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淼淼|《嵌瓷：我把神仙鑲上天》

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晴空下，當人們駐足于高迪的奎爾公園，無不為其狂野如“上帝打翻調色盤”的馬賽克拼貼色彩所震撼。

然而，對于一位在中央戲劇學院接受過嚴格戲劇訓練的潮汕導演、作家而言，那一刻在內心升騰的除了驚嘆，還有一種豁然開朗的藝術感召——她突然想到了自己遠在中國南方的老家，那些在潮汕祠堂屋頂上佇立了數百年的“嵌瓷”。

這些歷經狂風暴雨卻從未褪色的碎瓷藝術，原本是潮汕人日常生活中最習以為常的風景。初一、十五，提著裝滿貢品的籃子去拜“老爺”，那些神仙就站在屋頂上，俯瞰著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它們是城市的名片，更是嵌在屋頂上的非遺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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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瓷跟女人實在太像了。”

6月18日晚，潮汕導演、作家蔡淼淼在她的小說《嵌瓷：我把神仙鑲上天》發布會上，語氣平靜卻充滿力量地說道：“中國女性，往往被偏見砸碎，被家庭碾碎，被社會規訓磨碎。然后，我們一片一片再從地上撿起來，把自己重新鑲嵌回來。這是一個從破碎到重生、散發萬丈光芒的過程。”

這構成了她的新書與正在籌備的電影的核心母題。

從最初探討女性重返職場的劇本雛形《潮媽歸來》，到如今帶有魔幻浪漫現實主義色彩的《嵌瓷：我把神仙鑲上天》，她試圖在盛產傳統敘事的土壤里，鑿出屬于當代女性的視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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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我當男生看

《我把神仙鑲上天》獲得北影節新荷單元評委會特別推薦長片榮譽

藝術作品往往是創作者自身投影的變體。

小說的女主角名叫徐天任。在傳統的語境里，這個名字背后的期望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帶著濃重的宗族托付感。但在書中，這個名字被女孩自己解構成了四個字：天生任性。

這種帶有反叛色彩的辛辣幽默，幾乎是蔡淼淼那一代潮汕女性的集體縮影。

作為土生土長的汕頭人，這位創作者成長于計劃生育政策剛剛收緊的20世紀80年代。

在那個崇尚多子多福、宗族觀念根深蒂固的傳統地域，如果一個家庭——尤其是公務員家庭——沒有生下兒子，就意味著某種無言的壓力。大環境的妥協方案只有一個：把生出來的女兒當成男孩來養。

“天將降大任，這就是‘天任’這個名字的由來。”蔡淼淼自嘲地笑了笑，“我背負著父親強加的、他自己未竟的夢想，那種軍事化管理，反倒成了后來蓄積反彈力量的‘彈簧’。”

于是，面對父親強加的宏大期許，戲里的徐天任沒有順從，而是把“天降大任”的“天任”，活生生拆解成了“天生任性”。這種骨子里的“瘋勁”與叛逆，不是無病呻吟的青春期延宕，而是被逼到墻角之后長出來的鎧甲。

然而，現實中蔡淼淼的反叛并非孤軍奮戰。從3歲開始學小提琴、到一路考入中戲，盡管父親反對，母親卻始終堅定地站在她身后，“我當年有一些夢想沒有實現，我一直在懊悔，在你身上，不能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這種來自現實母體的深層支持，最終化為了她的作品中徐天任這一人物的底色：一個融合了潮汕最傳統根深蒂固的思想，又帶著大學雕塑系畢業、骨子里絕不認輸精神的完整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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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屋頂的隱形界線

在潮汕的傳統文化中，儀式感貫穿了一個人的終生。

15歲那年，每個孩子都要經歷一場隆重的成人禮：出花園。那一天，孩子要躲在家里，完成儀式后便意味著走出了備受庇護的花園，從此要對家庭和社會有所擔當。

然而，并非所有的空間都對完成成人禮的女性開放。作為潮汕三大非遺之一的嵌瓷，由于其傳統的作業空間大多位于祠堂和廟宇的頂部，歷史上的宗族觀念曾對女性登屋脊施工抱有重重陳規與避諱。

但是在今天，這種基于性別的隱形限制正被現代文明與行業接力所消解。國家級非遺傳承人許少雄老師坦言，現代的文化傳承早已打破了性別的桎梏。他已將這門絕活傳給了女兒。在實際創作中，許多鳥翎和羽毛部分的瓷片被要求剪得“比紙還薄”，女生的心思和手法普遍比男生更加細膩，反而在這個領域展現獨特的藝術優勢。

