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上影節：我在電影院“出警”

作者|周妍

近日，第2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已經落幕，社交媒體上的討論依舊火熱。

不知從何時開始，每年電影節期間總會出現這樣一個共享文檔，內容包括：電話響鈴、吃東西發出噪音、抖腿踢椅背、討論劇情、遲到開手電筒、屏攝、亮屏、玩手機……諸如此類行為擁有一個共同的名稱——“不文明觀影”，每日隨機刷新在這份“槽點日報”里。

與此同時，影院里總有一群通過各種方式制止不文明觀影行為的人。一個眼色或是一個手勢，一句提醒或是一聲怒吼，這種行動被稱作“出警”。

隨著“出警”現象越來越頻繁，“出警”的合理性開始遭到質疑：是表演，是裝，是嚴以待人，還是合理訴求？

“出警”的人也開始反思自身。但輿論或許逐漸磨圓了他們的棱角，并沒有動搖他們的態度，盡管“出警”更像一種無序狀態下的短時“自治”，為了維系好電影院這個黑暗中的烏托邦，他們選擇堅持。

＃本文已采訪四位相關人士，他們也是「娛樂資本論」2026年采訪的第215-218位采訪對象

該出手時就出手

6月19日下午，小姚第一次在電影院和人吵了場架。

那場電影是《籠民》，據小姚回想，在他同一排隔了一個座位的位置上，一對中年夫妻頻頻交談，點評電影劇情，后排的女士已經提醒了兩遍，卻未見成效。“太過分了，我實在受不了，”猶豫過后，他大聲提醒了一遍對方——這是小姚第一次“出警”，“但依舊沒有效果，他們應該是無所謂的心態。”一件外套裹在兩個人腿上，小姚形容他們“跟在家里看電影一樣”。

最大的爭吵在電影結束的時候爆發。小姚向對方表示看電影要有素質，其中的男士則催他離場：“快點走”“不然呢，那你再看一遍啊”，反問句點燃了雙方的怒火。

小姚在群聊里和其他影迷討論

小姚參加了三年上影節，他坦言不是沒有遇到過屏攝、打游戲等等不文明觀影的現象，沒有出面制止是因為自己“社恐”，幸好同場都有愿意“出警”的觀眾。而這次眼看著別人的提醒被故意忽視，為了獲得舒適的觀影體驗，他不得不親自成為那個“出警”的人。

“在電影院看電影就需要專注。”Pury從高中開始有“出警”的意識，十年過去，他已經成為了一名嫻熟的“老警察”。他盤算了一下，今年上影節自己有三分之一的場次在“出警”，對象通常是隔壁大聲聊天的情侶、高亮度刷手機的遲到者。

今年上影節Pury看了4天20場

據娛樂資本論了解，“出警”的他們都有一個不成文的共識：真的打擾到自己，就必須告知。

“打擾”的判斷標準是彈性的。到底要不要出手，往往視具體情況而定，在他們看來，并不是只要察覺到亮屏、講話就要馬上“出警”。

溫迪今年在上影節看了一部長片，《走出非洲》，2個小時40分鐘。她留意到左右兩邊的觀眾在觀影途中分別亮屏了不下十次，但沒有“出警”。她理解部分觀眾沒有足夠的觀看長電影的耐心，亮屏看時間或許是一種難以抑制的條件反射。

觀眾在觀影時自身難以控制的行為有很多：看一部傷心的電影會流淚，看一部好玩的電影會笑出聲，看一部沉悶的電影不小心睡著……諸如此類理性難以控制的舉動，往往不在“出警”的范疇內。

Malcolm對“出警”明確了兩個條件：第一是確實對他人產生了干擾，第二是屬于“能夠控制卻沒有控制住”的行為。同時滿足這兩者，他才會考慮“出警”，比如一邊看電影一邊說話，這是他最反感的。

“電影是視聽語言，視聽語言的本質就是你要接收它的信息，而說話也是有內容的，兩種信息會發生沖突，那么我為了去獲得電影的訊息去制止另外一種訊息，這是個很正當的理由。”Malcolm認為觀影時如果有強烈的表達欲，其實是有替代方案、可解決的。他有一個習慣，每次看電影都帶一支筆、一個紙質的筆記本做記錄。“想說的話我會寫下來，回去再整理。”

