本人眾多版本回憶錄中的一種說法。在德方檔案的某一種譯本中指出，日耳曼軍隊在擊碎防線后，實際上僅在全力搜捕政委，而并未搜尋少校。

最后，在德軍公文中確實留有7月23日在要塞北門附近的暗堡區域（即所謂的“加夫里洛夫暗堡”）發生激烈交火的明確記錄。在德軍遭遇6人受傷后，在對該工事的后續清剿中，俘虜了一名身份不明的蘇軍高級中尉，并發現了7具英勇犧牲的紅軍戰士遺體。如果回到第98獨立反坦克殲擊炮兵營的線索，那么7月23日實際上是副指導員格里戈里·德列維揚科被俘的日子。而眾所周知，加夫里洛夫當時的軍銜是少校……

戰后，彼得·米哈伊洛維奇·加夫里洛夫通過了所有必要的政審與甄別并返回家鄉。他被恢復了軍銜，但作為前戰俘，因“在戰爭中丟失黨證”而被開除黨籍。20世紀50年代，著名作家S·S·斯米爾諾夫多方尋訪找到了加夫里洛夫，此后，整個蘇聯才得以知曉東堡壘防御戰及其指揮官的英雄壯舉。加夫里洛夫少校被授予“蘇聯英雄”榮譽稱號和金星獎章，并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他于1979年逝世，安葬于布列斯特駐軍公墓。

這一至高榮譽是否實至名歸？毫無疑問。在最慘烈絕望的極端環境下，這位少校成功將來自不同建制分隊的零散戰士和指揮員凝聚在一起，構筑起堅持時間最長的抵抗核心。關于東堡壘守軍以及整個布列斯特要塞保衛者們精湛的戰術素養、精準的槍法以及崇高的戰斗意志，在敵方的戰報檔案中也曾不止一次被由衷提及。看來，關于堅守數月、面臨無數次集群沖鋒、尸積如山、反復轟擊、擊毀大量坦克和擊落大批飛機的夸大信息，主要與戰后時期的蘇聯宣傳、審查制度以及各相關專業編輯部門的潤色加工存在直接關聯。

對東堡壘的夜間圍攻。大約拍攝于1941年6月26日至27日。

SC 1800“撒旦”型超重型高爆航空炸彈。

遭受地毯式轟炸后的東堡壘斷壁殘垣。

1800公斤“撒旦”航彈爆炸的歷史瞬間。1941年6月29日。

1941年由“撒旦”航彈炸出的超大型彈坑毀傷效果……

……以及該彈坑在當今的遺跡全貌。

副指導員埃夫魯斯·貝爾科·阿羅諾維奇（1921-1944）——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第三火炮連指揮部班電話分隊長。曾在東堡壘奮戰。于1941年6月29日負傷被俘。不幸犧牲于戰俘營。

副指導員波波夫（具體名字不詳）；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第一火炮連副政治指導員。曾在東堡壘奮戰。于1941年6月29日負傷被俘。不幸犧牲于戰俘營。

被俘的東堡壘英勇守軍。據推測，左起第二位為副指導員埃夫魯斯；第四位為副指導員波波夫。

在清剿東堡壘地下艙室和暗道時，奧地利軍隊動用了噴火器實施殘忍燒殺。

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的戰時戰功軍旗在戰后被紅軍戰士羅季翁·塞米紐克在東堡壘的一處暗堡內成功掘出。如今，這面軍旗作為核心文物陳列在“布列斯特英雄要塞”紀念建筑群的東堡壘防御戰博物館中。

紅軍戰士塞米紐克·羅季翁·克塞諾豐托維奇（1921-1998）；時任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軍械服務部副倉庫管理員。曾在東堡壘奮戰。于1941年6月27日負傷被俘。1945年從集中營獲救。

羅季翁·塞米紐克與在布列斯特要塞中尋獲的第393高炮營戰功軍旗合影。1956年9月。

極其遺憾的是，許多布列斯特要塞的守軍至今依然姓名不詳，他們所立下的不朽功勛也同樣湮沒在歷史長河中。這一歷史局限性完全適用于東堡壘的保衛者們。例如，加夫里洛夫少校在其回憶錄中曾多次提及一名在堡壘防御戰期間表現出驚人英雄主義的第393高炮營中尉。據少校描述，該中尉始終堅守在防線最危險的戰術據點上，執行最艱巨的戰斗任務，并以實際行動激勵著堡壘內的其他守軍。少校甚至曾親自為他起草了“蘇聯英雄”榮譽稱號的推薦報告，但在防線崩潰后，這份報告不幸遺失。

根據上述回憶錄的記載，這位絕頂英勇的中尉在堡壘防御戰的最初幾天便已壯烈犧牲。然而在當今，得益于戰地搜尋人員和歷史學家的不懈努力，這位英雄的名字終于得以重見天日。他便是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第二火炮連連長巴甘德·祖爾普卡羅夫中尉（其姓氏在不同拼寫中可能存在微秒差異）。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中尉作為堡壘最后一批守軍成員于6月30日不幸負傷被俘。

在面對敵方審訊時，他表現出了極其崇高的軍人尊嚴，在德意志國防軍的密檔中對其留下了如下評語——“……毫無合作意向；移交蓋世太保（秘密警察）……”極其遺憾的是，關于祖爾普卡羅夫中尉具體戰斗細節的確切史料目前尚未完全對公眾披露。2024年2月，為了銘記英雄，他的家鄉——達吉斯坦共和國列瓦希村的一條街道被正式命名為“祖爾普卡羅夫街”。我們由衷希望，這位中尉以及其他目前尚不知名的布列斯特要塞保衛者們的豐功偉績，最終都能獲得應有的崇高評價……

祖爾普卡羅夫·巴甘德·加吉耶維奇中尉（1910-1942）；第393獨立高射炮兵營第二火炮連連長。曾在東堡壘奮戰。于1941年6月30日負傷被俘。不幸犧牲于戰俘營。

奧地利軍隊抬出東堡壘殘存的負傷紅軍守軍。1941年6月30日。據推測，擔架上的重傷員正是祖爾普卡羅夫中尉。

史料文獻來源：

1. 羅斯蒂斯拉夫·阿里耶夫，伊利亞·雷若夫 著 《布列斯特與要塞：悲壯的六月》，莫斯科，UP PRINT出版社，2016年版。
2. 羅斯蒂斯拉夫·阿里耶夫，伊利亞·雷若夫 著 《布列斯特·六月·要塞》第二卷第二部分，莫斯科，UP PRINT出版社，2013年版。
3. 尤里·福明 著 《布列斯特·第393高炮營歷史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