在小說的早期版本中，蔡淼淼對這種現實進行了妥協性的文學處理：既然傳統不讓我上祠堂屋頂，那我就自己建一個族譜，自己去做屬于我自己的天空。

4月19日，該項目在第十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新荷NEWHER電影單元長片扶持計劃中，從全國230個參賽項目中脫穎而出，榮獲評委會特別推薦長片榮譽。

在即將呈現的電影視聽語言中，能不能上屋頂成為了貫穿始終的絕對主線。徐天任不僅上去了，她還在屋頂上翩翩起舞，最終把自己的名字，生生刻在了祠堂的屋頂之上。

這不再是一個傳統敘事里“媳婦熬成婆”的隱忍故事，而是一場關于身份地位、署名權及傳統觀念的優雅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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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媽媽的“公司化”婚姻

如果說《嵌瓷：我把神仙鑲上天》的視覺外殼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嵌瓷藝術，那么它的現實內核，則是成千上萬中國女性正在經歷的職場與家庭的隱形拉扯。

作為一個曾經有七八年時間在學校當義工、帶學生去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和愛丁堡藝穗節進行展演的“全能母親”，蔡淼淼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國女性特有的不易，她們需要在圍裙與時裝之間完成無縫切換，兼顧家庭與工作。

在她的婚姻哲學里，夫妻關系被定義為一家“經營狀況持久且良好的合營公司”。這種看似冷靜的商業思維，深層里涌動的其實是中國人最傳統的相濡以沫：同舟共濟，攻守配合。

在這家公司里，沒有絕對的性別分工，只有基于信任的動態平衡：誰有空誰就多做一點，不斤斤計較，不怨天尤人。這種頗具韌性的現代思維，恰恰又帶著最地道的潮汕務實——“上有老下有小，我們必須要扛住。哪怕有一天我老公累了不想干了，我憑自己的活兒，也能撐起一整個家庭的經濟。”

電影中，徐天任與丈夫尹一帆的隔閡，正是這種“配合”在時代變遷中失衡的結果。創作者沒有選擇落入常見的低俗套路，選擇去書寫兩個從大學時代一路相濡以沫走來的知己，如何在現代與傳統的撕裂中，重新尋找溝通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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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眾小說到國際視聽語言

在100分鐘的視聽容器里，創作者將她在中央戲劇學院四年“長在排練場”積淀下來的扎實文學功底發揮到了極致。她堅信戲劇大師的教誨——“臺上沒有小演員，也沒有小道具，所有東西都不是廢的。”每一章的核，都必須承載哲思。

為了不讓哲思流于沉悶，她特意引入了輕喜劇的元素和帶有自嘲色彩的幽默臺詞。電影中還將加入幾分鐘由AI呈現的魔幻聯動，讓屋頂的神仙在數字時代“活”過來。在當前的電影市場上，以《阿嬤的情書》為代表的潮汕題材電影正在高歌猛進，票房直奔18億元大關。

面對同類題材的火爆，作為新晉導演的蔡淼淼認為，“藍導在前邊開路是好事，但我們是完全不同的風格。我們是一部帶有深刻哲思的小成本制作，我們的終極目標，是把一個充滿當代話題的、全新的潮汕故事，展示給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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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在破碎的世界里

把自己鑲嵌進去

這場氣勢磅礴的創作，起點極其微小，源于一次純粹的母性善意。

2022年疫情期間，蔡淼淼寫下了自己的第一本慈善小說，講述一個自閉癥女孩通過幫媽媽離婚完成自我救贖的故事。

為了幫上海青蔥泉兒童智能培訓機構募集資金改善破舊的校舍，她帶著孩子們的畫作，在半個月出差、半個月回家的疲憊中，與疫情賽跑，艱難地跑遍了全國14個城市舉辦讀書會，將全部稿酬傾囊捐出。

有一天，她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她那剛滿六歲半的小兒子在百字作文里寫到，自己最崇拜的英雄是媽媽。蔡淼淼問他為什么，兒子奶聲奶氣地說：“因為媽媽寫小說，不僅能當作家，還能幫到那些自閉癥的小朋友。我長大了，也要當這樣的人。”

那一刻，蔡淼淼備受鼓舞，她突然明白，女性的自我成就不應該被世俗的眼光定義，更不應該在多重身份的壓抑下退縮。

中國非遺的傳承，不該被性別混淆了視聽；現代女性的飛翔，也不該被任何一座祠堂的屋脊阻擋了視線。

她和她的徐天任一樣，無意于砸碎古老的建筑，也無意于和傳統決裂。她們只是在這個容易被撞碎的世界里，優雅地撿起屬于自己的每一片“碎瓷”，理清屬于自己的悲喜，然后清脆、響亮地，把自己穩穩地鑲嵌到生活的最高處。

當光來臨之前，她們已經在屋頂上，與神仙一同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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