Malcolm的筆記本

到了該出手的時候，“出警”的方式也是循序漸進的。在過往的實踐中，“出警”的人已經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論——最開始，他們都想要盡可能地動作輕、語氣好，避免出現爭執。

溫迪介紹自己有一招叫“眼刀”——盯著對方，不需要語言和過大的動作，一個眼神足以在安靜的影院里傳遞明確的信息。如果對方沒有察覺，她會先尋找自身能采取的措施。今年上影節看《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的時候，溫迪發現旁邊的觀眾一直在用手機和朋友聊天，而當天恰巧帶了一個比較大的包，她決定把包放在兩人中間，擋住那道隔壁座位打來的光線。如果“眼刀”既傳達不到、自己也難以調整，她再出聲提醒。

出聲提醒有時也未必能收獲很好的效果。據Pury觀察，通常他小聲提醒過后對方并不是全然接受，而是表現得稍微收斂一點，“講話可能就調小音量，玩手機可能就塞到口袋、袋子里玩。”但只要程度有減輕，他就不會再窮追不舍。

察言觀色對于黑暗中的“警察”來說很重要。觀察兩三分鐘，對方有沒有改變的意向，決定了這場“出警”行動是到此為止還是要繼續升級。他們并不介意自己的這重身份，也不介意制止不文明觀影的行為被叫作“出警”，有時會主動說“出警了”“剛剛又出警了幾次”。

“出警”者在網絡上表達對“出警”和自我身份的認可

在Malcolm看來，“出警”是具有正義性的，是用行動在公共場所重申個人享受自由不能妨礙他人權利的社會原則。而從更微觀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否有對其他人、對周遭的影響，僅僅是打擾到自身也足以構成一個人“出警”的理由。“難道他只打擾到我，不打擾到別人，這個行為就應該做嗎？”溫迪覺得自己稱得上一個“出警”配得感比較高的人。

他們向娛樂資本論表示，事實上比起電影節、影展，日常去電影院看院線電影才是不文明觀影行為的重災區，但在普通影院里“出警”的頻率實際上卻沒有電影節、影展的高。談及原因，小姚認為在影展的場域里存在著一種默認的觀影儀式的約束力，但平常的影院里不會有。

“上影節一張票至少八十幾塊錢，你不可能對這些一無所知。”在Pury看來，這種“約束力”的存在可以追溯到電影節、影展的認知門檻和資本門檻，絕大部分參與者或多或少對電影文化有所了解，對于這部分觀眾，“出警”是可解釋的。而平常去影院時，同場難免是很多完全不了解電影文化的觀眾，“出警”的語境減弱，“出警”者要投入的解釋成本則要更多。

比起長久之計，“出警”更像是一個暫行的權宜之策。“如果大家的觀影素質都上去了，就自然不會有‘出警’這個詞。”小姚認為“出警”是目前值得鼓勵的一種提高觀影體驗的方式，但不該是觀影文化發展的終點。

“暴力出警”：一場“表演”，還是一次“犧牲”

在電影節，言語甚至肢體沖突被影迷戲稱為“固定項目”。

Pury曾經扣響了2024年金雞國際影展的“出警”第一槍——不是跟觀眾，而是跟官方組織。電影節既是影迷相聚交流的盛典，也是城市文化宣傳的陣地，放映廳里偶爾會見到工作人員架起攝像機，拍攝觀眾沉浸觀影的畫面，但頻繁走動、闖入觀影席、甚至為了拍攝開啟閃光燈，Pury很難想象這些嚴重干擾觀影體驗的行為是文化行業工作者做出的。

“剛開場五分鐘就拿著攝像機全場繞，從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之后開始開閃光燈頻閃，全場都亮了。”在開幕式影片《大路》的放映途中，坐在第四排的Pury直接站起，朝著最后一排的工作人員大聲斥責。

“暴力出警”，是當前“出警”者面對的最大爭議，大聲呵斥的“出警”方式成為了眾矢之的。部分網友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自己曾因大聲呵斥的“出警”受到驚嚇，比起“被出警”的不文明觀影行為，“出警”反而給他們造成了更大的困擾。

