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老無所依的美國人

Americans Are in Denial About Elder Care

許多人以為，只要年老時雇得起有償護工，就不必依賴親屬。他們錯了。

作者：斯蒂芬妮·H·默里（Stephanie H. Murray）

2026年6月23日

在養老這件事上，荷蘭人的處境可謂相當優越。荷蘭擁有 arguably 全球最慷慨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所有能證明有需求的居民，均可獲得專業護理或居家照護服務。該國在正規養老服務上的支出高達其GDP的4.1%，其中94%由公共財政承擔。（相比之下，美國的這一比例僅為1.3%，且公共資金占比為71%。）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2023年發布的一份工作報告指出：“在人均公共資助的正規護理支出方面，沒有任何國家超過荷蘭。”

然而，即便如此，在需要協助完成穿衣、洗澡、買菜、付賬單等日常基本活動的荷蘭老年人中，仍有近一半部分甚至完全依賴親友提供的非正式照護。這給美國人上了一課：你的養老照料大概率無法完全外包——至少不可能全部外包。

在美國，長期護理的可及性和質量不盡如人意，這早已不是秘密。但許多美國人一生中始終對衰老抱有兩大誤解：其一，認為在后工業社會，大量養老工作已外包給專業人士；其二，認為只要有足夠的儲蓄和完善的公共服務，就能避免依賴親屬。

簡而言之，這些觀念更多是迷思而非現實。波士頓大學社會學家黛博拉·卡爾（Deborah Carr）告訴我，在課堂上討論老齡化問題時，她經常聽到本科生重復一種關于美國養老的“辛普森爺爺”式刻板印象：他們以為許多老人在養老院度過晚年，幾乎被家人遺忘。但卡爾指出，“實際居住在養老院的老年人比例微乎其微。”即便老人入住養老機構，家庭成員通常也高度參與照護。

在我與親友的交流中，我發現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年老后依賴成年子女已是過去式。但事實是，在整個發達國家，大多數養老照護仍以非正式方式進行——通常由配偶或子女承擔，有時則由其他親屬或朋友負責——而且這種情況恐怕難以改變。

在65歲以上需要照護的美國人中，超過80%依賴親屬；約三分之二完全依靠非正式照護。而且，美國無償養老照護的比例即便沒有上升，也并未下降。作為參照，我們的同等發達國家情況也相差無幾，即便那些在養老上投入遠超美國的國家也不例外：一項針對10個長期護理公共投入水平各異的高收入國家的分析顯示，荷蘭是唯一一個依賴親屬照護的老年人口比例低于50%的國家。這表明，即便美國突然大規模擴充正規照護服務——在當前氛圍下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國人很可能仍需大量依賴非正式照護。

愛丁堡大學社會政策博士研究員、《誰來照護：隱藏的照護危機及其解決之道》一書作者埃米莉·肯韋（Emily Kenway）告訴我，即便家庭能找到并負擔得起正規照護，許多老人仍極度抗拒搬進養老院或讓陌生人上門幫忙。衰老在心理和情感上都充滿挑戰。承認自己需要居家護理員，意味著必須直面自身的脆弱，這知易行難，尤其對那些一輩子未曾殘疾的人來說更是如此。而當老人飽受認知障礙困擾時（許多老年人確實如此），更換住所或由陌生人照料更會令他們深感恐懼。（肯韋補充道，在某些情況下，種族偏見還會加劇這種不適感——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但鑒于大多數護理和居家照護工作者都是有有色人種，家庭成員不能對此視而不見。）

當然，許多配偶、女兒、兒子、侄女和侄子都愿意照顧年邁的至親。但考慮到近年來的人口、經濟和社會趨勢，正視親屬在養老中所承擔的支柱性角色，已變得前所未有的緊迫。

首先，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沒有子女或配偶。這也是為何預計到2050年，日常照護需求得不到滿足的老年人比例將增長30%以上的部分原因。與此同時，即便有配偶和子女，也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家人愿意或有能力提供照護，尤其是當他們還在職場打拼時。許多雇主并未為員工兼顧工作與照護提供便利。

另一個復雜因素是居住距離。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人們之所以能依賴親屬，是因為家人住得近。如今，大多數美國人住在離最近父母30英里以內的地方——這聽起來似乎很近。但密歇根大學內科醫學及衛生管理與政策副教授崔華貞（Hwajung Choi）告訴我：“如果你要照顧身患殘疾的父母，每一英里的距離都至關重要。”她的研究表明，盡管殘疾老人嚴重依賴成年子女的照護，但子女住得越遠，老人獲得的照護量就急劇下降。與父母同住的子女提供的照護時長，大約是住在同一街區子女的兩倍，而后者的照護時長又是住在幾英里外子女的三倍。一旦距離超過五英里，無論子女住在10英里還是100英里外，他們幾乎都不再提供多少照護。

