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作者：So Mayer
譯者：覃天
校對：易二三
來源：Sight & Sound（2020年12月14日）
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人文社科教授朱迪思·梅恩對先驅女性電影人多蘿西·阿茲納開創性的研究中，包含了一張照片，但這張照片肯定不屬于多蘿西，但它現在正存放于多蘿西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資料館里。這張有點像是抓拍的照片顯示，瑪琳·黛德麗在多蘿西和瑪麗恩·摩根位于好萊塢的家中的院子里，抱著一只肥大的、極其暴躁的貓，她對這只貓愛不釋手。
瑪琳·黛德麗
盡管有幾本有關瑪琳·黛德麗的傳記揭露了這位明星周邊的酷兒圈以及性感的好萊塢中的亞文化——即「縫紉圈」（譯者注：縫紉圈通常指的是一群人，多為女性，他/她經常以縫紉和做手工活為目的聚在一起聊天），但朱迪斯·梅恩指出，她找不到一份關于這位制片廠時代唯一出柜的女同性戀導演（多蘿西）與其最著名的雙性戀女明星（瑪琳·黛德麗）之間的友誼、熟識或相戀的史實資料。
多蘿西·阿茲納（左）
這張朋友之間的非正式合影里，黛德麗抱著一只貓咪的畫面看起來很有趣，這是對她明星形象的引用：在《羞辱》（1931）開場后的一段場景中，她賣弄地從床上抱起一只更毛茸茸、喜怒無常的貓，并故意把它放在她的下半身前。
《羞辱》（1931）
這一場景成為一種雙重編碼的引用，將她在《海斯法典》之前的明星形象，當時全球同性戀文化之都——魏瑪共和國的首都柏林的衰落、黛德麗公開的性取向聯系在了一起。
除了歐洲人和酷兒群體的短暫聯系（在美國文化中仍然堅定不移）之外，黛德麗的明星形象還建立在她從魏瑪的卡巴萊文化中形成的光環上，這為她與約瑟夫·馮·斯登堡合作的第一部制片廠電影增添了一種性向上的優勢，正是斯登堡第一次讓她在烏發電影公司的電影《藍天使》（1930）中出演角色。
《藍天使》（1930）
「一個家境優渥的女孩怎么會像一個柏林人那樣說出粗俗的語句呢？」黛德麗在她的回憶錄《我的生活》中直白地問道。她煞費苦心地暗示了自己和所扮演的角色勞拉之間的鴻溝，她還提到，斯登堡給自己請了柏林俚語的向導。斯登堡在《藍天使》中用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把戲，將讓黛德麗進軍好萊塢——從讓公眾覺得，黛德麗和勞拉都是一個人，而勞拉——這個在修道院接受教育的好女孩，也是黛德麗在她的回憶錄中用心描繪的。
在《摩洛哥》（1930）和《金發維納斯》（1932）中，馮·斯登堡將她塑造成一個與男人、女人以及不幸調情的歌舞表演者。加拿大卡爾頓大學的電影學教授勞拉·霍拉克認為，這部電影賦予了黛德麗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多人復制的肖像」，并且還賦予了黛德麗一個滑稽的名字——表演者艾米·約利，約利是同性戀的同義詞嗎？她穿著完美、合身的禮帽和燕尾服，手上晃著香煙。
《摩洛哥》（1930）
正如霍拉克在《女孩將成為男孩：變裝女性、女同性戀和美國電影：1908—1934》中所探討的那樣，當時黛德麗在銀幕上穿褲子的鏡頭一眨眼就晃過去了。霍拉克列舉了400多部以變裝女性為主角的美國無聲電影，這種比喻「與健康的娛樂活動聯系在一起。」在電影《摩洛哥》里，當黛德麗親吻一名女性觀眾的嘴唇時，這也是這位明星罕見地在銀幕上與另一名女性親密的閃光時刻。
《摩洛哥》（1930）
直到《新奧爾良之光》（雷內·克萊爾執導，1941年），黛德麗才飾演了一個與另一個女人保持持久關系的角色：她飾演的伯爵夫人勒德爾花在特蕾莎·哈里斯飾演的女仆克萊門汀身上的時間，比她花在兩個男人中的任何一人身上的時間都多。
《新奧爾良之光》（1941年）
克萊門汀給勒德爾夫人穿衣服、脫衣服，還耍詭計來拖延她的男性追求者，甚至一度用槍為她辯護。然而，他們的親密關系必然會被種族等級制度所打破和界定，霍拉克認為，艾米·約利/黛德麗出眾的泛性向和積極的欲望被「無處不在」的《摩洛哥》東方背景所擴散、延伸了。
《新奧爾良之光》（1941年）