“如果真的有這種觀眾，那我覺得我只能向他表示抱歉。”Malcolm坦言所謂的“暴力出警”往往是無奈之舉。“大聲說話是該有個度，但是我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大家相互理解一下。”

據娛樂資本論觀察，他們認為選擇“暴力”的人和指責“暴力”的人實則處在同一條船上，理應將心比心、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把矛頭一致對向“罪魁禍首”。“是因為別人的體驗先被影響，所以才需要出警，再造成了他的體驗被影響，他應該追究的是那些被出警的人，而不是去追究出警的人。”Pury解釋。

Malcolm打了一個安全生產相關的比方——海恩法則指出，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不太恰當，但同樣的道理，別人可能在吼一句之前，已經提醒過幾次了。”他很反感網絡上認為“暴力出警”的人有“表演型人格”的說辭，“沒有人會特地去花個幾十塊、一百多塊，甚至像我這樣從外地來上影節看要花個兩三千塊錢，就為了給你表演一下吼人，沒有人這么無聊。”

事實上，“暴力出警”也給“出警”者帶來一定的心理負擔。

“大家都是人，如果說我吼了你，你安靜了，我有時候也會反思，我是不是有點過了？”Malcolm最近一次在影院里吼人是看一場話劇錄影。特地買了靠前的座位，開始放映后卻聽到了大約后三四排處兩個男士在聊劇情，出聲提醒不見效果，他去請來了工作人員，發現工作人員站在廳里時變得很安靜，一旦離開就又恢復吵鬧。在Malcolm眼里，兩個人就像是高中班主任來班里查晚自習時裝乖的男生。

“當時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生氣，直接吼了，最重的一句就是‘給臉不要臉’。” 吼人過后，全場安靜，兩人再也沒發出過聲音，但與此同時，這是一場喜劇，Malcolm發現原本偶爾會笑的其他觀眾貌似暫時也不太敢笑了。

AI作圖 by娛樂資本論

同時，大動作的“出警”本身就意味著要主動打斷自己的觀影體驗，比如尋找工作人員幫忙，就會錯失這幾分鐘甚至更長的電影片段。Malcolm的解決方法是在筆記本上寫下離開的大致時機，回家后再通過找網絡資源把漏看的片段補回來。“我怕的是那種當紅的院線片，沒有渠道去補，我要么就只能去電影院再看一遍，要么就只能把這幾分鐘算浪費了。”

“出警”的他們開始習慣收起自己的鋒芒，為了避免沖突，不約而同地偏向了“躲”。

“惹不起只能躲。”面對態度強硬的對手，溫迪只能躲到角落里的座位。Pury現在喜歡挑第一第二排的位置坐，周圍沒有人，他也已經習慣了仰頭看熒幕的姿勢。“想到有時候可能爭不過，那我們還不如就躲，干脆就跑得越遠越好。”

Malcolm的父親已經躲到了家里。他曾推薦父親去看熱映的院線電影，過后父親跟他聊起來，卻說因為影院里太吵，最后只能自己默默坐到了最后一排，其實沒看好，很不爽。“我家是在小縣城，在我們縣城，很多人不能理解你為什么要安靜。”于是他父親自己買了幾個視頻平臺的會員。“在家里看是被逼的，這沒辦法。”

Malcolm形容自己的“躲”則更近乎病態。他會挑深夜的場次買票，而有時從買票一直到入場都會特別焦慮，生怕有兩個人也買這一場。“如果有的話我甚至會想退票，或者這場就不想去了。我自己都覺得有點極端，但有時候也會覺得委屈。”

除了“躲”，就是“忍”。

“說實話，我有幾次都不太敢出警。我這個人本來也是有點玻璃心，生怕別人去網上掛我。” Malcolm在今年上影節看了9部影片，忍了3次，“出警”了2次，躲了1次。在大光明電影院看《歌劇魅影》的那次忍耐，讓他印象最深刻。