其他令人擔憂的趨勢也正逼近。美國社會似乎正經歷一場大范圍的退守與孤立。人們相處時間減少，紛紛退出社區和宗教機構——而這些場所歷來是培育持久互助關系的土壤。與此同時，在這個國家亟需重建人際紐帶的時刻，人工智能似乎正準備進一步侵蝕人際關系。所有這些跡象都指向一個嚴峻前景：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美國人在步入老年時可能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除非他們開始以創造性和務實的態度，認真規劃自己未來的生活圖景。

衰老充滿變數。當我問西弗吉尼亞州某學區薪資專員蘇珊·福德姆（Susan Fordham），照顧84歲母親的典型一天是怎樣的時，她一時難以回答。去年夏天，母親做完手術后需要在康復中心住一陣子，隨后又需要數周的貼身照料，自此便開始需要幫助。“有段時間，她連給自己弄點午飯、倒杯飲料都做不到，甚至連廁所都去不了，”福德姆告訴我。到我們交談時，母親所需的協助雖不再那么密集，但對她的舒適仍至關重要。母親輪流住在福德姆和她姐姐家，她能自己倒咖啡，卻煮不了咖啡。于是福德姆每天上班前都會提前煮好一壺。“讓她提起整整一加侖牛奶還要穩住，實在超出了她的能力，”福德姆說。因此，每天早上她都會把牛奶倒進一個小奶壺里，方便母親拿取。

與此同時，福德姆隨時準備放下手頭一切事務，以防突發更嚴重的狀況。我們通話那周，她就不得不請病假帶母親去急診——幾天后又請假去復診。

福德姆的經歷頗具代表性。照護需求可能瞬間降臨——比如在浴室滑倒或突遭確診——并且可能在數月、數周乃至數日間劇烈波動。這種不穩定性與大多數正規服務的計劃性質背道而馳。“你可以安排付費護工按固定班次工作一段時間，但需求可能突然生變，”愛丁堡大學研究員肯韋表示。隨著年齡增長，大多數人需要有人在問題初現時迅速介入，并在照護需求暫時緩解期間持續留守關注。

這并不是說公共資助正規照護毫無意義——而是說僅靠它遠遠不夠。肯韋指出，正規照護“必要但不充分”：它至關重要，但也只是滿足老年人需求所需“二重奏”中的一半。事實上，與其將正規與非正式養老照護視為相互替代，不如將其看作互補關系。即便老人正在家中或養老院接受正規照護，也必須有人統籌協調各項服務——無論是申請項目、弄清支付方式、預約就診，還是與政府機構、保險公司及護理人員溝通。“家庭照護者就像團隊主管，”肯韋告訴我。

去年夏天母親術后，正是福德姆聘請了居家護理員。由于母親雖有長期護理保險，但居家協助需求來得太急，她來不及研究保單覆蓋范圍，只能自掏腰包支付這筆費用。當地醫療系統安排了康復治療師協助母親康復——但治療師對接的人是福德姆。“他們很快就明白別直接給我媽打電話了，”福德姆說，“有時候我正通著電話，還得跑去開門，因為她根本走不到門口。”

盡管福德姆的母親處境艱難，但在一點上她是幸運的：她有家人照料。而隨著年歲漸長，許多美國人恐怕未必能有這份幸運。

無論有無子女，無論是老人還是其年邁的家屬，往往都傾向于回避直面養老需求這一問題。心理治療師、作家喬迪·戴（Jody Day）長期致力于為無子女老齡人群發聲，她告訴我，與她交流過的父母通常不愿承認自己指望孩子養老。她還補充說，許多人直到被迫承擔起照顧年邁親屬的責任時，才開始思考將來誰來照顧自己。

這種拖延情有可原。規劃晚年意味著必須直面死亡——自己的以及至親的死亡——而許多人在心理上并未做好充分準備。成年子女可能根本無法想象自己需要為父母提供何種程度的照護。老人也可能抗拒承認自己終將需要幫助。即便是年輕力壯的人，若以為自己真到需要時能坦然接受付費護工的照料，或許也只是自欺欺人。“人們總覺得自己不會那樣，”肯韋說，“但一旦真正老去，情況往往并非如此。”