1933年，黛德麗在銀幕外穿褲子的行為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對即將到來的《海斯法典》的警告，比許多人愿意承認的一點是，這部法典更接近納粹的意識形態，它對視覺呈現、酷兒群體、女權主義以及身體和精神疾病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和審查。
霍拉克的詳盡研究揭示了媒體對黛德麗決定穿燕尾服出席「世界上最邪惡的電影」——塞西爾·B·戴米爾《羅宮春色》（1932）首映禮的報道。電影中，戴米爾拒絕剪掉的「裸月舞」間接導致了1934年《海斯法典》的介入，最終這一場景還是被移除了。
《羅宮春色》（1932）
然而在1933年1月的好萊塢首映禮上，這種舞蹈引起的任何憤怒（或喚醒）似乎都轉移到了黛德麗的褲子上，盡管在當月早些時候，她也在沒有告知他人的情況下穿著它們去參加了首映式——那是一部低成本的德國藝術電影。然而，那部電影就是《穿制服的女孩》（列昂蒂內·薩岡與卡爾·弗洛里希執導），它通常被稱為史上第一部女同性戀影片。
《穿制服的女孩》（1931）
鑒于這部電影描繪了普魯士女子學校里一場反對權威的起義，一名新學生因在學校話劇中穿著緊身上衣和長筒襪表白老師而被關押，我們可以看到，對女孩們在一起做什么的焦慮是如何與她們穿的長筒襪糾纏在一起的，并被放在好萊塢最愛看到的，柏林人的長腿上。
《穿制服的女孩》（1931）
黛德麗和這部電影的導演薩岡有可能曾相遇過。根據對女同性戀群體的研究，與黛德麗一樣，出生于奧地利的薩岡也曾就讀于馬克斯·萊因哈特著名的柏林戲劇學校，正如黛德麗所說，在那里「有太多的女孩讓我感覺自己又回到了小學」，雖然她接著說，她的意思是「成為數百名業余女演員中的一員」。但她的話也暗示了我們可以在《穿制服的女孩》中看到的，那種女性之間強烈的激情和依戀。
正是通過萊因哈特，黛德麗在他的喜劇院里得以創作諷刺時事的滑稽劇，她在那里演唱了現在被認為是第一首（也是現存最好的）女同性戀歌舞表演曲目《我最好的女朋友》（The Wen die Best e Freundin），這首曲子由馬塞盧斯·希弗和米莎·斯波蘭斯基創作，他們也是這部滑稽劇的編劇。黛德麗說，她與該劇的明星（以及希弗的妻子）瑪戈·里昂一起完成了二重唱，瑪戈·里昂是一位老牌法國女演員，她讓黛德麗既著迷又害怕。
《穿制服的女孩》（1931）
黛德麗在自己的傳記中強調了她的天真和虔誠，她聲稱她建議把紫羅蘭系在衣服的肩部，完全沒有意識到它們潛藏的酷兒含義，當有些劇評將這一舉動描述為「雌雄同體」時，她感到震驚。黛德麗很快避開了任何與該劇有關的，涉及性的話題，她與斯波蘭斯基在流亡期間開始變得親密，正是她們將該劇第三位表演者奧斯卡·卡爾維斯從納粹德國手中營救了出來。
與其說是回避，不如說魏瑪時期的酷兒電影和黛德麗銀幕外的形象，引起了人們更深層次的共鳴：它不僅是一種頹廢，還是反抗。與馮·斯登堡作品中的淫蕩意味不同，黛德麗暗示，魏瑪共和國塑造了她戰爭時期的作品，從成為讓·迦本等逃離納粹的這幫移民藝術家著名的「德國反納粹」東道主（黛德麗每周都為他們做午餐)，到她公開的美國勞軍組織的歐洲之旅，總之，從1944年到1945年，她經常受到抨擊。
正如女權主義者和同性戀電影批評家B·魯比·瑞奇在1981年指出的那樣，認識《穿制服的女孩》中的反法西斯主義批判傾向，也意味認識這種批判是如何存在于女同性戀者的欲望中的；因此，就像黛德麗魏瑪時期的酷兒電影不僅僅關于流言蜚語和俏皮話，無論它們多么具有吸引力。
正如我在《納粹行為背后的詞語》（A Nazi Word for a Nazi Thing）中探討的那樣，性行為，尤其是酷兒群體，往往被政治所忽視了，而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同性戀的仇視。黛德麗敏銳地認識到，同性戀的歌舞文化正受到威脅，而媒體卻將她的立場解讀為挑逗。
就像《我最好的女朋友》這首歌中「兩個女朋友」之間的雙關語一樣，穿著長褲，參加戴米爾電影首映禮的黛德麗，就像《穿制服的女孩》中，那個穿著長筒襪，為愛表白的女學生。那時的黛德麗正在為自由做一個有遠見的立場：關于這一點，我們還能提出哪些更多的酷兒解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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