在他后排的右邊，大概四五個人在一邊講話一邊用手指點。當下他分析，大光明電影院太空曠了，很小聲說一句話都能有回音效應，旁邊人聽得很清楚，影院還很大。“我預判一下那個位置，要么我要出我的座位，直接跑到他們旁邊說，或者拍一下他們肩膀，或者找工作人員，要么我直接在我的座位上吼起來。其實大多數人選擇了在座位上吼起來。”他放棄了“出警”。

后來他感覺到了遺憾。

“回去每次刷到小紅書上面別人的repo（反饋），說一直感覺到有人在聊天，我都會在下面評論‘你沒感覺錯，我看得清清楚楚’。”音樂劇對Malcolm而言像個烏托邦，每個人都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看著大家吐槽本來美好的體驗就這樣被幾個人影響了，他感覺很不好受。“我當時真的有一種‘哎，早知道我就該出手了’的感覺。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選擇大不了吼幾句。”

“出警”的他們正面臨著相似的煩惱。應對不文明觀影，貌似是一個怪圈：要么“出警”，但有被指責的風險；要么忍著，回去獨自不爽；要么躲家里看，又會被嘲諷看盜版。Malcolm直言，沒有人出警是很愿意出警。

朋友、共識和魔力

“我能理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觀影禮儀。那么我提醒一下，您安靜一點，大家就都開心。” Malcolm認為在電影院里的人，本質上都是一個共同體，不是劍拔弩張的關系。“其實大家都是朋友，看同一場電影，說明最起碼有點共同的愛好。你看完電影散場加個我微信都行，但看的時候有看的時候的規矩。”Pury也認為從前迷影文化還不流行的時候，人們不了解很正常，自己在初中的時候也會拍電影的開頭或者結尾發QQ空間。

過去觀影禮儀未被重視，沒有引導和指示，不知者不論其過錯。如今，包括電影票的背面、放映前的短片以及網絡討論等等，人們逐漸有充分的渠道接觸觀影禮儀。

在電影院不該說話，在公共場合不該抽煙，在高鐵靜音車廂不該喧嘩，Malcolm認為這三者可以作類比。“三個東西其實本質都是之前沒有類似的規矩，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會影響別人，所以慢慢以道德這種比較松散的方式約束了下來。”在他看來，這三種觀念都是需要在未來漸漸扭轉的。

溫迪在2022年搬到了上海，在兩年前的上影節，她碰上影院的字幕出現問題，全場觀眾排隊要求電影院退票。“那時候我就突然感覺，好像你作為一個電影的觀眾，是可以去為自己發聲的。”

怎樣才能讓看電影變得更舒適？或許不能只有一方在努力。Malcolm期望影院也能像劇院一樣配備一定的工作人員維護秩序，但就實際情況來看，更可行的方式是合作。

往年在上影節因社區贈票過多導致觀影氛圍差而飽受詬病的滬北電影院，今年表明了改善的決心。據娛樂資本論了解，滬北電影院有專門讓工作人員在開場之前舉著燈牌告知手機調暗、調靜音、保持安靜，也事先和社區的年長者表明觀影過程中勿喧嘩，對于打呼嚕的人群準備了冰塊提神等等。

滬北電影院擺出的易拉寶

影院盡力地宣傳觀影秩序，影迷盡量互相包容，優先文明“出警”，“被出警”的人群則吃一塹長一智，多方在行動中逐漸培養出文明共識，既比“出警”這種民間自治更高效，也比官方嚴管更融洽。

“我推薦大家找到一部適合你的電影，去感受一下全身心、一言不發沉浸在電影里面的感覺，它其實是特別好的。”Malcolm從事的本職工作和電影、話劇沒有任何關系，每天跑外勤，晚上一身汗回來開會。去年12月底，他休了5天的年假飛往北京，每天從下午一點到晚上九十點都泡在中國電影資料館和國家大劇院里，工作利用坐地鐵的間隙和熬夜到凌晨完成。“累肯定累，但有時候特別是在一些氣氛比較好的廳，真覺得這很幸福。”

“我覺得它有一種魔力，能夠讓你的心靜下來，能夠讓人去抵御短視頻或者各種各樣的快節奏的東西的清洗。”Malcolm這樣形容電影院。“我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