這種逃避心態的危害在于，缺乏前瞻性規劃會讓照護者和被照護者的生活都變得異常艱難。這對所有人都適用，但對無子女或無伴侶者而言尤為嚴峻。

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研究老齡化與照護問題的人口統計學家莎拉·帕特森（Sarah Patterson）告訴我，家庭成員歷來承擔養老責任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強烈的義務感。這種文化規范力量強大，甚至能驅使人們去照料曾嚴重虐待過自己的父母。但這種責任感在其他關系中就沒那么牢固了。近期一項探究美國人關于“誰應承擔老年人照護責任”觀念的研究顯示，受訪者心中存在清晰的等級序列：伴侶、配偶及“整個家庭”被賦予最高責任，成年子女緊隨其后，而“終身好友”所承擔的責任則低得多。

歸根結底，現代養老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與后勤困境：最有照護意愿或義務感的家庭成員，往往不具備便利條件；而那些因住得近而具備便利條件的人——也就是我們的鄰居——可能與我們素昧平生，更遑論對我們的福祉懷有責任感。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個令人警醒的現實。正如波士頓大學社會學家卡爾所言：無論有無子女、婚否，“誰也不能理所當然地認定”誰會來照顧自己。

在我看來，我在探究家庭成員養老角色的過程中結識了肯韋和戴，這絕非巧合——她們二人都沒有子女。兩位女性都深切體會過照料年邁親屬時那種辛勞與溫情交織的復雜感受。肯韋在照料患癌母親的歲月里及之后寫下了她的著作；戴則在婆婆生命的最后八年里與她同住。她們也深知，自己未來的養老模式必將不同——并正為此積極籌備。

現年六十多歲的戴，正著手構建她所稱的“替代親屬圈”（alterkin，即“替代性親屬關系圈”的簡稱）。她將之描述為“專為無子女老齡人群設計的激進互助社群模式”。加入該圈子意味著成員需“在不便之時，為不便之人做不便之事”，并摒棄當代生活中追求極致便捷的種種習氣——在這種文化中，人們寧愿將事務交給技術或陌生人，也不愿向熟人求助。她的團體每月聚會一次，有六名核心成員，有的有伴侶，有的單身；有的正值中年，有的年近八旬。所有人都住在愛爾蘭鄉村地區，彼此相距不遠。

一方面，戴試圖建立的這種親屬網絡并非新生事物。她的構想借鑒了LGBTQ社群長期采用的模式——該群體在被血緣親屬排斥后，歷來依靠“自選家庭”網絡相互扶持。“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認真思考如何在核心家庭之外建立自己的生活支持體系，”戴說。另一方面，她也清醒地認識到，培育此類非傳統紐帶絕非易事。

表面上看，戴所在團體的目標很簡單：“達成一項共同承諾——我們絕不辜負彼此，”她說。成員們花了數月時間將彼此的承諾正式化，形成了一份文件，并在每次聚會伊始宣讀。他們希望通過大聲重申這些誓言，內化一種共擔責任的精神。

戴和肯韋都告訴我，在某些方面，她們心懷感激：照護經歷加上沒有子女的事實，迫使她們在衰老的挑戰真正來臨之前，就提早直面“如何體面老去”這一現實課題。戴說，有些人覺得她對衰老的直言不諱令人不快或過于悲觀。但她本人并不這么認為。眼下，她并不需要這個正在穩步構建的社群提供太多照護。不過，她感到“我的生活中多了一些以往不曾有過的情感與心理支撐，”她說，“這讓我深感踏實。”

誠然，美國決策者完全可以通過多種途徑更好地支持非正式養老照護——例如像某些州那樣通過現金補貼或帶薪家事假予以資助、簡化公共項目的申請流程，或改革區劃法規以使代際或多戶同居更為普及。尼斯卡寧中心社會政策主任喬舒亞·麥凱布（Joshua McCabe）告訴我，以馬薩諸塞州為例，現已允許房主依法建造附屬住宅單元（又稱“祖母房”），這有助于老年人在保持一定獨立性的同時就近與家人居住。

但歸根結底，搭建自己終需的親屬網絡，終究是個人的責任——而在當下人們愈發依賴科技捷徑的生活方式下，這項任務只會愈發艱巨。現代生活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健全的成年人可以輕易地在無需親友相助、甚至完全不與他人打交道的情況下生存。但這種生活方式是有保質期的。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真正為晚年做好準備，意味著要更加自如地向周圍人尋求幫助并提供幫助，無論彼此是否有血緣或法律關系。這需要我們未雨綢繆，審慎規劃居住地及鄰里關系；意味著抵制數字便利的誘惑，轉而選擇真實的人際互動。最重要的是，它要求我們坦然承認：在一個極力誘導我們裝作互不相干的世界里，我們依然彼此需要。

本文作者：斯蒂芬妮·H·默里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她曾是一名公共政策研究員，現居英國布里斯托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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